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赵鑫珊先生在《森林与文化精神》一文里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哲学、文学、音乐、科学都带有原始森林的气息，德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在森林深处。他设问：“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是不是也有神性和魔鬼这两大势力并存和搏斗现像呢？”1赵先生点到为止，没有继续深入。笔者愿借此思路，提出并尝试解释另一个问题：日耳曼民族自从走出森林，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后，常常以其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令世人刮目、震惊、恐怖，尤其在从事战争时更是如此。这是否和他们长期生活在原始森林的经历有关？
从世界各民族历史来看，每个民族在原始时期、即它的童年时代都无法回避大自然给予的“第一启蒙教育”，蒙昧时期的日耳曼人在森林中接受启蒙，他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野兽与野兽之间为生存而互相撕咬、吞噬，人类为了生存也不自觉地加入同兽类的竞争。不管是兽与兽、还是人与兽，竞争搏斗的结果是强者胜、弱者败，强者存、弱者亡。森林世界的自然法则就是“弱肉强食”，这一自然法则是如此地天经地义，不以任何动物、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又如此地残酷（“残酷”是文明哺育的意识，可以想象，原始的日耳曼人根本无所谓残酷不残酷，这一意识尚未诞生），日耳曼民族所接受的“第一启蒙教育”正是这一残酷的大自然赋予森林社会的法则弱肉强食，这一大自然的烙印在日耳曼民族心灵上铭刻之深，是农耕民族、游牧民族、航海民族无法比拟的。只需浏览一下近现代史，德意志民族一出现“返祖”现象，弱肉强食的法则便成为这个民族的行动指南。更为惊人的是，这个法则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民族都一视同仁，可谓十分“公正”。希特勒在柏林被攻克前夕曾发布一项焦土命令，企图毁灭整个德意志民族，他向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Albert。Speer）阐述的理由是：“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2希特勒遵循的是“森林社会的自然法则”，他的肉体虽然是一位叫做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Schicklgruber ，Alois）的奥地利海关税吏和一位叫做克拉拉。波尔兹尔（Poelzr，Klara ）的奥地利乡下姑娘所给，但他的灵魂似乎是原始森林赋予他的。
既然物竞天择，强者生存，森林中的人类必须同兽类搏斗，必须战而胜之，与野兽肉搏的危险远远超出摆弄庄稼、放牧草原和驾驭风帆。它们是哺乳动物，具有仅次于人的智慧，某些身体部位的功能比人类还发达。与野兽周旋不仅需要物理意义上的力量，更强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意志、勇气、毅力和智慧。与野兽相斗决非蛮力相拼，而需斗智斗勇，设陷阱、向动物侧翼及后面迂回、包抄，声东而击西、引诱动物进入伏击圈，四面合围，向动物发起攻击时讲究隐蔽性、突然性和猛烈性。《高卢战记》载：厄尔辛尼亚森林（Hercynia silva）中里有一种叫“乌里”（Uri）的古代野牛，“无论是人还是野兽，一被它们看到，就不肯放过。日耳曼人很热衷于利用陷阱捕杀它们，。青年人也借此练习吃苦耐劳，通过这种狩猎锻炼自己。杀死它们最多的人，把它们的角带到公共场所去作为证明，博取极大的赞扬。”1对于凶猛动物和群体行动的动物，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群体的协同一致、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这造就了日耳曼人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团队精神。这一切为森林狩猎民族所特有。
所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原始森林似乎是日耳曼人的天然演兵场，天然军事训练基地。他们在同群兽的角逐中完成了战争技能的训练，日耳曼人身材魁梧、行动敏捷、足智足谋，正如西方古典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他们是天然的好战民族、是天生的战士，这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东方的大军事家孙子在经历了“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的“礼战”阶段后，2才悟出“兵者，诡道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兵学精义，3日耳曼人尚未开化、还没有创造出文字前就已经精通这些兵家要则。可以肯定地说，狩猎民族是历史上最先产生战略战术意识、最早获得战争艺术灵感的民族。民国时大军事学家蒋百里对世界各民族历史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4日耳曼民族属于第一种情形，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一旦涌出森林，便把森林中练就的战争技能和战争艺术灵感一块带入世界历史，高卢人、罗马人都不是对手，就连横扫欧亚的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最终也非其对手。