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要应验在中国人身上吧。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三峡反对派：“花瓶”波澜 王维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称新政协）诞生于１９４９年９月，如果从１９４６年的老政协算起，至今五十五年了。什么是政协在过去五十多年、特别是最近二十年中最值得书写的一页呢？我以为是政协在长江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来自共产党和来自民主党派的代表团结一致，对科学的追求和对民主的追求。原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曾说过∶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

　　一、四顾三峡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表态：我赞成低坝方案（指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５０米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的表态为三峡工程上马开了绿灯。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就原则批准了长江三峡工程。这种违反科学、不民主的决策，引起了许多政协委员的反对。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政协经济组连续召开五次座谈会讨论三峡工程。

　　１９８５年４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１６７位政协委员就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

　　１９８５年５月，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组组长孙越崎（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席），已九十二岁高龄，组织并带领全国政协考察团，第一次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沿途召开了四十多个座谈会，历时三十八天。在考察期间，三峡地区秭归县新滩镇发生巨型滑坡，新滩镇全镇被摧毁。滑坡体总量为３０００万立方米，进入长江的土方约２００万立方米，激起涌浪高５４米，波及上下游江段约４２公里。考察结束后，孙越崎等政协委员向中央上书题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报告，列举了工程的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七大问题。

　　１９８５年全国政协大会的提案和第一次三峡考察团的结果是，迫使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在１９９６年组织对长江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尽管国务院当时已经原则批准这个工程，并成立了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由李鹏出任组长，由于政协对三峡工程的态度，迫使中央决策层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不得不在形式上搞一个论证程序。

　　在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８年的三峡工程论证中，并没有放弃过去那套“决策在前，论证在后”、打击压制不同意见的作法。为此全国政协于１９８８年９月第二次组织三峡工程考察团，由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任团长，参加考察的有在京政协委员共一百八十二人，规模很大。考察之后，周培源亲自上书中共中央，揭露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的不民主作法，陈述三峡工程的弊病，再次建议缓上三峡工程。

　　１９８９年春，来自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周培源、孙越崎、林华（共产党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乔培新（共产党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王兴让（共产党员，原商业部副部长〕、彭德（共产党员，原交通部副部长〕、胥光义（共产党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侯学煜（民主党派，生态学家）、陆钦侃（无党派人士，原水利部规划处处长）、罗西北（民主党派，水电专家）、陈明绍（民主党派，土木学家）等，在同一时期内接受记者采访，陈述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理由。由于他们曾是共产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民主党派的专家，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些采访由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编辑成书，公开发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戴晴被投入秦城监狱，该书被作为禁书，被采访的政协委员均受株连。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为配合三峡工程上马宣传，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应邀带领政协视察团（共２７人）第三次到三峡地区，之后向党中央建议，早作宣传，尽早决策，抓紧上马（三峡工程）。这次视察团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与前两次截然相反。

　　１９９３年，乔培新、王兴让、彭德、胥光义、陆钦侃等委员，因对三峡工程的批判而失去政协委员的资格，而与他们年纪相仿经历相同的支持三峡工程的委员，却从政协委员摇身一变为人大委员。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再次组成考察团，对三峡工程进行了考察。参加这次考察团的是民盟、民建、民革、九三学社和台盟的负责人，和二十二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尽管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批准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提案，但是考察团还是对三峡工程仍然表示极大的疑惑，特别对工程投资、移民、生态环境和文物保护提出了许多问题，最后不得不由李鹏出面，接见代表团，作出一些口头保证。

　　二、忠言逆耳

　　全国政协可谓人才济济，聚集着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曾在三峡工程的争论中发表过许多精辟可贵的意见。从十多年的发展变化来看，他们当年提出的问题，正在不断地被证实。

　　陆钦侃总工程师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工作，当时就曾陪同美国垦务局工程师萨凡奇考察三峡，１９４６年赴美国留学并参加三峡工程规划；解放以后，一直从事水利规划工作，任水利部规划处处长，并在五十年代三峡工程规划中，负责长江洪水流量计算。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比陆钦侃更了解长江洪水，更清楚三峡工程是否能防洪。陆钦侃总工程师认为，只要加高加固长江堤防和建设好分蓄洪区，不建三峡工程也能解决长江防洪问题。１９９９年长江中下的洪水水情与１９９８年相似，但是灾情远远小于１９９８年洪水，原因之一就是１９９８年洪水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平垸行洪，退耕还湖”的措施，增加了长江堤防加高加固工程的投资。这个事实证明了陆钦侃的观点是正确的。

