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当蒙古侵入中国的时候,也正是欧洲发生大变动的时候。自西罗以帝国灭亡后,伟大的新时代产生了,文化的改进,商业的繁荣,影响及于东方,于是商人们欢喜到中国来,引起了罗马教徒传教东方的热忱,便在西亚细亚设立了传教的分所。当时有二个新兴的宗派:一名方济名派(Franciscus)一名多明尼派(Donlinicus)圣方济各是死在三二六年的,他曾经传道给埃及人,并且到过圣地。多明尼很想联合全世界传教工作,使罗马各教派都隶属于正宗天主教。当蒙古军队快速度发展的时候,欧洲人很受到他的威胁,教皇依诺增德四世(Innocent IV)派遣专使,赴蒙古探访,这个专使,就是方济各派的修士,名叫乔伐尼比亚诺贾比内(Giovani da Piano di Carpino),他是意大利人,是方济各的弟子,在一二四五年由昂(Lyons)出发,次年七月才到蒙古都城喀拉库伦(Karakorum ),朝见新君定宗贵由,呈递教皇文书,十一月间得了定宗回书回欧,于一二四七年到了法国,报告教皇。
三四八年因法王得到蒙古长官阿尔及吉台(Aljigidai)所差来两个景教徒的报告,知道定宗皇帝和他的母亲,都信了天主教。就派遣多明尼派的法国人,名叫安德肋龙汝模(Andre de Longjumean),带了另外两个多明尼派修士,于一二四九年从西泼鲁斯(cyPrus)动身,次年到了蒙古,可惜定宗已于上一年去世了,仅取得皇后兀立海迷失(Ogul Gaimish)的回书。此后教廷与蒙古问的使节往还,固非一次,而从这些使者的报告中,得知有许多聂派的景教徒改信了天主教,并且知道天主教在东方一天发达一天。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马哥孛罗的父亲和叔父回去向教皇要求派科学家和宗教师一百人来中国,结果,因着战争阻碍,那将来中国的多明尼派教士,中途折回,只剩马哥孛罗父子二人回到中国。马哥寺罗在中国住了多年,帮助了忽必烈许多事体,他也曾游历过中国许多地方,著成世界闻名的一部游记(已经译成中文),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
在这个时期里,与天主教在中国工作上关系最大的人,莫如那个约翰蒙高未诺(John ofMontecorvino)了。他是方济各派的意籍教士,在一二九四年奉教皇派遣,来到中国的京都北平,得着新皇帝元成宗铁木耳的欢迎,他就开始在中国做传教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他劝化了一个景教徒高唐王阔里吉思信教,这位高唐王为了纪念教士的缘故,替他自己的儿子题名叫约翰。他在景教徒的反对情形之下,创建三座教堂于北平--从一二九八至一三一八年间--当一三○五那一年,替六百人施洗。又曾招收了一百五十个外教人家的男孩--七岁至十一岁--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学习拉丁文和教会礼节,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唱经班和歌咏队,用蒙古文译出许多经文和歌词,一部分学习成功的,便在礼拜时帮助崇拜的仪式,每逢礼拜,甚至在皇帝宫里也听到他们的歌唱声音。那个高唐王,也在教堂里担任些职务。高唐王阔里吉思更领导了他的人民信奉天主教。他死之后,他的兄弟把这些人民带回到绥远东南部自己的封地,所以约翰常常去看他们,因此对于那地方的语言文字,都很熟悉了,把新约与诗篇翻译成这种文字,他的工作范围便日愈扩大了。
约翰虽只是有五十八岁的人,但他的形状却已经很老了。因为有十二年之外,没有得到一些教皇的消息。十年以来,只有他独个儿主持这样的繁剧,到一三○三年方有一位德国教士亚诺尔德普洛尼(Arnold of Cologne)来和他同工,但也只有大约两年工夫。
一三二二年,有一位意籍方济各派教士名和德理(Friar odorac of Pordenone)到了中国,在泉州登陆,后来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扬州,临津,济甯,沿着黄河,到了北平,一路上考察各该地教会情形,在北平耽搁大约有三年之外--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八--劝化了许多人信奉天主教。一三二八年才由西北经陕西,四川,西藏,巴大格山,波斯,亚美尼来,回到意大利,原期请求教皇派遣五十个教士,同来中国传教,不意在到达意大利的次年--一三三一年--即逝世了。
一三一八年泉州主教日辣多逝世,由贝来格理诺继任,五年后又逝世了,再由安德肋继任,在他的任内,又建造起一座教堂与一座较大的修道院,建筑刚完成,他也在一三二六年病故,便没有人继续他的职位。一三二八年北平总主教也去世了。他在中国做了三十年工作,在中国的首都建立起天主教的事业,他那种勇敢有毅力的精神,实在给予当时的影响不少,可以算得元朝天主教中的伟人,可是从他死了以后,得不到一个相当继任的人。教皇曾派遣了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哥拉司(Nicholas),不幸中途死了,没有到任,所以蒙古皇帝派了大使和十五个教会代表,去请求教皇派遣继任的人。信里面写着这样恳切的话:
『自约翰死后,中国教会缺少了一个精神上的领袖,需要派一个继续的人。』结果,教皇派来了一个名叫马利诺利(John of Marignolli)于一三四二年来到中国北平,他穿着很庄严的祭服,在盛大的仪式中朝觐中国皇帝元顺帝,并且把教皇所赠送的战马和礼物书信献上,颇得皇帝的欢喜。但他鉴于中国那时的政潮险恶,逆料元朝的命运不久,大乱即将发生,于一三四五年决计回欧,虽经元帝恳切挽留,亦置之不顾。他取道马刺甲,锡兰,耶路撒冷,等地,于一三五二年到达亚味浓(Avignin)向教皇陈说有继续派遣教士至中国的必要。虽然后来曾经先后派过三个人:--一名多默(Tomasso)一三六二年,一名伯拉多(Prao)一三七○年,一名加布阿(CaPua)一四二六年,都没有到任,所以天主教在中国便无形的停顿了。
〖 三 元朝基督教的灭亡 〗
元朝借武力所造成的国家,不到一百年,便被中国人把他们驱回蒙古去。同时,在中亚细亚等地也被回教所占领,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着阻得。不但元朝的国运从此告终,即将近百年惨淡经营的基督教,也受了致命的打击。
原来罗马教皇很想把中国天主教的工作,继续地保存下去,他在一三七○年以后派了许多主教,像考斯米萨来亚(Cosme Sarai)没有到任;威廉伯拉多(William of Prato)带着许多同伴,也不知下落,佛兰西斯波多(Francis of Pedio)带了十二个同伴,也失了踪。还有十个北京主教的名字,最后一个,在一四七五年被土耳其人捉去,监禁了七年,释出后不久就死了。其他有北京主教的头衔的,大都是有名而无实,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到中国任职。所以天主教在这时候,便无法继续。关于这一代天主教在中国的成绩,也难加以考证。根据一部分不很确实的报告,说归化天主教的有三万人,不过这些人,不都是汉族人,以阿兰人及蒙古人居多。可见得当时民众,对于天主教,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模勒氏(A.C.Moule)在一五五○年前的中国耶稣信友一书中这样说:
『古代和中古时代中国信徒的故事,并不是天主教的教会在中国开始成立的故事,却多少在名义上或是在实际上,是信奉耶稣的外国人,在中国久居,或是暂居的记载。』他又根据古经上题着的文字,都是拉丁波斯及回文,而没有中国字,断定德主教约翰所施洗的外教人,都是中亚细亚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汉人。那些方济各派的教士,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可以做我们考证的却是很少。只有现在保存在意大利弗劳伦斯老楞佐图画馆中的一本拉丁文圣经,这本圣经,是由于耶稣会修士柏应理(Couplet)在江苏常州地方一个外教人家里得着的,据说这是他家的祖先从元朝传下来的。最近德礼贤氏(M.D'Elia)寻获一只十四世纪的天主教圣爵。
在景教方面,我们从元朝文告中,见到一件重大的故事,就是也里可温同佛道的争端。至元辨伪录所记:
『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八十七所引)『弥失诃』指景教,『达失蛮』指回教,这一番话,出于佛教徒排斥他教的口吻,也可以见得当时各教互争地位的情形。我们又从元典章里见有一道咨文,大致是说: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书,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理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录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讫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录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录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见元典章卷三十三)这道教呈控里的重要理由,一为也里可温将法录先生诱化,所谓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认为是侵夺管领之权。一为祝圣祈祷时的班次,列在佛道之前,甚至将法录先生殴打。这可以想见当时也里可温的兴盛,乃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挤。实际上当时景教徒的行为,的确也有许多可以非议的地方,在来德理(K.S.Latourette)著中国基督教史里这样说:
『景教徒是不是可以称为基督徒的,是很难说。有一个名威廉罗伯莱克(William of Rubruck)的,在中国边境遇到几个景教徒,他们念起经来,果然同欧洲的僧侣一样,但是他们大都是醉汉,多妻的,盘剥重利的人。』
这未始不可以说是景教内部的腐化,足以招致外来的排挤。再看镇江的十字寺,被佛教没收改作金山寺院的一次交涉,也里可温实遭受一次很大的打击。原来这寺本来是由佛教金山寺改建的:金山寺是晋朝建武时建立的,初名泽心,后来梁天监在这寺内举行水陆道场,宋大中祥符时改名龙游,到元朝至元十六年,马薛里吉思做镇江副达鲁花赤,始改建为十字寺,到二十八年,复被收为金山寺院,归佛教所有。这是根据赵孟淆的按语的,赵孟淆曾为该寺撰碑,其碑文有云:
『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寺院,命臣赵孟淆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云云。』(见至顺镇江志卷十)同时,潘昂霄也奉旨撰碑,有大旨相同的话。镇江景教受此打击以后,其势力日就衰微,而渐至灭亡。所以总景教灭亡之原因,除了受着异教的压迫以外,还有自身内部的问题,在四大危急时期中说:
『中国景教徒为数颇众,大半系蒙古人,非中国人,威廉伯罗鲁克来华,即在中亚传道,与中亚景教接触,评其缺乏知识。......设此两派耶教,均以基督为法,互相敬爱,则耶教在华在亚之发展,必无限量也。总主教约翰初居北京宁夏时,景教徒极力反对,是以两方互仇,不能协力同心。』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两派互相倾轧,使佛道二教坐收渔人之利,是不足为怪的。
末了:我们要问为什么元朝基督教会和唐朝景教一样的失败,为什么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会这样小?实在的原因如何?我们不能知道。但是元朝比唐朝的情形,更觉得困难,是无可否认的。元朝是挟带了蒙古民族习惯来统治中国,处处与汉人显得异样,也许汉族人民的民族思想?对于蒙古民族有些岐视,所以蒙古皇帝与长官所热烈提倡的基督教,汉人对之,格外冷淡。尤其在唐朝与无朝的两时期中,基督教的活动,都在君王与贵族之间,与普通的平民阶级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君王的势力一倒,基督教也随着消灭。等到汉族人起来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把他们驱逐出长城以外,盛极一时的基督教,也就没有站足之处了。本来与基督教站在对立地位的儒释道三教,彷佛得了一个报复的机会,也在这种变动之中发展其排挤的一部分力量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三四八年因法王得到蒙古长官阿尔及吉台(Aljigidai)所差来两个景教徒的报告,知道定宗皇帝和他的母亲,都信了天主教。就派遣多明尼派的法国人,名叫安德肋龙汝模(Andre de Longjumean),带了另外两个多明尼派修士,于一二四九年从西泼鲁斯(cyPrus)动身,次年到了蒙古,可惜定宗已于上一年去世了,仅取得皇后兀立海迷失(Ogul Gaimish)的回书。此后教廷与蒙古问的使节往还,固非一次,而从这些使者的报告中,得知有许多聂派的景教徒改信了天主教,并且知道天主教在东方一天发达一天。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马哥孛罗的父亲和叔父回去向教皇要求派科学家和宗教师一百人来中国,结果,因着战争阻碍,那将来中国的多明尼派教士,中途折回,只剩马哥孛罗父子二人回到中国。马哥寺罗在中国住了多年,帮助了忽必烈许多事体,他也曾游历过中国许多地方,著成世界闻名的一部游记(已经译成中文),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
在这个时期里,与天主教在中国工作上关系最大的人,莫如那个约翰蒙高未诺(John ofMontecorvino)了。他是方济各派的意籍教士,在一二九四年奉教皇派遣,来到中国的京都北平,得着新皇帝元成宗铁木耳的欢迎,他就开始在中国做传教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他劝化了一个景教徒高唐王阔里吉思信教,这位高唐王为了纪念教士的缘故,替他自己的儿子题名叫约翰。他在景教徒的反对情形之下,创建三座教堂于北平--从一二九八至一三一八年间--当一三○五那一年,替六百人施洗。又曾招收了一百五十个外教人家的男孩--七岁至十一岁--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学习拉丁文和教会礼节,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唱经班和歌咏队,用蒙古文译出许多经文和歌词,一部分学习成功的,便在礼拜时帮助崇拜的仪式,每逢礼拜,甚至在皇帝宫里也听到他们的歌唱声音。那个高唐王,也在教堂里担任些职务。高唐王阔里吉思更领导了他的人民信奉天主教。他死之后,他的兄弟把这些人民带回到绥远东南部自己的封地,所以约翰常常去看他们,因此对于那地方的语言文字,都很熟悉了,把新约与诗篇翻译成这种文字,他的工作范围便日愈扩大了。
