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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清谈(三十八)良史的命运——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之死 翦伯赞是辛亥以来中国官方史学家为北方少数民族讲话的第一人,见解很是震聋发聩。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
2007-07-13 12:42
        我敢断定,翦先生在服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的强力安眠药“速可眠”前,其心灵所承受的煎熬程度肯定要超过当年的王国维先生。因为他是和夫人戴淑婉同服“速可眠”自尽的。两个人用同一种方式自尽与一个人自尽比,痛苦程度大概不可以道里计。因为在决定自尽前,两人可能得首先讨论是否必须选择死,可能还得讨论是否必须选择一块死,在这时,是否还有翦老反对夫人同死而夫人坚持同死的争执?这是怎样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要知道这不是讨论人间的其他问题,这是讨论剥夺自己生命的问题。而且要知道翦早就流露过“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这种对“死”的恐惧心理。侯外庐先生说:

  我记得,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还向我披露小孩一样天真的心里话。他说,他怕天黑以后的寂寞,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然而,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在世的最后日子,却被黑暗,被寂寞重压着,过分沉重的压迫着,以至于觉得生不如死……

  事后人们看到:“翦氏夫妇服装整齐地各躺在自己的床上,已安详地离世。”翦先生是在他最不情愿看到的结局中了却一生的。

  侯老还说:翦“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既是勇敢的革命斗士,也热爱生活,天真有如赤子”。而且侯强调,“了解翦伯赞性格中还有天真一面的人”为数不多。如同许多人所看到的,一个“天真有如赤子”、“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极度脆弱的人,所谓“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是也。

  但脆弱与宁折不弯,天真与刚直不阿往往又互为表里。翦老性格中天真脆弱的一面之所以鲜为人知,那是因为被他性格中熠熠生辉的另一面遮掩住了。翦的刚直、风节、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在中国学界是出了名的。刚性太强,韧性乏绝,当重压超出承受力之外时,由脆而碎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笔者曾经说过:翦伯赞留给史学界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他的“良史人格”。唯真是从,正气浩然,是这种人格的特征。而且,此种人格其来久矣。四十年代,面对蒋介石的刀丛箭簇,翦曾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文革”前夕,当他素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时候,他则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当点名批翦的文章“黑云压城城欲摧”时,他自信地表示:“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出后,翦不顾自己处境的险恶,面对《文汇报》记者,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一些人声称“解决刘少奇三五、三六年的问题,翦伯赞是关键”而向他勒取口供时,他直言:“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最后他看出,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屈节。对于一个具有他这种气质、人格与信念的人来说,在二者之间选择什么,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墙倒众人推”。我不知道在所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公诸于天下之后,除翦伯赞外还有几人能够拒绝落井下石。而且今天看来,翦即使落井下石胡乱编造一通苟活下来,历史也会原谅他,就像历史已经原谅了那么多一样。

  翦伯赞的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的轻生。翦伯赞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良史”,他的死可能意味着历时数千年历史学家要为记录历史真实而殉职那样一个漫长岁月的终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可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的史官太多了,以致使许多人把历史看作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随时都可以奸污的“婊子”,所以,“齐太史”的故事传颂不绝。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其意义却乏人深究。宫廷政治、皇权制度的黑幕性必然导致历史纪录的大面积失实。良史的可贵在于:他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历史记载上的体制性失实的状况,但他们的人格却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体制缺陷的惟一可供凭借的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偶尔出现的“良史”们以血作墨,把“据事直书”这个历史撰写的最高法则记录下来。“齐太史”的故事之所以值得珍视,就在于它传递了一种精神薪火,凸现了一种史家的执着追求。