　　罗西北教授，是著名的水电专家，曾负责设计黄河刘家峡水电站和龙羊峡水电站。按理说，一个水电专家对三峡工程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应该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但罗西北却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把电送到千里之外的华东地区，并非合理的选择。所谓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根源在于传统的落后的经济观点，哪儿缺电往哪儿送，而不考虑其他效益，如要淹没土地、要移民、要破坏环境、要造成泥沙淤积、要妨害通航。

　　乔培新原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是共产党内管理投资的能手。三峡工程为了上马，故意压低工程造价至３６０亿元，未将利息计算在内。乔培新一针见血地指出，三峡工程投资将需要５千亿。１９９２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兴建三峡工程方案，总投资５７０亿（包括大坝发电设备、输电线路和移民投资三大项）。一年之后，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就上升到９００多亿（只包括大坝发电设备和移民投资二大项），１９９５年上升到２５００多亿。到１９９９年全国人大、政协召开大会时，传出三峡工程总投资达６０００亿元的消息（包括大坝发电设备、输电线路和移民投资三大项，其中各省市“自愿捐献”给三峡移民工程的钱也计算在内），这和乔培新１０年前的估算基本相符。

　　胥光义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曾领导研究战争中和敌方袭击下的后勤供给，六十年代初也参与三峡大坝安全问题的讨论，对大坝军事安全特别关心。三峡工程论证的结论是在这样的假设下得到的：现代战争有预兆，三峡工程有足够的时间放水，减少水库里的蓄水。胥光义得知后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六十年代研究的是突然袭击”，他的意思很明确：难道现代战争的形式按照三峡工程决策者的意志而发生改变了吗？

　　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物理学家，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中国物理学界的“三钱”。在波斯湾战争的阴影中，钱伟长敏锐地看到三峡大坝在未来的战争中只会成为敌方进攻和要挟目标，三峡大坝的安危令人担忧。钱伟长未请示领导，自作主张，就将文章送报社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是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后到１９９８年夏天，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唯一直接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马上受到四面围攻。

　　彭德原为交通部副部长，最关心三峡工程对长江航运的影响，他还记得当年周恩来的指示：“如果因修大坝影响了长江航运，就要把坝炸掉”。三峡工程自１９９７年底截流以来，连续两年造成长江航运长时期中断，来往的乘客在三峡工程坝址处，需要换车换船，来往的货物，不得不利用机械翻坝，重新装卸。

　　茅于轼，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著名桥梁家茅以升的侄子，当时就提出用建设三峡工程的钱，在长江上游搞水土保持，种植树木，这比１９９８年朱容基提出的在长江上游停止砍伐自然林，种植树木要早十年。如果当时采纳了茅于轼的建议，如今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一定会改观许多，水土流失也不至于这么严重。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也提出用造三峡大坝的钱来发展基础教育，育人是百年大计。

　　三、走向科学民主的学习过程

　　三峡工程的争论过程，既是许多政协委员争取科学民主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从“唯上是从”到走向民众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深远的影响。

　　许多政协委员并不认为他们只是“花瓶”“摆设”，而把自己的职能，看作是监督政府，至少也要做到如古代皇帝的谋士，肝胆相见，要做到文直谏、武死战。

　　他们大多先采取上书中共中央、陈述意见的谨慎之举。孙越琦说∶“我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并响应知情出力争取作共产党的诤友的号召，以九十五岁老人，一颗赤子之心，坦率直言。”孙越琦不顾九十二岁高龄率队考察三峡，却成了一些人热嘲冷讥热嘲的对象，称他为“垂涕之谏的政界老人”。

　　在三峡工程论证中，许多政协委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但是他们的意见，中国的老百姓很少能听到。例如，周培源孙越琦等三番五次上书，要求缓建三峡工程，试图改变决策层的观点。周培源五十年代是三峡工程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并亲自参与领导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期间的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孙越琦原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也曾负责过三峡工程规划，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过国家财政委员会计划局的负责工作。八十年代后期，周培源、孙越琦却成了政协中三峡工程异议分子的领头人。