这使人想起东方历史上从兴安岭原始莽林中涌出的鲜卑族、女真族，那以区区数万人便以犁庭扫穴之势席卷中原的努儿哈赤部落，那剽悍的八旗军的编制基础，正是被称作“牛录”的狩猎单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首创闪击战，就像历史上他们发明了“斜行阵”一样。5“闪击”一词内函丰富，包括隐蔽性、突然性、猛烈性，概括了朦昧时代原始森林中与野兽作战的全部战术精华。他们对迦太基人发明的“坎尼战”6情有独钟，并且擅长此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法兰西到俄罗斯、一个包围圈接一个包围圈，并在基辅会战中创下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包围战的赫然记录，仿佛是日耳曼人的祖先们在原始森林里围狩场面的重演。
日耳曼人被认为是具有浮士德文化精神的民族，歌德在《浮士德悲剧》中发现了浮士德独具的特征，“他野心勃勃，老是弛骛远方”，7浮士德有一节独白“……为什么你的心在胸中忧闷无比？为什么一种无名的痛苦窒息你一切生机？上天创造生动的自然，原是让人在其中栖息，你反舍此就彼，而甘受烟熏霉腐与人骸兽骨寸步不离。起来！快逃吧！逃往辽阔的境地！”8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在来自亚洲的匈奴人追迫下，日耳曼人连逃窜带征服，几乎扫荡了整个欧洲，其中的汪达尔部落在其首领盖塞利克（Gaiseric）率领下，从直布罗陀海峡渡过地中海，掠过北非沿岸攻克迦太基城，再渡海经西西里重返欧洲，这种沿地中海“遛一圈马”的潇洒姿态，成为世界史上奇观之一。在二次大战中，德国“斯瓦比亚狐狸”隆美尔率德军非洲军团向苏伊士运河冲刺，企图叩开亚洲的大门，其勃勃之雄心恐怕连历史上的汪达尔人亦自愧弗如。
日尔曼人的扩张使人想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一句名言；“浮士德文化的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的区别，也正在于他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1如果这种“冲动”是他们文化性格最基本的东西，那么，问题在于：“冲动”来自何处？艾米尔。路德维希以其犀利的眼光在其著作《德国人》中指出：“条顿人灵魂深处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这给解释自古至今日耳曼人数次“不可抑制地向远方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几乎可以断定，黝黑、阴森、充满恐怖和残酷事件的“黑森林”是早期日尔曼人灵魂深处“不安全感”唯一真正的来源。浮士德独白里对“烟熏霉腐与人骸兽骨”的厌恶和恐惧，隐隐折射出日耳曼民族潜意识里对“黑森林”感到不安全和恐怖，这种潜意识按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将作为一种“集体原始意象”沉淀于日尔曼民族的心灵深处。每当这个民族面临历史大动荡时，“不安全感”就会莫名其妙的被放大，导致极端的“寻找安全”的行动。出于逃避恐怖的本能，哥特人、法兰克人、马克曼尼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一批又一批地逃离森林，向高卢、罗马的边境线蜂拥而来；为摆脱匈奴人带来的“不安全感”，有的部落竟逃到非洲；到了现代，“不安全感”又在“民族生存空间狭小”刺激下成倍成倍地放大，以致被泰勒称为“德国民族的共鸣板”2的希特勒为争取可靠安全的生存空间，不惜将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抛入战火。
森林，那几百年几千年不见天日、光线幽暗晦涩、笼罩在阴森朦胧之中的原始森林，除了培育不安全感外，还哺育着另一种浓烈的感觉，那就是神秘感。日尔曼文化中充满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在他们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贝多芬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里弥漫着这种感觉。当朱可夫、科涅夫的部队快攻陷柏林时，希特勒泪流满面地倾听着别人为他朗读《菲特烈大帝传》，渴望并坚信他和第三帝国能像历史上菲特烈大帝一样，会因奇迹的出现而起死回生。曾受过欧洲最著名的大学良好科学熏陶的戈培尔博士，居然从希姆莱无奇不有的档案中找来两张星相图，经反复研究宣称：命运将在4月份发生决定性转折。当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认定这是历史上菲特烈大帝行将失败时，叶卡特林娜女皇突然死去的奇迹重演，体现了上苍的意志。戈培尔甚至听到了命运女神的翅膀在房间里颤动的声音。3很难想象，这些迷信、谎诞、神秘程度丝毫不比史前巫师逊色的人们，曾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制订出诸如“白色方案”、“黄色计划”“红胡子计划”等等代表当时第一流军事科学水准的作战计划，曾以严密的逻辑程序和实验方法创造了机械化战争样式。
