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聂斯脱里派景教在唐朝以后?不但在美索不达米亚,中亚细亚及蒙古境内,没朋绝迹,甚至连中国疆域以内的景教团体还有存在,已见上述。最近麦克纳中国基督教四大危急时期的演说中,在叙述景教之后,又说:
『基督教在中国本部,未及推广,其在中亚,则继续传布,在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时,东方基督教日渐来华,重整旗鼓。』相传成吉思汗为他儿子娶了开尔脱(Kerart)部的公主为妻,这公主是个景教徒,所以在他的营内也有个景教寺。开尔脱的景教徒,都占有相当的权势,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在黄河北面河套的地方,所以在忽必烈入主中国复兴起来,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景教这个名称,在元朝的历史中,却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也里可温』。『也理可温』是蒙古语的的译音,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缘人,或即『奉福音人』。多桑谓蒙古人呼基督徒为Arcoun,唐朝传景教之大德阿罗本,或即『也里可温』的古音。多桑译著旭烈兀传:
『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始不解所谓,继知阿刺伯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
但也里可温究竟是那一派的基督教呢?是聂斯脱里派的景教呢,还是佛兰西斯派的天主教呢?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中元世各教名考曾经这样说:
「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洪钧之分不清楚也里可温是天主教,抑是景教,是很难怪的,因为那时侯所称的也里可温,正象现在人称基督教一样普通,变为任何派别不同的总名称。其实在镇江等地的也里可温,还是景教一派。从至顺镇江志考证,知道有一位也里可温教徒叫马薛里吉思,他做了镇江的副达鲁花赤,在一二七八至一二八二年间,在城内外兴建了景教寺院六所,又在杭州建寺一所,其热心宗教的情形,可以从梁相记中见之:
『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闻其所谓教者,......今马薛里
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侣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极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雍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刺大兴国寺,次得西津坚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刺云山寺,都打吾见忽木刺聚明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开沙建打雷忽木刺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芦桥门建样宜忽木刺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于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在镇江五年,连兴士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见大兴国寺记)我们在这一段文中,不但可以知道镇江也里可温的创始,与马薛里吉思的舍宅建寺情形,而且知道当时的也里可温就是唐朝的景教。在马氏兴建七寺的时候,正元世祖入主中国之始,仅仅镇江一地,已有那样伟大的建设,其他亦可想而知。关于镇江一隅的事实,后来在马哥孛罗的游记中,亦曾提到:
『镇江府有景教礼拜堂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马薛里吉思者为其地长官。寺即其所建。」这明明说镇江的教堂,乃是景教寺院,清朝俞曲园序杨文杰东城记余说道:
『余读其中大普兴寺一条,称其奉也里可温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师麻也里牙之灵迹,上下四方以是为准,与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说相同。』(见春在堂杂文)当时景教在中国的复兴,不下于唐朝,几乎弥漫到各地,固不独在镇江杭州之有景教寺院,一般人所以只提到镇江杭州,乃因镇江大兴国寺碑文独得保存在至顺镇江志中的缘故。假若我们看一看元朝的官制,根据元通制条格僧道词讼门的一条记载: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为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等,开读了圣旨的上头,奉圣旨教俺兴御史台集贤院祟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么道,圣旨有来,御史台集贤院祟福司来省里一处商量来,崇福司官说:杨暗普奏也里可温教祟福司管时分,我听得道来,这勾当是大勾当,不会与省台一处商量,省台必同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这事断难行。』
宣政院是管释教的,集贤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乃是管也里可温的。当时杨暗普做江南释教总统,崇福司就根据他的奏章提出这番意见,以为也里可温所犯的勾当既这样多,就是有一百个官员,也管不了许多,可见也里可温人数之多了。再从至顺镇江志户口调查.寓户三千八百四十五之中,有也里可温二十三户,一万零五百五十五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温一百零六人,二千九百四十八单身人之中,有也里可温一百零九人。从镇江一区而论,平均一百六十七户中,有一户是也里可温,六十三人中,有一个也里可温人。无怪这个崇福司官要着急了,若再从元史职官列传去看,有许多职官写着也里可温字样的。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南方如广东云南浙江......等地,皆有也里可温散居着。有也里可温驻居的地方,当然有礼拜寺及崇福司官在管理。元史顺帝纪,说到别吉太后之丧,有下列的话:
『后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云云。」甘州有十字寺,马哥孛罗也提及过
『甘州者......其地基督教徒,于城中建大礼拜寺二所。』
别吉太后是个基督徒,所以奉安在甘州十字寺中,文苑记也有『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壮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的话。这不独可以知道别吉太后是基督徒,更足以证明也里可温教的普遍全国了。在元史中所称为也里可温人者,有不少是达官,是孝子,是良医,是学者,是义士,而且他们的名氏,又多与古基督徒相同。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马祖常(见元史卷一四三本)是聂斯脱里望族,他的祖宗都是历代的达官,他会为他的曾祖月合乃做神道碑(见元史卷一三四),可以看出他们是元代大族,并且都是信也里可温的。黄湿曾著马氏世谱,余阙合肥修城记记马氏政绩,都有也里可温字样。