  翦伯赞之死的另一意义可能是再一次向世人提出了良史的命运问题。“历史”赖良史以存,而良史在历史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翦伯赞对这种命运深有体悟,在谈到刘知几时,他悲从中来:“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快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谁人又能想到翦伯赞当年对刘知几命运的慨叹竟成了他自己同样命运的谶言!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良史在历史上的悲剧命运看来根源于“史官”与“史家”双重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体制内的“史官”,他要服从政治权威的支配,接受体制的严厉约束,在划定的圈圈里活动,是非不能“谬于圣人”。作为“史家”,他必须坚持“直笔”,遵守“史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不虚美,不隐恶”,“如实直书”,直面历史真实。在有些情况下,“史官”与“史家”并不存在东风与西风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体制内的“史官”也可以保证史书在一定程度上的“实录”性质。但这必须具有一个前提,当政的必须是一个“良大夫”。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主任,——今天,任何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九品芝麻官”,可是要知道,一九五二年后的北大历史系是原清华、燕京、北大三大历史系调整合并而成。掌握了这个新历史系,就等于控制了旧中国的主流史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史官”位置。翦在起初似乎也安于这个“史官”之位。但到一九五八年后,他原本固有的“史家”气质不断显露出来,“史官”的体制属性与“史家”的民间气质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在是否为“中央专案组”提供证词的问题上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以致于使他不得不死。侯外庐说:翦伯赞是我们这个时代“德才学识四者兼备的良史”。翦伯赞用自己的死证明了自己的最终归属:他和历史上所有的“良史”一样,归根结底是“史家”而非“史官”。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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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乐韵书香 / 灯下清谈(三十八)良史的命运——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之死 翦伯赞是辛亥以来中国官方史学家为北方少数民族讲话的第一人,见解很是震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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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7-13 12:42
            我敢断定,翦先生在服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的强力安眠药“速可眠”前,其心灵所承受的煎熬程度肯定要超过当年的王国维先生。因为他是和夫人戴淑婉同服“速可眠”自尽的。两个人用同一种方式自尽与一个人自尽比,痛苦程度大概不可以道里计。因为在决定自尽前,两人可能得首先讨论是否必须选择死,可能还得讨论是否必须选择一块死,在这时,是否还有翦老反对夫人同死而夫人坚持同死的争执?这是怎样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要知道这不是讨论人间的其他问题,这是讨论剥夺自己生命的问题。而且要知道翦早就流露过“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这种对“死”的恐惧心理。侯外庐先生说:

      我记得,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还向我披露小孩一样天真的心里话。他说,他怕天黑以后的寂寞,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然而,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在世的最后日子,却被黑暗,被寂寞重压着,过分沉重的压迫着,以至于觉得生不如死……

      事后人们看到:“翦氏夫妇服装整齐地各躺在自己的床上,已安详地离世。”翦先生是在他最不情愿看到的结局中了却一生的。

      侯老还说:翦“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既是勇敢的革命斗士,也热爱生活,天真有如赤子”。而且侯强调,“了解翦伯赞性格中还有天真一面的人”为数不多。如同许多人所看到的,一个“天真有如赤子”、“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极度脆弱的人,所谓“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是也。

      但脆弱与宁折不弯,天真与刚直不阿往往又互为表里。翦老性格中天真脆弱的一面之所以鲜为人知,那是因为被他性格中熠熠生辉的另一面遮掩住了。翦的刚直、风节、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在中国学界是出了名的。刚性太强,韧性乏绝,当重压超出承受力之外时,由脆而碎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笔者曾经说过:翦伯赞留给史学界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他的“良史人格”。唯真是从,正气浩然,是这种人格的特征。而且,此种人格其来久矣。四十年代,面对蒋介石的刀丛箭簇,翦曾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文革”前夕,当他素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时候,他则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当点名批翦的文章“黑云压城城欲摧”时,他自信地表示:“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出后,翦不顾自己处境的险恶,面对《文汇报》记者,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一些人声称“解决刘少奇三五、三六年的问题,翦伯赞是关键”而向他勒取口供时,他直言:“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最后他看出,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屈节。对于一个具有他这种气质、人格与信念的人来说,在二者之间选择什么,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墙倒众人推”。我不知道在所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公诸于天下之后,除翦伯赞外还有几人能够拒绝落井下石。而且今天看来,翦即使落井下石胡乱编造一通苟活下来,历史也会原谅他,就像历史已经原谅了那么多一样。

