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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贾樟柯:行走在断裂中的影像诗人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绿妖
来源:后窗/网易

有个傍晚,在县城旁边农村的村口,天快黑了,但还能看的清人。一个年轻小伙可能刚卖完东西回来,自行车的两个筐是空的,他没骑车,用一只手推着飞快的跑,一边大声唱歌。那种片刻的欢娱,当生命的欢乐在瞬间迸溅,目睹这一幕的贾樟柯再不能忘。

  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路遥的《人生》。它谈的是社会的秩序:“在你懵懂的成长里,当你看到一个小说,谈农村和城市的界限、一个人想到城市里来有多少障碍,他可能会付出道德上的东西,以前你没有发现这种秩序,你觉得每个人的天空是一样的,看了小说你就明白,原来人和人的天空不一样,你知道自己在地球的哪一端,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

  他到现在都喜欢吴宇森的电影,“他的片子里的主人公总在一个巨大的困难里,依靠一个秩序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然后才是他的兄弟之情、伦理之情。”

  秩序和打破秩序,窒息生活下细微人性和卑微的诗意,这是他的世界,冷静且狂热。

“我拍电影只是假装跟他们在一起”

  “前几天看安冬尼奥尼的一个电影,一个人跟妈妈聊天,说:‘我现在熟人越来越多,朋友却越来越少。’我觉得……他说的真好。真的是这样。我特别想回山西住上一段,哪怕见到一个普通的中学同学,但他知道你7岁时是什么样,8岁时是什么,在北京我找不到这样的人。”贾樟柯说话时表情不很多,但声音很有表现力,讲到“他说的真好”,有一瞬间的沉默,安静里是满满的向往,如一个儿童仰望着彩虹。

  “城市的现代化肯定是个潮流,你无法阻挡,但它太残酷,我们的发展不是自然的,是运动,带有极大破坏性,比如街道,我在汾阳已经找不到一条小时侯玩过的街道,都拆掉了,能够负担你记忆的东西都没有了,你很失落,这个过程中,文化发生着断裂。它的力量很大,把很多人都甩在一边。

  我希望传统中一些好的、温暖的东西能留下来,比如承诺、感情,信诺。而我们现在是革命式的,是一夜之间改变所有东西。”

  不管怎样,贾樟柯已经无法回去,回到山西汾阳他生长的土地,回到蹲在大街上吃饭的伙伴中,回到封闭县城的青春里、那些夜夜不睡的期待。跟他一起逃课看港台录象的朋友们都留在了过去,2002年,32岁的贾樟柯站在北京的街头,心里却想着自己断裂了的过去。

  “我现在一年一定会回家两次,春节和8月,春节是走亲戚,夏天就是在朋友家过,今天在这个村子,明天在那个村子,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走在人群里,如果不是衣服的差异,他的方言他的笑容都和旧时伙伴无异。伙伴们知道贾樟柯是个导演,但具体在做什么他们并不清楚,他也不愿意多说。“但我现在很担心,前几天有个中学朋友打电话,说山西什么电视报在介绍我,他们慢慢明白我在干什么,我觉得挺残忍的,干嘛要……当然媒体没有错,但对我来说很残忍,我小心保护的东西^……还是被撕开了。”他不看你,谨慎的选择着用词,极度的冷静让人猜他也有极度的炽烈。

  不必伪善的说他们之间没有距离,只是贾樟柯在小心翼翼的维护着一种假像,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只在这里,在这些底层平庸的人群里,他可以在世界到处走、参加电影节,可是只有回到这个世界,他才能开始光与影的幻想。

  “拍电影只是假装跟他们在一起,拍他们的生活,你觉得也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其实不是,但又能做什么呢?对导演来说,电影都是梦。我拍电影肯定不是为了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给你的梦想,现实给你的触动,现实给你的失意,现实给你的仇恨,现实给你的愤怒——是现实给你的,但给你的那个东西不是现实本身。所以我特别不喜欢“我的摄影机不撒谎”,我们都是撒谎的。”