后来更有从地下掘出许多景教的遗迹,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块有十字的石碑,都是这时的遗物。泉州是中国中古时代的通商海口,等于后来的厦门,是唐朝以来一切阿刺伯人及其他外国商人教士们进出的地方,到现在还有许多关于佛教,回教,基督教的遗迹。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几个有十字的墓石,大约也是十二十三世纪的遗物。一九一九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里,又发现了两块刻花的石碑,碑头上都有十字,与泉州出十的石碑相似。此外在新疆蒙古等处,有几个义冢里有十字形的墓碑,大都刻着十三十四世纪的年代。凡此皆足证明元代景教的发达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基督教在中国本部,未及推广,其在中亚,则继续传布,在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时,东方基督教日渐来华,重整旗鼓。』相传成吉思汗为他儿子娶了开尔脱(Kerart)部的公主为妻,这公主是个景教徒,所以在他的营内也有个景教寺。开尔脱的景教徒,都占有相当的权势,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在黄河北面河套的地方,所以在忽必烈入主中国复兴起来,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景教这个名称,在元朝的历史中,却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也里可温』。『也理可温』是蒙古语的的译音,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缘人,或即『奉福音人』。多桑谓蒙古人呼基督徒为Arcoun,唐朝传景教之大德阿罗本,或即『也里可温』的古音。多桑译著旭烈兀传:
『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始不解所谓,继知阿刺伯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
但也里可温究竟是那一派的基督教呢?是聂斯脱里派的景教呢,还是佛兰西斯派的天主教呢?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中元世各教名考曾经这样说:
「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洪钧之分不清楚也里可温是天主教,抑是景教,是很难怪的,因为那时侯所称的也里可温,正象现在人称基督教一样普通,变为任何派别不同的总名称。其实在镇江等地的也里可温,还是景教一派。从至顺镇江志考证,知道有一位也里可温教徒叫马薛里吉思,他做了镇江的副达鲁花赤,在一二七八至一二八二年间,在城内外兴建了景教寺院六所,又在杭州建寺一所,其热心宗教的情形,可以从梁相记中见之:
『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闻其所谓教者,......今马薛里
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侣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极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雍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刺大兴国寺,次得西津坚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刺云山寺,都打吾见忽木刺聚明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开沙建打雷忽木刺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芦桥门建样宜忽木刺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于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在镇江五年,连兴士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见大兴国寺记)我们在这一段文中,不但可以知道镇江也里可温的创始,与马薛里吉思的舍宅建寺情形,而且知道当时的也里可温就是唐朝的景教。在马氏兴建七寺的时候,正元世祖入主中国之始,仅仅镇江一地,已有那样伟大的建设,其他亦可想而知。关于镇江一隅的事实,后来在马哥孛罗的游记中,亦曾提到:
『镇江府有景教礼拜堂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马薛里吉思者为其地长官。寺即其所建。」这明明说镇江的教堂,乃是景教寺院,清朝俞曲园序杨文杰东城记余说道:
『余读其中大普兴寺一条,称其奉也里可温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师麻也里牙之灵迹,上下四方以是为准,与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说相同。』(见春在堂杂文)当时景教在中国的复兴,不下于唐朝,几乎弥漫到各地,固不独在镇江杭州之有景教寺院,一般人所以只提到镇江杭州,乃因镇江大兴国寺碑文独得保存在至顺镇江志中的缘故。假若我们看一看元朝的官制,根据元通制条格僧道词讼门的一条记载: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为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等,开读了圣旨的上头,奉圣旨教俺兴御史台集贤院祟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么道,圣旨有来,御史台集贤院祟福司来省里一处商量来,崇福司官说:杨暗普奏也里可温教祟福司管时分,我听得道来,这勾当是大勾当,不会与省台一处商量,省台必同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这事断难行。』
宣政院是管释教的,集贤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乃是管也里可温的。当时杨暗普做江南释教总统,崇福司就根据他的奏章提出这番意见,以为也里可温所犯的勾当既这样多,就是有一百个官员,也管不了许多,可见也里可温人数之多了。再从至顺镇江志户口调查.寓户三千八百四十五之中,有也里可温二十三户,一万零五百五十五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温一百零六人,二千九百四十八单身人之中,有也里可温一百零九人。从镇江一区而论,平均一百六十七户中,有一户是也里可温,六十三人中,有一个也里可温人。无怪这个崇福司官要着急了,若再从元史职官列传去看,有许多职官写着也里可温字样的。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南方如广东云南浙江......等地,皆有也里可温散居着。有也里可温驻居的地方,当然有礼拜寺及崇福司官在管理。元史顺帝纪,说到别吉太后之丧,有下列的话:
『后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云云。」甘州有十字寺,马哥孛罗也提及过
『甘州者......其地基督教徒,于城中建大礼拜寺二所。』
别吉太后是个基督徒,所以奉安在甘州十字寺中,文苑记也有『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壮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的话。这不独可以知道别吉太后是基督徒,更足以证明也里可温教的普遍全国了。在元史中所称为也里可温人者,有不少是达官,是孝子,是良医,是学者,是义士,而且他们的名氏,又多与古基督徒相同。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马祖常(见元史卷一四三本)是聂斯脱里望族,他的祖宗都是历代的达官,他会为他的曾祖月合乃做神道碑(见元史卷一三四),可以看出他们是元代大族,并且都是信也里可温的。黄湿曾著马氏世谱,余阙合肥修城记记马氏政绩,都有也里可温字样。
后来更有从地下掘出许多景教的遗迹,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块有十字的石碑,都是这时的遗物。泉州是中国中古时代的通商海口,等于后来的厦门,是唐朝以来一切阿刺伯人及其他外国商人教士们进出的地方,到现在还有许多关于佛教,回教,基督教的遗迹。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几个有十字的墓石,大约也是十二十三世纪的遗物。一九一九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里,又发现了两块刻花的石碑,碑头上都有十字,与泉州出十的石碑相似。此外在新疆蒙古等处,有几个义冢里有十字形的墓碑,大都刻着十三十四世纪的年代。凡此皆足证明元代景教的发达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