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1998年,朱镕基总理走马上任,微笑着走向我们。
4年过去,又到“两会”,人们看到的他还是那张刚直不阿、嫉恶如仇 的脸孔,还是那份一往无前的果敢与自信。
总理的第一句话是:“请大家提问题,分秒必争。”令人感慨万分!
再回首:已是弹指十年!
时间,对于1928年出生、花甲之年才步入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朱镕基来 说,实在是太紧张了,他的脚步也就总是显得那样急促万分。
1991年,年届63岁的朱镕基从上海启程北京,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 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疲软”的局 面:生产衰退、人心不稳,企业间相互拖欠剧增,到处是治理整顿后的未完 工程……
朱到京后的第一板斧便是治理三角债。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 难缠、无人敢揽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 好。“懂经济”从此成了朱镕基的金字招牌。
接下来是对付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1992年后,中国出现了房 地产热、开发区热、港口机场建设热、集资热,供需脱节令物价飞涨。1993 年全国物价上涨13%,1994年上涨至21.7%,为改革开放后的最高记录,1995 年仍高达13%。
朱镕基采取了逐渐刹车的所谓“软着陆”办法。最厉害的是三招。一是 1995年7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银行会议,颁布16条,从紧缩信贷 开始堵住货票进入市场的渠道。二是果断开仓放粮。1993、1994两年中央政 府放出400亿斤国家储备粮。由于粮价上涨导致副食品涨价,副食品涨价一 项大约影响当时物价的2/3,此举可以说是砸到了通货膨胀毒蛇的七寸上。与 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在1993~1995期间,3次提高粮价,鼓励农民种粮食。 到1995年粮食大丰收,市场上粮食开始供大于求,治理通货膨胀最艰难的阶 段总算过去了。三是砍项目,防止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当时砍项目, 砍得鬼哭狼嚎。
这三招犀利无比,招招见血。其结果,中国的物价一路回落。到1996年回落至6%,1997年10月 份居然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鲜见、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物价负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特大洪灾,宏观软着陆 所企望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局面在1996年一现后便告消失,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摆在了朱镕 基的面前。主要的问题,便是前些年盲目扩张、重复建设所导致的生产能力大量增长,以致出现了 普遍的生产过剩、企业开工不足、产品找不到出路以及失业和下岗工人增多等过去中国人以为只有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才出现的现象。仅1997年一年,中国新出现的下岗工人就有1000万之多。
1998年,朱镕基正式走马上任,担任共和国总理,举国上下无不寄予莫大希望。满怀忧患的朱 镕基提出了本届政府将完成“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期目标,并表明为此不惜闯地 雷阵、赴万丈深渊的决心,举世震动。
但偏偏开局不利,形势严峻。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滞后到这时来发作。春夏之交,朱镕基 视察山西、内蒙的时候,宣布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后来的正式说法则是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 势”。从此,通货紧缩这个名词让人们越来越耳熟能详。而中国的老百姓逐渐明白,通货紧缩已取 代通货膨胀成了中国经济更凶险的最大敌人。这个敌人也是中国政府从未打过交道的劲敌。
朱镕基的应对之策是改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取向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 策”的新组合。政策意图很明显,一是要保银行,二是要稳定经济。相比于罗斯福新政,中国扩张 性的宏观政策显得更加决心坚定、措施有力,实施起来毫不动摇。
宏观“软着陆”至1996、1997年,生产已恢复,老百姓将越来越多的钱存在银行,居民储蓄存 款每年增加两三千亿。但银行拿到这笔钱,贷不出去,因为前几年项目搞得太多。无论是加工工业 还是原材料工业,都是过剩的局面。没有人愿去投资,也就没有人愿贷款。钱贷不出去,存款仍要 付息,所以银行亏本不迭。银行亏本,其实就是财政亏本,也就是国家亏本。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手段便是银行连下降息令牌,一年期实际利率由原来近10%下降至 2%左右,让银行大舒了一口气。财政政策的手段则是国家用净高于存款利率的利率,向银行发行国 债,把资金拿过来,直接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通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基础 设施具有投资大、跨地区作业、回收周期长的特性,国家来做较合适。
1998年~2001年,政府一共发行5100亿国债,带动银行资金和其它资金配套1.5万亿,完成了2万 亿的工程。这2万亿的工程包括10万公里的公路(其中1.3万公里是高速公路),5000公里的干线铁路, 如果包括电气化、双轨,改造在1万公里以上。建设了9.5亿千瓦的电站,全部改造了农村的电网。中 国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增加了3.2亿门。“这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个地方的”优质资产,将来会 发挥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100亿元的国债加上银行配套的贷款,拉动了整个工业生产,并有利于吸引外资,从而保持整 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其结果,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下滑的同时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增长势头。财 政收入每年大幅度增加,从1996年开始的“九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加财政收入1500亿,2001 年更是增加近2000亿。由于财力改善,政府得以大力改善职工生活,短短三四年,职工的工资差不 多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教育、科技以及军费投入大量增加,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 初步构筑。
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和金融资产不断增加。其中,全国居民储蓄大约每年增加七八千亿人民 币。到2002年2月,全社会居民储蓄额达到7.8万亿的水平。
在此期间,朱镕基领导的政府还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稳定农业;二是国有企业脱困。
1995年后,粮食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变得供过于求。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 性,政府决定用保护价收购,专门设立一家农业发展银行给粮食贷款,同时修建可容纳700亿斤粮食 的现代化粮库以储存粮食。可是,粮食储备持续增长,达到了5000多亿斤,加上农民手里的存粮, 可以够中国人一年的产量了。在过去缺粮的时候,地都种到了山上。现在粮食过剩,政府便提出退 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粮食由政府无偿供应。
对于国有企业,朱镕基很清楚,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要进行改革,必须 把人精简下来。但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把他养起来,国企改革就没法进行。“人往哪里走、 钱从哪里来”,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特有的难题,也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
