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作者: 徐仰药 李鸿章与翁同龢，到底谁是国贼？ 5/25/2002 10:53 [Click:390]
李鸿章与翁同龢，到底谁是国贼？
徐仰药
梁任公除了在《李鸿章传》中称李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外，还在论及甲午战事李鸿章的十二大罪状后发了一通感慨，内容如下（译文）：
西方报纸有评论：日本不是和中国在作战，实在是和李鸿章一个人在打仗。君不见各省大吏，只知道划疆自守，好像这是件国家的私事一样，难道有一个官儿给李鸿章筹一分钱的军饷，在其危难之际派出一兵一卒援手相救么？这样说来，日本的确是在和李鸿章一人交战，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你虽然打败了，也是个豪杰呀！
曾任北洋水师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言道：中国取败之道有二大端，一曰无总帅，督，抚各自保封疆，分而不能和；一曰无名将，提，镇各未谙韬略，愚而不能明，值此二端，断难一战。中国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对于行伍出身的鄙视之情可见一斑。因此上，“凡阀阅之子弟，博雅之生徒，尽以入伍为大耻。惟穷无聊赖，游手好闲之辈，始贪其月饷而趋之。”当兵本为吃饱饭，临阵脱逃也自然。难怪湘军淮军的素质一茬不如一茬，募兵制可以让罗马帝国的军事机器生锈，天朝祸乱频仍民生凋敝，虽不乏能臣励精图治，终究难以幸免。
李鸿章当然深知这“断难一战”的道理，但除军制弊端及军事人才匮乏外，军备不足才是他所最为担心的。朝鲜事起，牙山一战失利，李鸿章力主避战求和，上书光绪陈述理由曰：“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后，我军未购一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当时清政府拨给北洋水师的军费预算是每年五百万两，可光绪十四年后怎会未购一船，未添一炮？银子都哪去了呢？
原来一八八九年三月四日光绪亲政，之前的二月二十六日成婚，只结婚一项就耗费白银五百万两，亲政大典当然也须破费一番。而后光绪为让退休后的“皇爸爸”安度晚年，决定把清漪园修葺一新，供慈禧居住，预计耗资三千万两，钱从哪来？当然是朝执掌户部财权的恩师翁同龢要。翁乃两朝帝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宰相首辅，非他莫属。翁同龢初掌户不久即遇到财政危机，币值改革受挫，收支调配捉襟见肘，但皇帝的用度可一分也不能少，这取舍的权力自然在翁的掌握之中。
李鸿章是平发捻起的家，从外国雇佣军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知道了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之后大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并独具慧眼地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将是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于是兴建北洋水师来遏制日本。李鸿章的设想是“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券。中国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必服。”一八八三年，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遥戈于日本海”，并在日本的“盛邀”之下，停泊于日本海岸。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舰视察，竟然“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者良久。”
慈禧执政时期，海军军费没歉过一分一毫。光绪秉政后，北洋的好日子算是过到头了。皇帝成家，太后修园，都是名正言顺地刮削，李鸿章心里有气也无处发泄。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户部又突然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舰，机器事，暂停两年，所省银子解部充饷。”海军提督丁汝昌力陈：“我国海军实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李鸿章也亲自出马，奏曰：“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我恐怕这不是慎重海防，激励士气的做法吧！”上谕却回道：“以饷力极拙，仍尊旨照议暂停。”其实饷力都使在了西北的陆军身上，海军当然要饿肚子了。
翁同龢的户部为何要给李鸿章小鞋穿？原因很简单，国恨敌不过家仇，矛盾由来已久。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在太平天国晚期为安徽巡抚，定远被围时弃城逃跑，犯了失守封疆之罪。曾国藩令其戴罪立功，居然又因为失职而激起内部兵变互相残杀，导致寿州失守，罪无可赦，曾国藩只好上奏劾疏，捉刀之人正是李鸿章。劾疏措辞严峻，罪责又赫然难逃，翁父虽是同治皇帝的师傅，太后也无法为其曲予宽待。结果，翁同书被判“斩监候”，翁父情急之下，气绝身亡。皇帝太后以“眷念师谊”为借口，将翁同书从轻发落，充军新疆了事。父死兄徙，全拜李鸿章所赐，翁同龢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终于在军费问题上攥到了李鸿章的七寸。