　　在多次上书而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政协委员们纷纷写文章，希望把自己的观点，通过新闻媒介，告诉广大人民群众。孙越琦说：“提案交上去了，结果呢，没有下文，真是说了也白说。我很赞同公开报导三峡工程的论证情况，但是不赞成只报导主张早上三峡工程的一面之词。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要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不同意见。”１９８７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田方和研究员林发棠不顾劝阻，编著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公开发表，里面收录了政协委员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千家驹、雷天觉、徐驰、陆钦侃、侯学煜、罗西北等人的文章，周培源为此书作序。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收集了众多专家意见公开出版的书籍，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三峡工程，了解反对派的理由，利用言论自由，争取决策民主。不久田方和林发棠再编著一书，名《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但是一般政协委员的言论自由，也不比老百姓多。例如乔培新应人民日报约稿，将三峡工程的投资问题写成稿件，但是人民日报突然接到上头的通知，不予发表。乔培新说∶“我们国家的政治民主是有进步的。但围绕三峡工程的争论反映了一种偏向——不够民主。只允许表示赞同的意见，而给反对意见的申诉设置重重阻碍。决策在表面有民主程序，实则不是那么一回事。”

　　陆钦侃也说：“新闻界对讨论三峡工程的报导不公正。一方面赞成上马的消息见诸于各报刊，另一方面我们送报社的稿件都被退回不用。因此容易给人民群众造成错觉。１９８８年政协开会，我和五名委员联名拟了一个提案，说关于三峡工程上马的两种不同意见，应平等地见报。后来中宣部答复是不宜在报上公开辩论。我不明白，党的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说，重大事情都要让人民群众知道，要增加透明度，象三峡工程这样动一牵万的大事，为什么不能公开讨论，让人民群众了解并参与判断呢？”林华说：“看来，科学和民主还有一个过程。要实现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的口号，真是难而又难。几千年的封建，影响太深。”

　　在民主国家中，议会中争论的问题，往往是新闻报导的热点。但在中国，政协的争论，新闻界常常不予报导。一般老百姓都以为政协是个养老的悠闲之处，其实政协委员在争取科学民主的进程中，要付出许多代价，承受许多压力。彭德在１９８５年政协大会上，受七十二名代表的委托，批判１９８４年国务院草率决策上马的严重后果，引起大会的一片喝采。又有谁知道，这位原交通部副部长是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到政协大会上讲这一番话的，而且七十二名代表都以党籍和委员资格为其担保。最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在１９８６年下达文件，决定开展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新闻界对彭德大闹政协和其发言内容却只字不予报导。在三峡工程决策的大年记中，有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批准三峡工程上马，紧接着就是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人们搞不清为什么国务院已经作出决策，两年之后又要回过头搞可行性研究，否定自己在两年前的决策。这里就缺少了彭德大闹政协一幕，缺少众多政协委员对国务院草率决策的反对。彭德虽然没有被开除党籍，但是几年后被撤消了政协代表的资格。

　　１９８８年底１９８９年初，三峡工程论证进入结尾阶段，工程论证中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协委员周培源、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彭德、侯学煜、陆钦侃等人分别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陈述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

　　如果说收集在田方和林发棠两书中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上来讨论三峡工程，如防洪效益、发电效益、对航运影响，移民问题，生态环境、工程的安全问题，那么１９８９年的收集在戴晴一书中的文章，则强调民主决策问题。孙越琦等人指出：三峡工程论证组织方式不当，不利于科学民主。由原水电部领导组成的三峡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十一人，全部为原水电部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和长办、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领导人，他们是一贯主战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同志。在领导小组下属的十四个专家组，其中十个组的组长是水电系统各部门的负责人，其余四个组也是有水电系统的同志任副组长。进行具体工作的十四个工作组组长全系水电系统的同志。这种组织方式难免形成一言堂。会上虽然有不少不同意见，但总结时总以绝大多数同意，原则通过论证报告。而且历次论证会，都是一面倒的三峡工程一切都好，三峡工程不可替代的发言，稍有不同意见，很快就抓住一点进行反驳，民主空气是很不够的。王兴让认为：这么一件大事，论证了若干年，争论了若干年，已经不是一个工程技术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充分考虑各种不同意见，进行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工程能否上马的问题，而是决策要经过什么程序（是公开的、民主的还是封闭的、主观的）的问题。