  谈话被巴西进球的喝彩声打断,他静一刻等轰然过去。他很忍耐,因为已经等了那么久。

  1995年,他开始写《站台》剧本初稿,觉得自己懂得了父亲,后来放映《站台》,在胶片的开头,他打上“献给我的父亲”。“我特别渴望他能跟我说些什么,但他看完就睡了……我知道他内心肯定有剧烈的活动,只是我们已经不习惯交流”。


  《站台》拍摄中,有一幕过场戏,几个人吹笛子拉手风琴,朗诵“风流啊风流”,那个时候,贾樟柯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当年的父亲,“摄影机在转,你看着,好像真的回到了过去,所以就,没有办法控制,任性的一边哭一边拍,大家都吓坏了,摄影师帮我发指令,布好灯,问我要不要拍,我说好。就这样拍下来。”他很自然的说着,好像说的不是自己。是在摄影机后做惯一个旁观者,或者长久的忍耐让他习惯了克制。

“我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因陋就简的幸福’”

   “我觉得流行音乐也算时尚,做头发也算时尚,那个环境太平静了,这些有限的改变,它给人一种假像,好像填平了差距,给人梦想,让人以为分享流行就是分享现代化。特别是80年代,烫一个头发就是现代化,你发现突然一条街的女人都在打戒指,都在穿高跟鞋,大家都很快乐。我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因陋就简的幸福”,觉得挺适合我身边的那个状态。但其实一切都没改变。”被问到时尚,贾樟柯有一点卒不及防的狼狈,一瞬间你忽然看到一个木衲的、沉默的县城孩子的痕迹。当他组织好语言,你发现,他的世界仍然是他镜头下的县城。

  于是他的电影,无论《站台》还是《小武》,从邓丽君到屠洪刚的《霸王别姬》,从《心雨》到《渴望》,大量流行歌曲的出现成为争议。“因为它就是我成长过程中惟一的文化生活啊,当回忆80年代,或者面对县城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避开这样的东西。我想,我听“是否”,和生长在上海的孩子听这首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他来说,它仅仅是一首歌。”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眼泪已干不再流”,当“站台”的尹瑞娟在无人的办公室里随这首歌沉默的跳舞,出外流浪的崔明亮张军在陆续的回家,尹瑞娟准备嫁给自己拒绝过的男人……所有的人都在回头,毫无选择的抛弃曾经梦想,这时,罗大佑的这首歌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像一首情歌。

  这种运用同样被贾樟柯用在《任逍遥》里,他用任贤齐的同名歌作为主题曲。《任逍遥》这部电影里有个真实故事,在东北一个小城市,有个孩子要去抢劫,他知道可能会被打死,想给妈妈写信,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抄了这首歌词在上面。“我看到这个报道,为他这种表达方式吃惊,后来我觉得是里面有句歌词打动了他,肯定是这一句:英雄莫问出身太单薄。”

   “我觉得它是一个双重的信息,年轻人唱给自己是一个自我的鼓励;给别人听是一个愤怒的语言。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因为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

  当你听到任逍遥的这首主题曲,和小武一样,仍然是在歌星的歌声背景里,小人物的声音无力卑微的唱着,而流行歌曲也好,歌星也好,都只是假象。

  2002年,戛纳,“任逍遥”全球首映。

  赵涛站在人群里好奇的东张西望,红地毯周围人山人海,贾樟柯香港、韩国、法国的制片人都去了,剧场上下两层满满都是人,剧组一进去就开始鼓掌,放映完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就在那时,贾樟柯无视一切的流下了眼泪。