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里不无嘲讽地写到：“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戏就是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4对于第三帝国要人们在落幕前向巫师、星相家的角色转换，夏伊勒的见解未免流于肤浅，这并非个别人的偶然现象。事实上，科学理性和神秘宇宙观奇特地统一在这个民族的身上，科学理性仅仅作为实现本源性质的神秘宇宙观的工具和手段。所以，神秘感不仅在德意志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音乐家的血管里流动，也在他们哲学家的思维中蔓延。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神秘兮兮的“绝对精神”上的。他的历史哲学在解释地理环境同社会发展时，不乏精辟，但在自然界何以产生的问题上，黑格尔的思维之足不知不觉步入神秘的黑暗中。他的“世界精神”恍如上帝一样躲藏在类似森林般的幽暗中，指挥着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它的、蚂蚁般的人类按照它的意志去折腾。他们的另一位思想怪杰斯宾格勒认为，要真正洞察历史的奥秘就应远离理性和科学，借助于神秘莫测的“相术的机智”。1日尔曼民族在历史上行动的节奏似乎类似于森林的节奏。森林中静谧无声，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突然爆发出野兽的怒吼、惨号，一场短促的生死搏斗在瞬间完成，然后一切复归宁静，在沉默中，等待着下一次惊心动魄的较量。在历史上，日尔曼人突然掘起，掀翻罗马帝国；当代的两场世界大战，都是猝然勃发，举世骇然，转瞬即逝，复归平静。这就是日尔曼的节奏，也是原始的图林根森林的节奏。
稍微留意一下世界各民族的自我感觉状态，便可发现没有一个民族像日耳曼人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甚至连他们的思想家也是如此。比如费希特声称：由于语言的纯洁，只有在日耳曼民族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2黑格尔声称：“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的是要使绝对的’真理’实现为’自由’无限制的自觉那个’自由’以它自己的绝对的形式做自己的内容。日耳曼的使命不是别的，乃是要做基督教原则的使者。”3斯宾格勒认为：德国民族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内在形式的三个阶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后一个伟大的阶段。4再加豪。斯。张伯仑（Chamberlain ，H。S ）这样一个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吹鼓手在一旁帮衬，于本世纪末在一个恶魔的引诱下，写出《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这本书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够自我膨胀的德意志人和希特勒来说，无疑是一瓶迷魂剂。使这一因“纯亚利安种”而自命不凡的民族如痴如醉。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日耳曼民族在种族优越方面表现出来的过分自信，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未有过这种自信。5笔者以为这种说法缺乏历史事实依据。如果要寻找日耳曼种族优越感的最初萌芽，似乎也只能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原始森林里去寻觅。如果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走进图林根森林，体验一下日耳曼民族祖先们的心境（以全部身心投入体验），也许不难发现：日耳曼种族优越感萌发于原始森林所培育的“猎人的优越感”，我们可以设想：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凭着自身的力量，成为真正的“森林之王”，面对各类动物，人产生了最初的“类”的优越感。再进一步设想：当凶猛的野兽出现时，拥有家禽和庄稼的农民、拥有金钱财物的商人、拥有知识满腹经论的书生首先想到的是躲避或逃跑，只有猎人才会勇敢地亮出猎刀迎上去。战胜危险和躲避危险是衡量人种优劣的一条古老的鉴别标准，所以，一个猎人有足够的理由因自己的勇敢、智慧、力量和亡命精神而嘲笑、蔑视农民、商人、书生。再进一步说，一个由猎人组成的民族面对农民、商人、或书生组成的民族时，又怎么不会油然生发出一种优越感呢？只是这种“猎人的优越感”起初是对动物的，以后在其它因素刺激下，逐渐发展成对其他人种了。
在长期而固定的生存环境中，农民深信：辛劳和汗水是生存的基石；商人懂得：勤劳和贩运是生存的源泉；游牧民深知：不辞辛苦、寻找新草地，生存才能维系。唯有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大自然教给他们一种经验、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真理：只有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用蕴涵智慧的暴力战胜并征服对手，才能生存。“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5这就是森林赋予猎人的、区别于从事农耕、经商、游牧、渔猎的人们的生存意识，在这一基础上，才派生出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他们崇尚暴力，崇拜力量，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灵是“英雄殿”里伟大的战神欧丁（Odin）和狄尔（Tyr ），不同与古希腊人把战神阿瑞斯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他们那令人可畏的尚武精神绵延不绝数千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流淌，从野蛮时代流进中世纪，从蛮荒之地流入现代文明的象牙之塔。