　　四、长江三峡反对派策略上的错误

　　全国政协中反对三峡工程的占多数，但是为了不触犯龙颜，委员们不是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而是策略地以三峡工程缓建派的身分出现。周培源孙越崎多次上书中央，都是要求中央缓建三峡工程。他们认为，只要时间拖得越长，三峡工程上马的希望就越渺茫。

　　在全国政协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建设三峡工程的委员，是侯学煜教授。他认为，从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来看，三峡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问题，坝高多少的问题，而是根本要不要上的问题。

　　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几百万移民的安置问题；其次才是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工程的经济问题，以及工程资金来源问题。缓上三峡工程的理由，只能是工程造价太高、资金筹集困难、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河流流域的开发次序问题等等，而对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则不可能提出充分的论据。因为无论早建和缓建三峡大坝，工程将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移民社会问题，本质上不会有很大的区别。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策略上的大错误。因为三峡工程的支持派，正是利用了缓建派的弱点，在投资问题上搞手脚，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提出早上要比晚上节省三分之一的投资，早上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要远远超过晚上方案；同时支持派诡谲地提出，工程何时上马这个问题，决策时不作讨论，而由国务院视条件是否成熟、国力是否能够承担来决定，因此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三峡工程提案，既不是早上也不是晚上，而是个没有上马时间的决议。但就在批准的第二天，即４月４日，国务院公布了长江三峡工程移民淹没区的范围，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５日施工队伍就进入了三峡大坝工地，尽管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日期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以周培源孙越崎为首的三峡工程的缓建派，由于策略上的错误，失去反击的机会。

　　五、不合作的态度

　　１９８９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并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政协委员均受到牵连，从那时起，他们就失去了在公开场合评论三峡工程的权利。

　　１９９３年，许多反对三峡工程的政协委员（主要是来自共产党的委员）在政协换届时，失去代表资格，只有来自民主党派政协委员仍然保留了代表资格。

　　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９年期间，为三峡工程的民主决策而作出努力和贡献的政协委员们，无论是来自共产党的，还是来自民主党派的，都被一笔勾销了。无论是在孙越崎的百年寿辰的贺词中，还是在周培源、孙越崎的盖棺定论的悼文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在三峡工程决策上的作用。就是在全国人民政协工作总结中，对政协委员参与三峡工程的工作，也只提到：不少委员提出，三峡工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很大，应在开工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对移民问题、环境问题、工程安全问题、泥沙问题、防洪问题、航运问题、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则只字不提。

　　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８年，这些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一直沉默着。

　　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洪水灾害，江泽民和中央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认为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灾害是天灾。对长江水情最为了解的陆钦侃工程师再也按捺不住了，打破了十年的沉默，接受了南方周末报记者的采访，针锋相对地指出，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灾害，是天灾，更是人祸。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的来水量，并未超过１９５４年，从洪水流量来看，刚超过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尚未达到二十年一遇。

　　陆钦侃还指出，即使三峡工程建成了，对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也起不了大作用。陆钦侃最了解三峡工程的设计，当三峡工程坝址处遇到五年一遇的洪水，入库洪水量为６００００立方米／秒，经三峡大坝调节，出库的水量为５６７００立方米／秒；当遇到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入库洪水量为７２３００立方米／秒，经三峡大坝调节，出库的水量仍为５６７００立方米／秒。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７日，大坝下游的沙市水位达到海拔４５．２２米，创历史最高记录，而当时洪峰最大流量为５３７００立方米／秒，还小于三峡大坝的设计出库水流量，三峡如何能起作用？何谓人祸？以李鹏为总理的中央政府忽略对长江堤防的维修加固，是造成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灾害的根本原因。

　　六、民主监督

　　全国政协对国家决策提建议、作批评，是一种监督。但是这种监督权力并不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协和政协委员的，因此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力。