李鸿章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但翁还不肯善罢甘休。朝鲜事变后，翁和他的学生文廷士，张謇等一干死党又纷纷鼓噪出兵朝鲜，文廷士还让真妃向光绪大吹枕边风，诋毁李鸿章的主和动机是吃了日本人的贿赂。翁的另一位学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回忆，
“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况且我国无论兵器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决定开战啊！翁同龢却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平了多少‘坏人’啊！北洋有陆海军，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
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明知技不如人还硬上，岂能有胜利的希望？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大敌当前，成败之际，宁可国家败亡，也要携嫌报复以私害公，这就是堂堂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所作所为。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述评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某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之战，在他看来，正是所以挫抑之而困顿制的良好机会，又岂能轻易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不是翁同龢所考虑的问题了。”
戊戌变法前的礼部主事，变法开始后因上变法条陈与守旧派发生冲突，导致礼部六堂官全数罢免，并被光绪超拔重用，变法后又被革职查办，查抄家产的著名人物王照。用一首诗表达了他对翁同龢的看法：
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城。
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
诗下有注解（译文）：
“追溯甲午之战前后，翁同龢延揽一帮子文燥书生文廷士，志锐等人，组成清流党，蒙蔽圣聪，多方给李鸿章制造麻烦，军政出于多门，而后战败，又把脏水泼到李鸿章一人头上。李鸿章，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被他们扣上了汉奸的罪名，几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幸亏太后干预，后来还是依靠李鸿章达成了停战求和的结果，收拾了残局。但翁同龢仍然暗中煽风点火，一定要致李鸿章于死地。李鸿章访欧归来，情之所至，到圆明园凭吊，居然被翁同龢说成是“私闯禁地，罪在不赦”，还让皇上发上谕，把一个老骥伏枥的忠臣，斥辱一顿。这件事后来光绪极为后悔。翁同龢死后，有人为之“请恤”，光绪大怒，历数翁同龢误国罪状，头一条就说的是“甲午主战”的事情。当时太后在场，也默然未语。世人都把光绪的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并为一谈，谬矣！”
戊戌变法前一个月，光绪陪慈禧太后去恭亲王家“视疾”。“鬼子六”抱病在床，光绪上前问朝中人物谁可大用。恭王说出两人，一个是李鸿章，另一个是张之洞。光绪大惊，问翁同龢这人如何？恭王听后老泪纵横，言道：“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说罢叫仆人上纸笔，强撑着坐起，哆哆嗦嗦写下八个大字“居心叵测，估势弄权”，算是对翁同龢的人格评价。
无论是甲午主战还是戊戌变法，翁同龢都是以自己的私利为转移，手握权秉，搬弄是非，欺上瞒下，出尔反尔。光绪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终于在变法开始的第五天下定决心，不顾太后的回护，下了罢免翁同龢的圣旨。后人把翁同龢归于帝党行列，实在是大谬不然，想那慈禧老谋深算，怎么会把个外人安排在皇帝的身边，做他的老师呢？翁同龢借《马关条约》签订之机煽动京官上书，打击李鸿章的势力，为此才抬出了康梁，没想到光绪竟然认了真，而变法也居然得到了太后的默许。翁氏感到自己的地位即将受到威胁，于是开始从中作梗，渐渐变成了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光绪忍无可忍，只好把他一脚踢开。圣意虽然难测，但翁老师的注定将被罢免，却在变法之前就已是征兆初现了，这一点翁同龢的日记可以作为明证：
“皇帝命我再去找些康有为的书，并命我写一份书单来递进。我对皇上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
光绪皇帝问：‘为什么？’
我说：‘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
皇上说：‘你在这以前为什么不说这种话？’
我说：‘我最近才看到他的《孔子改制考》，所以才知道了他的为人。’“
第二天光绪再次向翁同龢要康有为的书作，翁同龢面对光绪的一再试探竟然浑然不觉，依旧对康有为大加贬损，引得光绪大怒，从此动了除翁之心。