于是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家在思想圣殿里，兜售着蒙昧时代原始森林的东西、听到黑格尔发自象牙之塔的声音：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战争有助于因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1特莱希克（Treitschke，Heinrich von）的话也许最能反映日耳曼民族原始尚武精神对现代文明的强劲影响，这位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2这是一个战争狂的呓语？还是哲人对历史的洞察？这段声音粗听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讲台，细听却是发自图林根森林的深处。这是日耳曼思想大师用思辩之锤对他们原始尚武意识进行哲学加工时的铿锵之声。我们甚至怀疑西方的那句格言：“战争是上帝之鞭”是否也出自日耳曼人之口？
日耳曼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后，或者说，“猎人”走出森林进入世界历史后，有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纳粹德国的党卫队在处理犹太人时：衣服物品分别堆放，金银器饰逐个归类，人皮用来做灯罩，人体骨骼做标本，焚尸炉出来的骨灰做肥料，人的脂肪做肥皂，一切都井井有条，有板有眼。这就使人想起“黑森林”中茹毛饮血的日耳曼先人们处理猎物时的情景：将捕获的猎物圈在一起，分期分批享用，兽毛用来编织、兽皮用来御寒、兽骨用来装饰、兽肉晒干食用。森林里的猎人们总是这样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猎物。不过，这次因为喝了“亚利安人种至高无上论”的迷魂汤，“猎人们”居然用处理野兽的方式处理起别的民族来！二战结束后，人们普遍认为：上帝死了！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因为德国人变成了野兽。而实际上恰恰是德国人将别人当成动物，才使自己沦为真正的野兽，以一种“猎人的优越感”，干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勾当。
大自然给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民族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并已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心灵底层，文明的进步只能将之不断地淡化，却难以根除。这些人类童年期的印记在一定的历史气候下，或多或少地会显示出来，只不过这类“返祖”现象涂了几层文明或时代的色彩而已。日耳曼人在西方历史上最晚进入文明世界，即斯宾格勒所认为的“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因而在创造历史的同时，留下了明显的森林社会的痕迹。在近现代史上，德意志民族强烈地凸现出其独特的战争价值观念和战争行为，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他们曾经是森林中的猎人。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从世界各民族历史来看，每个民族在原始时期、即它的童年时代都无法回避大自然给予的“第一启蒙教育”，蒙昧时期的日耳曼人在森林中接受启蒙，他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野兽与野兽之间为生存而互相撕咬、吞噬，人类为了生存也不自觉地加入同兽类的竞争。不管是兽与兽、还是人与兽，竞争搏斗的结果是强者胜、弱者败，强者存、弱者亡。森林世界的自然法则就是“弱肉强食”，这一自然法则是如此地天经地义，不以任何动物、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又如此地残酷（“残酷”是文明哺育的意识，可以想象，原始的日耳曼人根本无所谓残酷不残酷，这一意识尚未诞生），日耳曼民族所接受的“第一启蒙教育”正是这一残酷的大自然赋予森林社会的法则弱肉强食，这一大自然的烙印在日耳曼民族心灵上铭刻之深，是农耕民族、游牧民族、航海民族无法比拟的。只需浏览一下近现代史，德意志民族一出现“返祖”现象，弱肉强食的法则便成为这个民族的行动指南。更为惊人的是，这个法则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民族都一视同仁，可谓十分“公正”。希特勒在柏林被攻克前夕曾发布一项焦土命令，企图毁灭整个德意志民族，他向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Albert。Speer）阐述的理由是：“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2希特勒遵循的是“森林社会的自然法则”，他的肉体虽然是一位叫做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Schicklgruber ，Alois）的奥地利海关税吏和一位叫做克拉拉。波尔兹尔（Poelzr，Klara ）的奥地利乡下姑娘所给，但他的灵魂似乎是原始森林赋予他的。