      翦伯赞的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的轻生。翦伯赞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良史”,他的死可能意味着历时数千年历史学家要为记录历史真实而殉职那样一个漫长岁月的终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可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的史官太多了,以致使许多人把历史看作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随时都可以奸污的“婊子”,所以,“齐太史”的故事传颂不绝。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其意义却乏人深究。宫廷政治、皇权制度的黑幕性必然导致历史纪录的大面积失实。良史的可贵在于:他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历史记载上的体制性失实的状况,但他们的人格却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体制缺陷的惟一可供凭借的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偶尔出现的“良史”们以血作墨,把“据事直书”这个历史撰写的最高法则记录下来。“齐太史”的故事之所以值得珍视,就在于它传递了一种精神薪火,凸现了一种史家的执着追求。

      翦伯赞之死的另一意义可能是再一次向世人提出了良史的命运问题。“历史”赖良史以存,而良史在历史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翦伯赞对这种命运深有体悟,在谈到刘知几时,他悲从中来:“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快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谁人又能想到翦伯赞当年对刘知几命运的慨叹竟成了他自己同样命运的谶言!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良史在历史上的悲剧命运看来根源于“史官”与“史家”双重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体制内的“史官”,他要服从政治权威的支配,接受体制的严厉约束,在划定的圈圈里活动,是非不能“谬于圣人”。作为“史家”,他必须坚持“直笔”,遵守“史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不虚美,不隐恶”,“如实直书”,直面历史真实。在有些情况下,“史官”与“史家”并不存在东风与西风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体制内的“史官”也可以保证史书在一定程度上的“实录”性质。但这必须具有一个前提,当政的必须是一个“良大夫”。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主任,——今天,任何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九品芝麻官”,可是要知道,一九五二年后的北大历史系是原清华、燕京、北大三大历史系调整合并而成。掌握了这个新历史系,就等于控制了旧中国的主流史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史官”位置。翦在起初似乎也安于这个“史官”之位。但到一九五八年后,他原本固有的“史家”气质不断显露出来,“史官”的体制属性与“史家”的民间气质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在是否为“中央专案组”提供证词的问题上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以致于使他不得不死。侯外庐说:翦伯赞是我们这个时代“德才学识四者兼备的良史”。翦伯赞用自己的死证明了自己的最终归属:他和历史上所有的“良史”一样,归根结底是“史家”而非“史官”。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爱中国的人们可读读翦伯赞的历史著作,他的中国辽阔得无人能比。
    • 有意思,里面提到了“王国维”,不知道楼主对这位殉清的汉族“官僚”是怎么看的?
      • 王国维殉的是现实,清已经天衣无缝的和中国的封建大一统结合在一起。留着,中国积弱,推翻,天下大乱。
    •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夫妻一起自杀的何止1000人?傅雷夫妻两个。更让人痛心的是,梵高的耳朵数次表达过:“文革的知识分子都是自取其辱,活该”,ROLIA的一些观点是丧尽天良。
      我是从来不改变自己的立场。

      一旦发现ROLIA哪个观点是喜欢纳粹和赞美共产党独裁政府,我是口诛笔伐,从不放弃。当然是 只抨击看法和观点,不攻击个人隐私。

      当然,有的人是从学术角度分析共产主义,分析纳粹的哲学起源,学术上的讨论可以接受。比如共产主义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资本论开始的,纳粹是从叔本华和尼采开始的。纯粹学术探讨是另外的话题。
      • 有极少一部分是“自取其辱”,比如“储安平”等人,自己亲口说的“国民党自由多和少,共产党自由有和无”。却最后决定留在大陆,如果他是精神正常,那只能用自取其辱来解释了
        • 要是放大500年,你注意一下。启蒙的学者不少,徐光启,顾炎武,徐继畲。但是中国民族喜欢把这些最优秀的学者迫害和砍头。这种现象世界罕见啊。好像伊斯兰文明也有这个类似现象。
          中国好容易在民国时期积累了一些文化和优秀的学者。遗憾的是,这些优秀的学者一个不剩,在文革期间肉体全部被杀,没有被杀掉的精神也被阉割了。

          好像王朔说过:“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有三种命运:不做奴隶,被杀;做奴隶,象牲口一样活下来;做奴隶,仍然被杀”。