　　这种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赏赐的。１９８２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提到要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十六字方针，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的文件中。宋朝诗人陆游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近闻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可见今日中国的制度，与陆游的时代相差不多，皇帝下诏让你说，你就可以说，否则，你就不能说。

　　政协委员对于这种没有法律保证的监督权力，当然是不满意的。１９８９年１月，全国政协通过了一个“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自己赋于权利：

　　条例第六条规定：政治协商一般应在决策之前进行；

　　条例第十条规定：政协委员的民主权力应得到保护，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各种意见都可以充分发表；

　　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及其它形式的协商会议，一般应作新闻报导。

　　从这些条例规定中可以看到，政协委员把在三峡工程争论中所学到和争取得到的东西，尝试用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不是依赖皇帝下诏通言路；同时也要看到，政协委员给自己赋权这些作法还是相当幼稚的。

　　全国政协往往被一些人看做是“政治花瓶”。在三峡工程争论中，许多政协委员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其胆量和学识，令人敬佩。许多全国政协委员因为对三峡工程的批评而失去了委员的头衔，但是每年全国政协开会，对三峡工程的批评提案依然不断。

　　“六四”后反对派失去发言权的时候，政协委员谢冰心又领头站了出来，对三峡工程对自然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进行批判。

　　三峡工程，用中国话来说是一项树碑立传的工程，用外国话来说是一项形象的工程，它的立项上马不是科学民主决策的结果。

　　三峡大坝，由几千万吨钢筋混凝土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构筑物，只是集权和暴力的象征。

　　虽然西来的川江水在这里会作一个短暂的逗留，但是科学民主，就如大江滔滔，岂是大坝能够挡住？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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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Water Power and Dam Construction

Peter Roger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looks at som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ing large dam projects such as the Three Gorges in China



The Three Gorges dam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i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2009 at an estimated cost of US$50B. It took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it was first proposed in 1921 by President Sun Yatsen, for construction to begin. By the time construction did commence in 1993, some 50 year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20 years of vigorous debate and opposition on environmental and resettlement issues, both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with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tself, had occurred over the dam project.

Internationally, the debate focussed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well as questions about the dam’s feasibility. Domestically, the Chinese enginee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involved with decision-making concerning the dam were most concerned with the resettlement issu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funding. Since the Chinese wanted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funding for the dam, they were more responsive than they might otherwise have been to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issues rai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part from being the most expensive dam ever built, the Three Gorges will be amongst the highest, have one of the longest reservoirs, and will produce the most electricity. It will also require the resettlement of over one million people from the impoundment area.
Apart from the usual lis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resulting from building a dam, it is the sheer magnitude of the resettlement issue that has made the decision to build the Three Gorges one of the most contentious ever.

Setting the stage

The major problems faced in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large dams are not strictly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or economic. Rather, they are problems of governance. The famous definition of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captures the problems facing proponents of water development in general, and dam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We fool ourselves if we believe that the needs of burgeoning populations can be met without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disruption for some ecosystems and segments of society.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growth of the economy and industrialisation is replete with many horror stories of damaged environments, uprooted populations and in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owever, we believe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mitigate the worst of these excesses and hav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ake a more gentle path.

It is important to recall that dams are about development. Nobody builds a dam just for the sake of building it. Development, if pursued either by a government or a private party, aims to provide benefits to some groups in society in such a way that the benefits exceed the costs. Simple economic theory embedded in the US Flood Control Act of 1936, states that the ‘benefits to whom they shall accrue must exceed the costs.’ This works fine if everyone experiences the same incidence of benefits and costs, but an unfortunate feature of dam projects is that generally some people receive most of the benefits and others pay most of the costs.

Typically, urban dwellers reap the benefits of reduced electricity costs, farmers gain benefits from increased irrigation, cities and industries benefit from improved water supplies, but the persons living in the areas to be flooded receive little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their livelihoods. According to a rational economic point of view, there should be fairly simple ways of arranging for compensation to be paid by the beneficiaries to the affected populations. However, politically it is often impossible to arrange for these transfers because of regional, ethnic, and social disparities among the affected parties. Often it is simply that no mechanisms exist to facilitate such compensations.
Moreover, there are not only economic benefits and costs involved — maj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also accompany such large dam projects. These are classic externalitie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measure on a balance sheet because they tend to be long-term, and because they lack a market price. As such, they are outside of the realm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assessment and beyond the reach of many governments’ abilities to regulate.