（注：本文部分观点和译文参考张建伟所著《温故戊戌年》一书。）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李鸿章与翁同龢，到底谁是国贼？
徐仰药
梁任公除了在《李鸿章传》中称李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外，还在论及甲午战事李鸿章的十二大罪状后发了一通感慨，内容如下（译文）：
西方报纸有评论：日本不是和中国在作战，实在是和李鸿章一个人在打仗。君不见各省大吏，只知道划疆自守，好像这是件国家的私事一样，难道有一个官儿给李鸿章筹一分钱的军饷，在其危难之际派出一兵一卒援手相救么？这样说来，日本的确是在和李鸿章一人交战，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你虽然打败了，也是个豪杰呀！
曾任北洋水师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言道：中国取败之道有二大端，一曰无总帅，督，抚各自保封疆，分而不能和；一曰无名将，提，镇各未谙韬略，愚而不能明，值此二端，断难一战。中国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对于行伍出身的鄙视之情可见一斑。因此上，“凡阀阅之子弟，博雅之生徒，尽以入伍为大耻。惟穷无聊赖，游手好闲之辈，始贪其月饷而趋之。”当兵本为吃饱饭，临阵脱逃也自然。难怪湘军淮军的素质一茬不如一茬，募兵制可以让罗马帝国的军事机器生锈，天朝祸乱频仍民生凋敝，虽不乏能臣励精图治，终究难以幸免。
李鸿章当然深知这“断难一战”的道理，但除军制弊端及军事人才匮乏外，军备不足才是他所最为担心的。朝鲜事起，牙山一战失利，李鸿章力主避战求和，上书光绪陈述理由曰：“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后，我军未购一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当时清政府拨给北洋水师的军费预算是每年五百万两，可光绪十四年后怎会未购一船，未添一炮？银子都哪去了呢？
原来一八八九年三月四日光绪亲政，之前的二月二十六日成婚，只结婚一项就耗费白银五百万两，亲政大典当然也须破费一番。而后光绪为让退休后的“皇爸爸”安度晚年，决定把清漪园修葺一新，供慈禧居住，预计耗资三千万两，钱从哪来？当然是朝执掌户部财权的恩师翁同龢要。翁乃两朝帝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宰相首辅，非他莫属。翁同龢初掌户不久即遇到财政危机，币值改革受挫，收支调配捉襟见肘，但皇帝的用度可一分也不能少，这取舍的权力自然在翁的掌握之中。
李鸿章是平发捻起的家，从外国雇佣军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知道了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之后大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并独具慧眼地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将是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于是兴建北洋水师来遏制日本。李鸿章的设想是“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券。中国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必服。”一八八三年，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遥戈于日本海”，并在日本的“盛邀”之下，停泊于日本海岸。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舰视察，竟然“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者良久。”
慈禧执政时期，海军军费没歉过一分一毫。光绪秉政后，北洋的好日子算是过到头了。皇帝成家，太后修园，都是名正言顺地刮削，李鸿章心里有气也无处发泄。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户部又突然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舰，机器事，暂停两年，所省银子解部充饷。”海军提督丁汝昌力陈：“我国海军实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李鸿章也亲自出马，奏曰：“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我恐怕这不是慎重海防，激励士气的做法吧！”上谕却回道：“以饷力极拙，仍尊旨照议暂停。”其实饷力都使在了西北的陆军身上，海军当然要饿肚子了。
翁同龢的户部为何要给李鸿章小鞋穿？原因很简单，国恨敌不过家仇，矛盾由来已久。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在太平天国晚期为安徽巡抚，定远被围时弃城逃跑，犯了失守封疆之罪。曾国藩令其戴罪立功，居然又因为失职而激起内部兵变互相残杀，导致寿州失守，罪无可赦，曾国藩只好上奏劾疏，捉刀之人正是李鸿章。劾疏措辞严峻，罪责又赫然难逃，翁父虽是同治皇帝的师傅，太后也无法为其曲予宽待。结果，翁同书被判“斩监候”，翁父情急之下，气绝身亡。皇帝太后以“眷念师谊”为借口，将翁同书从轻发落，充军新疆了事。父死兄徙，全拜李鸿章所赐，翁同龢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终于在军费问题上攥到了李鸿章的七寸。