既然物竞天择，强者生存，森林中的人类必须同兽类搏斗，必须战而胜之，与野兽肉搏的危险远远超出摆弄庄稼、放牧草原和驾驭风帆。它们是哺乳动物，具有仅次于人的智慧，某些身体部位的功能比人类还发达。与野兽周旋不仅需要物理意义上的力量，更强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意志、勇气、毅力和智慧。与野兽相斗决非蛮力相拼，而需斗智斗勇，设陷阱、向动物侧翼及后面迂回、包抄，声东而击西、引诱动物进入伏击圈，四面合围，向动物发起攻击时讲究隐蔽性、突然性和猛烈性。《高卢战记》载：厄尔辛尼亚森林（Hercynia silva）中里有一种叫“乌里”（Uri）的古代野牛，“无论是人还是野兽，一被它们看到，就不肯放过。日耳曼人很热衷于利用陷阱捕杀它们，。青年人也借此练习吃苦耐劳，通过这种狩猎锻炼自己。杀死它们最多的人，把它们的角带到公共场所去作为证明，博取极大的赞扬。”1对于凶猛动物和群体行动的动物，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群体的协同一致、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这造就了日耳曼人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团队精神。这一切为森林狩猎民族所特有。
所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原始森林似乎是日耳曼人的天然演兵场，天然军事训练基地。他们在同群兽的角逐中完成了战争技能的训练，日耳曼人身材魁梧、行动敏捷、足智足谋，正如西方古典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他们是天然的好战民族、是天生的战士，这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东方的大军事家孙子在经历了“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的“礼战”阶段后，2才悟出“兵者，诡道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兵学精义，3日耳曼人尚未开化、还没有创造出文字前就已经精通这些兵家要则。可以肯定地说，狩猎民族是历史上最先产生战略战术意识、最早获得战争艺术灵感的民族。民国时大军事学家蒋百里对世界各民族历史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4日耳曼民族属于第一种情形，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一旦涌出森林，便把森林中练就的战争技能和战争艺术灵感一块带入世界历史，高卢人、罗马人都不是对手，就连横扫欧亚的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最终也非其对手。这使人想起东方历史上从兴安岭原始莽林中涌出的鲜卑族、女真族，那以区区数万人便以犁庭扫穴之势席卷中原的努儿哈赤部落，那剽悍的八旗军的编制基础，正是被称作“牛录”的狩猎单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首创闪击战，就像历史上他们发明了“斜行阵”一样。5“闪击”一词内函丰富，包括隐蔽性、突然性、猛烈性，概括了朦昧时代原始森林中与野兽作战的全部战术精华。他们对迦太基人发明的“坎尼战”6情有独钟，并且擅长此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法兰西到俄罗斯、一个包围圈接一个包围圈，并在基辅会战中创下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包围战的赫然记录，仿佛是日耳曼人的祖先们在原始森林里围狩场面的重演。
日耳曼人被认为是具有浮士德文化精神的民族，歌德在《浮士德悲剧》中发现了浮士德独具的特征，“他野心勃勃，老是弛骛远方”，7浮士德有一节独白“……为什么你的心在胸中忧闷无比？为什么一种无名的痛苦窒息你一切生机？上天创造生动的自然，原是让人在其中栖息，你反舍此就彼，而甘受烟熏霉腐与人骸兽骨寸步不离。起来！快逃吧！逃往辽阔的境地！”8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在来自亚洲的匈奴人追迫下，日耳曼人连逃窜带征服，几乎扫荡了整个欧洲，其中的汪达尔部落在其首领盖塞利克（Gaiseric）率领下，从直布罗陀海峡渡过地中海，掠过北非沿岸攻克迦太基城，再渡海经西西里重返欧洲，这种沿地中海“遛一圈马”的潇洒姿态，成为世界史上奇观之一。在二次大战中，德国“斯瓦比亚狐狸”隆美尔率德军非洲军团向苏伊士运河冲刺，企图叩开亚洲的大门，其勃勃之雄心恐怕连历史上的汪达尔人亦自愧弗如。
日尔曼人的扩张使人想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一句名言；“浮士德文化的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的区别，也正在于他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1如果这种“冲动”是他们文化性格最基本的东西，那么，问题在于：“冲动”来自何处？艾米尔。路德维希以其犀利的眼光在其著作《德国人》中指出：“条顿人灵魂深处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这给解释自古至今日耳曼人数次“不可抑制地向远方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几乎可以断定，黝黑、阴森、充满恐怖和残酷事件的“黑森林”是早期日尔曼人灵魂深处“不安全感”唯一真正的来源。浮士德独白里对“烟熏霉腐与人骸兽骨”的厌恶和恐惧，隐隐折射出日耳曼民族潜意识里对“黑森林”感到不安全和恐怖，这种潜意识按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将作为一种“集体原始意象”沉淀于日尔曼民族的心灵深处。每当这个民族面临历史大动荡时，“不安全感”就会莫名其妙的被放大，导致极端的“寻找安全”的行动。出于逃避恐怖的本能，哥特人、法兰克人、马克曼尼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一批又一批地逃离森林，向高卢、罗马的边境线蜂拥而来；为摆脱匈奴人带来的“不安全感”，有的部落竟逃到非洲；到了现代，“不安全感”又在“民族生存空间狭小”刺激下成倍成倍地放大，以致被泰勒称为“德国民族的共鸣板”2的希特勒为争取可靠安全的生存空间，不惜将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抛入战火。