          俄罗斯民族算是西方文明中一个比较差的民族了,希特勒定义中的第三类白人。

          即使如此,12月革命党,大量的文学反思作品和音乐作品,即使是最残暴的斯大林统治期间,俄罗斯的艺术文明还是没有中断。比如,俄罗斯的芭蕾艺术等专业,即使是在共产主义暴虐的苏联,在欧洲一直也是前10名。而且,前苏联的“暴虐”,也不是很残忍,因为赫鲁晓夫平反和反思的速度也很快。苏联共产党对人民的“欠账”不太多,这也是苏联可以不流血的解体的原因。

          从世界范围内比来比去,中国人喜欢杀本国的优秀人才的这种传统确实是独一无二。
    • 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楼主(和主贴无关),你对诺门槛那场战役是怎么看的?当年是日本人帮着满洲人打击由苏俄作后盾的蒙古人,而且日满联军战绩并不算坏
      • 日满联军战绩并不坏吗?军国主义的坏处就是把国家做为战争机器,而不是把战争做为取得和平的手段。--这就是我对诺门汗战役的认识。日本、一战二战时的德国、古代的铁木尔帝国就是军国主义国家。如果日本当初不是军国主义,如今的中国一定是个虚君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这个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两岸、南北韩、日本。议会制。虚位皇帝是天皇,东北地区的虚位藩王是爱心聚落家,中国本部把曲阜孔家抬到惊人的高度,内蒙的藩王是德王家,新疆是蒙古哈萨克维吾尔的伯克、西藏青海是达赖和班禅。这些贵族会越来越不重要,各族越来越平等。
          • 假设条件是当初日本愤青不成为军阀。所以愤青误国误民。所有人都要努力把愤青改造成理智的睿智的人。
            • 偶然历史事件可以假设,涉及到文化和思维的东西不能假设。呵呵。日本从三县有朋,伊藤博文就开始的天皇制,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变革。日本一直缺乏战略思维,也缺乏良好的文明积累和沉淀。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有时候看日本的历史,深深的感慨。

              政治文明,社会,文化等比较,日本已经是比中国要先进100多年了。竟然在二战中犯了这么多的战略上的低级错误。日本要是有一点点的战略头脑,哪怕是石原,山本这些有点头脑,神经正常的人执掌政权也可以。

              如果日本在二战期间能冷静的分析,接受美国的建议。至少今天的满洲国仍然是日本的。美国当时不想和日本翻脸,美国尊重日本从中日甲午到日俄战争的努力,已经决定让日本一直占领满洲国和朝鲜了。现在看也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日本这个国家被愤青掌握,天皇也没什么办法。比如被松冈洋有和一大堆白痴少壮派军官左右。日本想要蛇吞象,日本妄图占领整个中国,印支那,野心太大。然后就是灾难性的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中途岛,各个战役不谈了,因为日本战略已经失误了,战术肯定是一败涂地。

              哪怕继续假设,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想法和欧盟类似。就算这个是合理的。但是,亚洲的各个国家的政治文明根本没有发展到欧洲那个地步。

              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太超前,类似孙中山和秦始皇谈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根本不切合实际。

              欧盟的政治基础是经过上千年的熏陶,从奥古斯丁的基督,法国皇帝卡罗琳普及拉丁文和经院学派的哲学,后面的神圣罗马帝国等,更不用说文艺复兴和英国法国的伟人开创的三权分立了。欧盟能成立是因为他们国家在人权,基本思想,宗教上有共同的见解和基础。即使今天,土耳其想加入欧盟也很难很难,因为欧盟很难接受不同的宗教理念。

              别看今天欧盟欠账几十万亿,这些不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欧盟有强大的文化支持和动力。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把愤青改造成理智的睿智的人".你注意一下ROLIA。这里的中国人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了,即使如此,也时不时冒出来那些和“义和团”类似的见解。改造愤青是不可能的。思维模式从11-18岁已经定型了。无法改变。
          • 把战争做为取得和平的手段? 把战争打到别的国家去,为的是哪门子和平?
            • 在古代,势力范围大于国家。
              • 时间也是一个维度,谈历史不讲究时代不行。我们的祖先还吃人呢,放在现代是不可饶恕的,人吃人很容易传染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