约翰虽只是有五十八岁的人,但他的形状却已经很老了。因为有十二年之外,没有得到一些教皇的消息。十年以来,只有他独个儿主持这样的繁剧,到一三○三年方有一位德国教士亚诺尔德普洛尼(Arnold of Cologne)来和他同工,但也只有大约两年工夫。
一三二二年,有一位意籍方济各派教士名和德理(Friar odorac of Pordenone)到了中国,在泉州登陆,后来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扬州,临津,济甯,沿着黄河,到了北平,一路上考察各该地教会情形,在北平耽搁大约有三年之外--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八--劝化了许多人信奉天主教。一三二八年才由西北经陕西,四川,西藏,巴大格山,波斯,亚美尼来,回到意大利,原期请求教皇派遣五十个教士,同来中国传教,不意在到达意大利的次年--一三三一年--即逝世了。
一三一八年泉州主教日辣多逝世,由贝来格理诺继任,五年后又逝世了,再由安德肋继任,在他的任内,又建造起一座教堂与一座较大的修道院,建筑刚完成,他也在一三二六年病故,便没有人继续他的职位。一三二八年北平总主教也去世了。他在中国做了三十年工作,在中国的首都建立起天主教的事业,他那种勇敢有毅力的精神,实在给予当时的影响不少,可以算得元朝天主教中的伟人,可是从他死了以后,得不到一个相当继任的人。教皇曾派遣了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哥拉司(Nicholas),不幸中途死了,没有到任,所以蒙古皇帝派了大使和十五个教会代表,去请求教皇派遣继任的人。信里面写着这样恳切的话:
『自约翰死后,中国教会缺少了一个精神上的领袖,需要派一个继续的人。』结果,教皇派来了一个名叫马利诺利(John of Marignolli)于一三四二年来到中国北平,他穿着很庄严的祭服,在盛大的仪式中朝觐中国皇帝元顺帝,并且把教皇所赠送的战马和礼物书信献上,颇得皇帝的欢喜。但他鉴于中国那时的政潮险恶,逆料元朝的命运不久,大乱即将发生,于一三四五年决计回欧,虽经元帝恳切挽留,亦置之不顾。他取道马刺甲,锡兰,耶路撒冷,等地,于一三五二年到达亚味浓(Avignin)向教皇陈说有继续派遣教士至中国的必要。虽然后来曾经先后派过三个人:--一名多默(Tomasso)一三六二年,一名伯拉多(Prao)一三七○年,一名加布阿(CaPua)一四二六年,都没有到任,所以天主教在中国便无形的停顿了。
〖 三 元朝基督教的灭亡 〗
元朝借武力所造成的国家,不到一百年,便被中国人把他们驱回蒙古去。同时,在中亚细亚等地也被回教所占领,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着阻得。不但元朝的国运从此告终,即将近百年惨淡经营的基督教,也受了致命的打击。
原来罗马教皇很想把中国天主教的工作,继续地保存下去,他在一三七○年以后派了许多主教,像考斯米萨来亚(Cosme Sarai)没有到任;威廉伯拉多(William of Prato)带着许多同伴,也不知下落,佛兰西斯波多(Francis of Pedio)带了十二个同伴,也失了踪。还有十个北京主教的名字,最后一个,在一四七五年被土耳其人捉去,监禁了七年,释出后不久就死了。其他有北京主教的头衔的,大都是有名而无实,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到中国任职。所以天主教在这时候,便无法继续。关于这一代天主教在中国的成绩,也难加以考证。根据一部分不很确实的报告,说归化天主教的有三万人,不过这些人,不都是汉族人,以阿兰人及蒙古人居多。可见得当时民众,对于天主教,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模勒氏(A.C.Moule)在一五五○年前的中国耶稣信友一书中这样说:
『古代和中古时代中国信徒的故事,并不是天主教的教会在中国开始成立的故事,却多少在名义上或是在实际上,是信奉耶稣的外国人,在中国久居,或是暂居的记载。』他又根据古经上题着的文字,都是拉丁波斯及回文,而没有中国字,断定德主教约翰所施洗的外教人,都是中亚细亚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汉人。那些方济各派的教士,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可以做我们考证的却是很少。只有现在保存在意大利弗劳伦斯老楞佐图画馆中的一本拉丁文圣经,这本圣经,是由于耶稣会修士柏应理(Couplet)在江苏常州地方一个外教人家里得着的,据说这是他家的祖先从元朝传下来的。最近德礼贤氏(M.D'Elia)寻获一只十四世纪的天主教圣爵。