森林，那几百年几千年不见天日、光线幽暗晦涩、笼罩在阴森朦胧之中的原始森林，除了培育不安全感外，还哺育着另一种浓烈的感觉，那就是神秘感。日尔曼文化中充满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在他们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贝多芬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里弥漫着这种感觉。当朱可夫、科涅夫的部队快攻陷柏林时，希特勒泪流满面地倾听着别人为他朗读《菲特烈大帝传》，渴望并坚信他和第三帝国能像历史上菲特烈大帝一样，会因奇迹的出现而起死回生。曾受过欧洲最著名的大学良好科学熏陶的戈培尔博士，居然从希姆莱无奇不有的档案中找来两张星相图，经反复研究宣称：命运将在4月份发生决定性转折。当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认定这是历史上菲特烈大帝行将失败时，叶卡特林娜女皇突然死去的奇迹重演，体现了上苍的意志。戈培尔甚至听到了命运女神的翅膀在房间里颤动的声音。3很难想象，这些迷信、谎诞、神秘程度丝毫不比史前巫师逊色的人们，曾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制订出诸如“白色方案”、“黄色计划”“红胡子计划”等等代表当时第一流军事科学水准的作战计划，曾以严密的逻辑程序和实验方法创造了机械化战争样式。
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里不无嘲讽地写到：“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戏就是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4对于第三帝国要人们在落幕前向巫师、星相家的角色转换，夏伊勒的见解未免流于肤浅，这并非个别人的偶然现象。事实上，科学理性和神秘宇宙观奇特地统一在这个民族的身上，科学理性仅仅作为实现本源性质的神秘宇宙观的工具和手段。所以，神秘感不仅在德意志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音乐家的血管里流动，也在他们哲学家的思维中蔓延。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神秘兮兮的“绝对精神”上的。他的历史哲学在解释地理环境同社会发展时，不乏精辟，但在自然界何以产生的问题上，黑格尔的思维之足不知不觉步入神秘的黑暗中。他的“世界精神”恍如上帝一样躲藏在类似森林般的幽暗中，指挥着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它的、蚂蚁般的人类按照它的意志去折腾。他们的另一位思想怪杰斯宾格勒认为，要真正洞察历史的奥秘就应远离理性和科学，借助于神秘莫测的“相术的机智”。1日尔曼民族在历史上行动的节奏似乎类似于森林的节奏。森林中静谧无声，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突然爆发出野兽的怒吼、惨号，一场短促的生死搏斗在瞬间完成，然后一切复归宁静，在沉默中，等待着下一次惊心动魄的较量。在历史上，日尔曼人突然掘起，掀翻罗马帝国；当代的两场世界大战，都是猝然勃发，举世骇然，转瞬即逝，复归平静。这就是日尔曼的节奏，也是原始的图林根森林的节奏。
稍微留意一下世界各民族的自我感觉状态，便可发现没有一个民族像日耳曼人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甚至连他们的思想家也是如此。比如费希特声称：由于语言的纯洁，只有在日耳曼民族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2黑格尔声称：“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的是要使绝对的’真理’实现为’自由’无限制的自觉那个’自由’以它自己的绝对的形式做自己的内容。日耳曼的使命不是别的，乃是要做基督教原则的使者。”3斯宾格勒认为：德国民族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内在形式的三个阶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后一个伟大的阶段。4再加豪。斯。张伯仑（Chamberlain ，H。S ）这样一个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吹鼓手在一旁帮衬，于本世纪末在一个恶魔的引诱下，写出《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这本书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够自我膨胀的德意志人和希特勒来说，无疑是一瓶迷魂剂。使这一因“纯亚利安种”而自命不凡的民族如痴如醉。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日耳曼民族在种族优越方面表现出来的过分自信，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未有过这种自信。5笔者以为这种说法缺乏历史事实依据。如果要寻找日耳曼种族优越感的最初萌芽，似乎也只能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原始森林里去寻觅。