  “因为放电影时,我自己看进去了,斌斌是个被解雇的孩子,到处瞎混,想跟女朋友接吻,女朋友忙高考不理他,想去当兵,又被发现是肝炎。影片快结束时,女朋友考上北京高校,他给她买了手机,她想接吻,他拒绝碰她。到最后他被警察抓起来,警察说你给我唱个歌吧,他唱的是“任逍遥”。看到结尾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因为电影是很无力的东西,我拍了,很多人看了,又真的有谁会在意,大家在鼓掌,可是电影中这些人还是这样生活着。”掌声人群中,一种巨大的空虚袭击而来,贾樟柯知道,自己的电影,该有变化了。

  “我有更大的企图心,想拍巴尔扎克小说般全貌式的电影。具体就是一个黑帮片。70年代末,很多从各地回来的知青在待业,每天有大把时间,很多积聚的能量,以街道为区形成派别,打架,这个时间很短,打打杀杀的三年过去,有人成为流氓,有的考大学走了,有的进了工厂成了厂长,命运特别眼花缭乱,差别太大了。”

  他曾经在这样一个团伙里生活过,这些记忆让他变成一个不厌其烦的祥林嫂,因为拍电影的周期很慢,当他非常想拍,又不能开始时,他特别想讲给人听。

  “我有一个朋友,是顶替父母上班,看酒库,晚上上班门一关,喝酒喝死的。它是一个生命很脆弱的征兆,让人在成长过程中,沉甸甸的觉得人生是这样的。我想把朋友留给我的那些都拍出来。有一幕我特别忘不了,”他抬起头,眼睛却不看任何人,“那个喝酒的朋友借我的自行车,一晚上没回来,我着急,到处找,然后别人说他去世了,尸体运了回来。但没人知道自行车在哪儿,我坐了20分钟的长途汽车,到酒厂,找到车,骑回来的路上……我特别痛苦,昨天他还骑着这辆车……我没有办法忘记这一幕,我一定要把它拍出来。(笑,笑自己)所以说到底还是在拍你自己。”

  谈话,由一幕一幕画面、故事、人物构成,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很冷静;他大量抽烟,用一根根“中南海”消耗掉他内心的炽热;大量的沉默,然后突然的笑,嘲讽自己抑或世界,用笑卸去重负,谈话重新开始。一遍遍。

  他的世界是粗糙、贫瘠、残酷并且真实的生活,他剥去繁华让我们看到这些,以及尽管如此也不停止的生命、生命渴望的欢娱。一如眼前这个人,忍耐的等别人说完,马上回到自己的世界,一次次。
“很多东西我不能忘记和原谅”

  “你相信我有仇恨吗?”他忽然问,直接锐利。我不假思索:有!“对,我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东西我不能忘记和原谅。因为这个我可以不停拍电影,但同时它也在损害我的电影。”很长时间的沉默,他忽然笑,说“不知道”,想避开昏暗意识中自己也不明了的那些事。可是我问,我追问那些让人痛苦的仇恨,无意识的泥沼里,它是我们自己都会惧怕的怪兽。

  “比如说我很仇恨两种东西,一种把自己的老家,比如山西、汾阳,描绘成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浪漫的异乡,另一种是拼命洗刷自己的根性,让自己投入现有秩序。你看民国时人们很自然的跟自己的根性保持着联系,而现在人们都不自然,要么拼命洗刷要么拼命诗化。这是让人很痛苦,很不能原谅的事情。”

  不能原谅的事情那么多,于是,只有拼命的说,用文字、用镜头,蘸上仇恨和愤怒。他有强烈的诉说欲,是个天生的导演、作家,或其他注定要向大众说话的那个人。

  贾樟柯在电影学院上学时,一个女同学曾说现在什么世道啊,阿猫阿狗都可以拍电影——在中国,电影是一个神圣的特权,一个非电影圈的人想拍电影,这些刺激的话会不停听到。

  “这还不是最刺激我的,做《小武》后期时,我遇到一个同学,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拍了个东西,16毫米的——在我们那个文化里,材料也是有歧视的,你拍DV他看不起你,拍16毫米也瞧不起,只有35毫米立体声——他说啊,拍了个作业,怎么样啊?我说不怎么样,那时也没做完,心里不是很有底,而且你不能说自己特牛啊,那不有毛病吗?没想到他说:嗳,这就对了,拍一次你就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导演。”