在景教方面,我们从元朝文告中,见到一件重大的故事,就是也里可温同佛道的争端。至元辨伪录所记:
『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八十七所引)『弥失诃』指景教,『达失蛮』指回教,这一番话,出于佛教徒排斥他教的口吻,也可以见得当时各教互争地位的情形。我们又从元典章里见有一道咨文,大致是说: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书,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理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录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讫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录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录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见元典章卷三十三)这道教呈控里的重要理由,一为也里可温将法录先生诱化,所谓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认为是侵夺管领之权。一为祝圣祈祷时的班次,列在佛道之前,甚至将法录先生殴打。这可以想见当时也里可温的兴盛,乃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挤。实际上当时景教徒的行为,的确也有许多可以非议的地方,在来德理(K.S.Latourette)著中国基督教史里这样说:
『景教徒是不是可以称为基督徒的,是很难说。有一个名威廉罗伯莱克(William of Rubruck)的,在中国边境遇到几个景教徒,他们念起经来,果然同欧洲的僧侣一样,但是他们大都是醉汉,多妻的,盘剥重利的人。』
这未始不可以说是景教内部的腐化,足以招致外来的排挤。再看镇江的十字寺,被佛教没收改作金山寺院的一次交涉,也里可温实遭受一次很大的打击。原来这寺本来是由佛教金山寺改建的:金山寺是晋朝建武时建立的,初名泽心,后来梁天监在这寺内举行水陆道场,宋大中祥符时改名龙游,到元朝至元十六年,马薛里吉思做镇江副达鲁花赤,始改建为十字寺,到二十八年,复被收为金山寺院,归佛教所有。这是根据赵孟淆的按语的,赵孟淆曾为该寺撰碑,其碑文有云:
『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寺院,命臣赵孟淆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云云。』(见至顺镇江志卷十)同时,潘昂霄也奉旨撰碑,有大旨相同的话。镇江景教受此打击以后,其势力日就衰微,而渐至灭亡。所以总景教灭亡之原因,除了受着异教的压迫以外,还有自身内部的问题,在四大危急时期中说:
『中国景教徒为数颇众,大半系蒙古人,非中国人,威廉伯罗鲁克来华,即在中亚传道,与中亚景教接触,评其缺乏知识。......设此两派耶教,均以基督为法,互相敬爱,则耶教在华在亚之发展,必无限量也。总主教约翰初居北京宁夏时,景教徒极力反对,是以两方互仇,不能协力同心。』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两派互相倾轧,使佛道二教坐收渔人之利,是不足为怪的。
末了:我们要问为什么元朝基督教会和唐朝景教一样的失败,为什么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会这样小?实在的原因如何?我们不能知道。但是元朝比唐朝的情形,更觉得困难,是无可否认的。元朝是挟带了蒙古民族习惯来统治中国,处处与汉人显得异样,也许汉族人民的民族思想?对于蒙古民族有些岐视,所以蒙古皇帝与长官所热烈提倡的基督教,汉人对之,格外冷淡。尤其在唐朝与无朝的两时期中,基督教的活动,都在君王与贵族之间,与普通的平民阶级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君王的势力一倒,基督教也随着消灭。等到汉族人起来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把他们驱逐出长城以外,盛极一时的基督教,也就没有站足之处了。本来与基督教站在对立地位的儒释道三教,彷佛得了一个报复的机会,也在这种变动之中发展其排挤的一部分力量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