Resettlement costs

There are four major areas of concern with large dams: environment, economics, dam safety, and resettlement. While the resettlement issue has dominated the current debate, the other three aspects can not be forgotten as they each contribute directly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resettlement issue. For example, the economics of the projec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 costs of resettlement can be justifie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will affect the lives of the resettlees possibly more than it will the lives of the other beneficiary populations; and the safety of the more than 40,000 large dams and 800,000 small dams already built worldwide could affect the entire populations of the regions includ-ing the former resettled populations.

Resettlement, or as it is often referred to,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has been the flash point in recent years over the future viability of constructing new dams. It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several studies by the major players in the debate, with those of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cern of Nature/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UCN) being the most prominent.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out of a sample of 50 (from a total of over 400 World Bank financed large dam projects), only five were regarded as unacceptable under their old guidelines on resettlement and 13 would have been unacceptable, under the new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t adopted in 1986.

This is a remarkable record considering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rojects were started well before the World Bank ever thought of environmental guidelines. Only half of the sample of 50, however, is now considered to have had satisfactory resettlement of the populations, with 540,000 people being subjected to satisfactory resettlement programs and 280,000 to unsatisfactory ones. This clearly is not a stellar record. The Bank concludes that satisfactory resettlement schemes costing between three and five times the GNP per capita of the country seem to be adequate. Those cases where less than two times the GNP/capita was spent on resettlement experienced serious difficulty. The World Bank reports that none of the projects with a ratio of per capita resettlement costs to per capita GNP of 3.5 or higher has reported resettlement difficulties. In fact it singles out China as being by far the best performer. Figure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for actual expenditures on resettlement programmes for specific projects, however, vary dramatically: per family costs ranging from US$500 at Upper Krishna (India) to US$24,000 at Shuikou (China) to an incredible US$240,000 at Itaparica (Brazil), have been reported.

Criticism

Despite the criticism levelled by environmentalist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opposition from the World Bank and major governments such as the U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gone ahea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dam. Resettlement of 1.2M people appears to be the major complaint. China is, however, the leader amongst third world countries, and even among first world countries, in dealing creatively with resettlement. With essentially no domestic NGOs China has been able to forge an approach to resettlement that is unique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eed, neighbouring India with a multitude of NGOs, seems to have one of the worst records with regard to resettlement.

According to one senior World Bank official, the reason that the Chinese seem to be so successful is that they view resettlement as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tself and not as a welfare entitlement. Long before construction was started on the dam itself, the Chinese were busy preparing lands, including planting orchards and constructing housing, villages and towns outside of the flooded areas for the people who would ultimately be relocated. This has to be compared with resettlement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which is carried out in a haphazard way even until the last moment, often with people being evacuated from the rapidly rising waters by helicopters.

If one was to complain about the Three Gorges dam, one should focus on the lost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the impacts on the aquatic ecosystem, not on resettlement of the population.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1。三峡如果按照设计高程蓄水时，水会淹没包括重庆在内的库区全部城市。

太危言耸听了吧，俺不懂水利，不过论证的人不会都不懂吧，怎么简单的问题都没考虑，是不是太不可能了，如果真是这样，大坝修低点不就全有了，中国已经有很多大坝了，也没见过那个把不该淹没的城市给淹了，世界上大坝也很多，连这个都拿不准，太不可能了。

2.正常蓄水后，三十年内重庆港将成为死港，从根本上失去通航能力...从大坝流下的清水会带走下游河床千万年来沉淀的泥沙，最后造成河床和长江大堤坍塌，最显著的标志是武汉和南京长江大桥将会被清水冲垮。

同理，没有任何现实的证据和理论依据，想象的成分太大。

3。...它们现在可能深埋在地下数十米，可是水也许会把它们带到地面让它们们重新复活和扩散。目前没有人敢说已经有全部的答案和控制方法。
在几百公里长的库区水面，即使爆发血吸虫病这样的瘟瘀，以人的能力也无法灭除，只能眼看着疾病蔓延。

这个问题修任何大坝都有，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情况会发生，而且就算爆发血吸虫病，人们也不会眼看着疾病蔓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