如果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走进图林根森林，体验一下日耳曼民族祖先们的心境（以全部身心投入体验），也许不难发现：日耳曼种族优越感萌发于原始森林所培育的“猎人的优越感”，我们可以设想：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凭着自身的力量，成为真正的“森林之王”，面对各类动物，人产生了最初的“类”的优越感。再进一步设想：当凶猛的野兽出现时，拥有家禽和庄稼的农民、拥有金钱财物的商人、拥有知识满腹经论的书生首先想到的是躲避或逃跑，只有猎人才会勇敢地亮出猎刀迎上去。战胜危险和躲避危险是衡量人种优劣的一条古老的鉴别标准，所以，一个猎人有足够的理由因自己的勇敢、智慧、力量和亡命精神而嘲笑、蔑视农民、商人、书生。再进一步说，一个由猎人组成的民族面对农民、商人、或书生组成的民族时，又怎么不会油然生发出一种优越感呢？只是这种“猎人的优越感”起初是对动物的，以后在其它因素刺激下，逐渐发展成对其他人种了。
在长期而固定的生存环境中，农民深信：辛劳和汗水是生存的基石；商人懂得：勤劳和贩运是生存的源泉；游牧民深知：不辞辛苦、寻找新草地，生存才能维系。唯有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大自然教给他们一种经验、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真理：只有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用蕴涵智慧的暴力战胜并征服对手，才能生存。“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5这就是森林赋予猎人的、区别于从事农耕、经商、游牧、渔猎的人们的生存意识，在这一基础上，才派生出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他们崇尚暴力，崇拜力量，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灵是“英雄殿”里伟大的战神欧丁（Odin）和狄尔（Tyr ），不同与古希腊人把战神阿瑞斯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他们那令人可畏的尚武精神绵延不绝数千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流淌，从野蛮时代流进中世纪，从蛮荒之地流入现代文明的象牙之塔。于是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家在思想圣殿里，兜售着蒙昧时代原始森林的东西、听到黑格尔发自象牙之塔的声音：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战争有助于因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1特莱希克（Treitschke，Heinrich von）的话也许最能反映日耳曼民族原始尚武精神对现代文明的强劲影响，这位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2这是一个战争狂的呓语？还是哲人对历史的洞察？这段声音粗听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讲台，细听却是发自图林根森林的深处。这是日耳曼思想大师用思辩之锤对他们原始尚武意识进行哲学加工时的铿锵之声。我们甚至怀疑西方的那句格言：“战争是上帝之鞭”是否也出自日耳曼人之口？
日耳曼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后，或者说，“猎人”走出森林进入世界历史后，有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纳粹德国的党卫队在处理犹太人时：衣服物品分别堆放，金银器饰逐个归类，人皮用来做灯罩，人体骨骼做标本，焚尸炉出来的骨灰做肥料，人的脂肪做肥皂，一切都井井有条，有板有眼。这就使人想起“黑森林”中茹毛饮血的日耳曼先人们处理猎物时的情景：将捕获的猎物圈在一起，分期分批享用，兽毛用来编织、兽皮用来御寒、兽骨用来装饰、兽肉晒干食用。森林里的猎人们总是这样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猎物。不过，这次因为喝了“亚利安人种至高无上论”的迷魂汤，“猎人们”居然用处理野兽的方式处理起别的民族来！二战结束后，人们普遍认为：上帝死了！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因为德国人变成了野兽。而实际上恰恰是德国人将别人当成动物，才使自己沦为真正的野兽，以一种“猎人的优越感”，干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勾当。
大自然给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民族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并已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心灵底层，文明的进步只能将之不断地淡化，却难以根除。这些人类童年期的印记在一定的历史气候下，或多或少地会显示出来，只不过这类“返祖”现象涂了几层文明或时代的色彩而已。日耳曼人在西方历史上最晚进入文明世界，即斯宾格勒所认为的“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因而在创造历史的同时，留下了明显的森林社会的痕迹。在近现代史上，德意志民族强烈地凸现出其独特的战争价值观念和战争行为，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他们曾经是森林中的猎人。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