李鸿章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但翁还不肯善罢甘休。朝鲜事变后，翁和他的学生文廷士，张謇等一干死党又纷纷鼓噪出兵朝鲜，文廷士还让真妃向光绪大吹枕边风，诋毁李鸿章的主和动机是吃了日本人的贿赂。翁的另一位学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回忆，
“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况且我国无论兵器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决定开战啊！翁同龢却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平了多少‘坏人’啊！北洋有陆海军，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
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明知技不如人还硬上，岂能有胜利的希望？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大敌当前，成败之际，宁可国家败亡，也要携嫌报复以私害公，这就是堂堂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所作所为。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述评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某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之战，在他看来，正是所以挫抑之而困顿制的良好机会，又岂能轻易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不是翁同龢所考虑的问题了。”
戊戌变法前的礼部主事，变法开始后因上变法条陈与守旧派发生冲突，导致礼部六堂官全数罢免，并被光绪超拔重用，变法后又被革职查办，查抄家产的著名人物王照。用一首诗表达了他对翁同龢的看法：
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城。
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
诗下有注解（译文）：
“追溯甲午之战前后，翁同龢延揽一帮子文燥书生文廷士，志锐等人，组成清流党，蒙蔽圣聪，多方给李鸿章制造麻烦，军政出于多门，而后战败，又把脏水泼到李鸿章一人头上。李鸿章，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被他们扣上了汉奸的罪名，几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幸亏太后干预，后来还是依靠李鸿章达成了停战求和的结果，收拾了残局。但翁同龢仍然暗中煽风点火，一定要致李鸿章于死地。李鸿章访欧归来，情之所至，到圆明园凭吊，居然被翁同龢说成是“私闯禁地，罪在不赦”，还让皇上发上谕，把一个老骥伏枥的忠臣，斥辱一顿。这件事后来光绪极为后悔。翁同龢死后，有人为之“请恤”，光绪大怒，历数翁同龢误国罪状，头一条就说的是“甲午主战”的事情。当时太后在场，也默然未语。世人都把光绪的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并为一谈，谬矣！”
戊戌变法前一个月，光绪陪慈禧太后去恭亲王家“视疾”。“鬼子六”抱病在床，光绪上前问朝中人物谁可大用。恭王说出两人，一个是李鸿章，另一个是张之洞。光绪大惊，问翁同龢这人如何？恭王听后老泪纵横，言道：“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说罢叫仆人上纸笔，强撑着坐起，哆哆嗦嗦写下八个大字“居心叵测，估势弄权”，算是对翁同龢的人格评价。
无论是甲午主战还是戊戌变法，翁同龢都是以自己的私利为转移，手握权秉，搬弄是非，欺上瞒下，出尔反尔。光绪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终于在变法开始的第五天下定决心，不顾太后的回护，下了罢免翁同龢的圣旨。后人把翁同龢归于帝党行列，实在是大谬不然，想那慈禧老谋深算，怎么会把个外人安排在皇帝的身边，做他的老师呢？翁同龢借《马关条约》签订之机煽动京官上书，打击李鸿章的势力，为此才抬出了康梁，没想到光绪竟然认了真，而变法也居然得到了太后的默许。翁氏感到自己的地位即将受到威胁，于是开始从中作梗，渐渐变成了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光绪忍无可忍，只好把他一脚踢开。圣意虽然难测，但翁老师的注定将被罢免，却在变法之前就已是征兆初现了，这一点翁同龢的日记可以作为明证：
“皇帝命我再去找些康有为的书，并命我写一份书单来递进。我对皇上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
光绪皇帝问：‘为什么？’
我说：‘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
皇上说：‘你在这以前为什么不说这种话？’
我说：‘我最近才看到他的《孔子改制考》，所以才知道了他的为人。’“
第二天光绪再次向翁同龢要康有为的书作，翁同龢面对光绪的一再试探竟然浑然不觉，依旧对康有为大加贬损，引得光绪大怒，从此动了除翁之心。
（注：本文部分观点和译文参考张建伟所著《温故戊戌年》一书。）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