  终于,贾樟柯第一部电影《小武》拍完,从国外拿了八个奖项回来,同时在《南方周末》和其他媒体写大量关于影像权利的文章。“我发现电影是一个特权跟这些话有关系,这个行业神话太过、鬼话太多,可怕的是当一个人拼命挤进这个圈子,他会拼命维护这个秩序,来显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神话,我讨厌这些东西。所以拍完“小武”就写很多东西来说这个事”。

  “这是否也是一种仇恨?”

  “是,要不写那么多废话干嘛,直接拍电影不完了。”他回答,声音有些轻。

  那些文章,在媒体掀起一阵影像的讨论,而写字的这个人,已经回到山西,为第二部电影、《站台》选女主角。

  “我在太原师范学院教书,那天去上课,发现前面一群长头发男人,好象是搞艺术的,同事说他们来挑演员,想看看你的学生。我说好啊,我这里20多名学生个个都漂亮。

  他们去了后学生有点紧张,我就说了一些话让大家放松,其实平时我都不会说这么多。然后自己坐在旁边看她们跳舞。他们看了20多分钟就走了,后来有人说贾樟柯要跟我谈谈,我以为他要挑我的学生,结果他要跟我合作。”赵涛不化妆时像个学生,很单纯。但贾樟柯眼中的她并非如此。

   “选演员时,你能看到她安静的坐在一边,其实她很想让你注意她,但她是很平静的方法,我想这就是一种能力吧。”

  “她内心有很狂野的东西,和她的外表有一个反差。拍《站台》时我看到这一点,但那个角色限制她不能有另外的表演方向,于是《任逍遥》又找她演。”

  赵涛作为非职业演员介入电影,到现在也不很清楚角色和自己的关系,她一直感觉演尹瑞娟,更多是在演自己。

  显然贾樟柯比她自己更清楚她的潜质。“有一场拍两个女孩抽烟,我简单的说,你是从外边进来,进来后想谈张军,然后抽烟,说什么台词你们自己想。开拍,她进来,杨天乙在唱歌,赵涛开口就说:外面在游街,某某要被枪毙了。当时我很震惊:她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她从街上进来,看到人们在游街,她是带着时间、带着遭遇,带着经历,带着一种惊奇进来的,我作为导演都没想到要提醒她。当时我觉得这个女孩了不得,很多演员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一点。”

  拍照时,贾樟柯的平静下有一种冷,冷静、冷漠、冷淡,随摄影师怎么摆角度、改姿势,从哪个角度看,他的平静都没有任何变化。这个时刻的贾樟柯如岩石,是长久的忍耐锻造了这样的恒定,而冷静下,是动荡,是诗人的痛苦。

  “下一步我想在北京、太原、汾阳拍记录片。比如同一个时间,天快黑的时候,7点到8点,我最喜欢那时候的光线。有次,在县城旁边的农村的村口,天快黑了,但还能看的清人。有个年轻小伙子可能刚卖完东西回来,自行车的两个筐空着,他没有骑,用一只手推着自行车飞快的跑,一边大声唱歌。那种欢娱、片刻的欢乐,路上除了我就是他。那个时间很诗意,包括城市里也是这样,我很喜欢地坛那一带,天还没有黑,电车里已经亮了灯,那些面孔非常动人。每个地方的黄昏都不一样,但有一种相似的东西。我很想拍。”

  该如何概括贾樟柯,这个以影像书写生命体验的作者、当下中国冷静的旁观者、用镜头热切诉说的演说家,或者一个诗人,敏感脆弱,并且自尊。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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