1995、1996年,政府开始构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保障最低收入者的生计问题。一是养老金 保证按时、足额发放。二是失业保障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每个人规定每月150元,高的200 元)。三是增加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尤其是1999、2000这两年大幅增加工资。到2001年末,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已扩大到1120多万人。仅中央财政当年就增加支出621亿元。
与此同时,朱镕基大抓了国企三年脱困的工作。这项工作头几乎被认为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 作。但到了2000年,大部分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国有企业的账面利润有了很大的改 观,1998~2000三年期间实现净利润3915亿元,其中2000年国企利润达2392亿元,比上年猛增 140%!为实现国企扭亏,国家使出了债转股的“撒手锏”。至2000年1月24日,国家经贸委共审查 推荐了“债转股”企业601户,拟转股总额4596亿元,其中78户企业已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签 订了“债转股”协议、框架协议或意向书,转股额金额1122亿元。预计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 将接受大约1.4万亿的不良资产。
朱做的大事还有许多。最值得一提的是加入WTO,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全 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另外是防范金融风险(如处理广信事件、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率、加强监管等)、 让军队、武警和公安撤出商海、整顿市场秩序等等。朱镕基还从政治上推动政府机构改革,一举撤 销9个工业部门,大幅裁减分流政府冗员,实现了机构裁撤2成以上、人员裁减近半的目标,任期内 机构改革没有出现过回潮。此外,朱镕基承诺的各项改革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 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以及财税体制改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这一届政府已为时不多,在海外媒体看来,朱镕基的内阁已经正式成为看守内阁,但新的问题 依然不少。朱镕基在报告中指出:“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严重受灾地方农民收入减少,有些地方拖欠工资严重,部分 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仍有困难,就业压力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体制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一些地方、部 门和领导干部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严重,一些腐败现象还比较突出。 有些单位违规挪用财政资金和专项资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比较普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 发生。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
为此,他提出,政府将从扩大和培育内需,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努 力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风建设等 多个方面开展工作。
声声慢:试看众家评说
1998年,一位商人在谈起前一天他看到的朱镕基就任总理的“两会”开幕式时,情不自禁地抹 眼睛。虽然这位商人在他的朋友眼里几乎等同于奸商,但那时正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刻,就连奸 商也脆弱,也有良知和真诚的企盼啊!商人企盼的依据是1993年朱镕基的猛踩刹车。虽然那次他是 十足的倒霉蛋,但他一点不怨恨。他说,朱镕基上台了,经济有救了。
朱镕基是否满足了民众的期望?
2000年,朱镕基在回答有关“希望中国人民在您离任之后最记得您的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时,答道:“我只希望卸任以后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 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
朱镕基的清廉,像清泉上的石头,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朱还很有魅力。他敢作敢为,一竿子插到底的作风让人想起湖湘文化中“虽九死而不悔”的刚 烈精神。他轻松活泼,亲切自然、诙谐幽默的谈吐却又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他的话“不管前面是 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让人感觉到浓重的 悲壮意味。
但是,命中注定朱在中国将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上点岁数的老百姓,抱定青天老爷救世 传统思维定势的国人心中,朱的威信很高,但在思想新锐的部分知识者心目中,却别有一番说头。 他们认为,虽然经济每年增长,但是贫富悬殊情况恶化,保七保八又有什么意义?三年国企脱困 了,工人下岗的情况并无改善,农村情况基本上也是原地踏步,农民的日子依然还苦。
社会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批评容易建设难。社会批评本质上是无须 负责任的。因此,批评更应谨慎:它应该是理性的,而非情绪的;是建立在独立认知上的,而非人 云亦云的。
对于现实的评价,自命清高的“糟得很”的评论家们似乎从未察觉:如果我们是处在一个糟糕 领导人治理下的糟糕国家,国家岂不早就垮了?何至于能维持到今天的局面?
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有人会怀疑统计数据中掺了水,但中国宏观经济在恶劣环境下,不 但没有衰退、崩溃(按照某些“批评者”的描述,中国经济应该崩盘不止一次两次了),多少还有进步 则是肯定的。谓予不信,有税收增长为证,有外贸增长为证,有外资增长为证,这些都不是中国统 计部门能够掺得了水的。事实上,对于中国外贸的增长,美国海关统计得更高。
这还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事物的另一面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难题、隐患,是许多国家 所不曾有的,驾驭中国这架马车难而又难。
不妨拿格林斯潘作个比较。格氏被赞誉为前无古人的宏观调控人物,但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不过 是在市场经济已经成熟规范,经济已进入自我良性循环的美国,对宏观经济作些微调,以保证经济 的持续增长。相比之下,朱却是在矛盾重重的中国,在引导社会艰难转型的同时,保证经济的持续 增长。两者的难度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工作力度也不同。举例来说,美国的货币政策立竿见 影,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受制于体制约束总像是在隔山打牛。两者的成绩也不一样:朱在确保 经济增长,使中国至今避免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的同时,还推动了深层改革;格氏调控下的美国经 济,却在9·11之前就陷于下滑,9·11后甚至一度负增长。因此,格氏唯一能更使人赞叹的或许是:他 是一个不错的学生,他的一切作为,更符合于主流经济学的规范。而中国的成绩则说明:中国底子 很差,困难重重,但它恰恰碰上了好的舵手。
要评价朱镕基,就必须理解中国的现状。这种评估不应该是静态的,而必须是动态的。否则, 就容易一叶障目或求全责备。
动态地看,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改革,亦即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大致包括:经济市场化(含 产权制度的变革)、政治法治化(包括社会博弈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多元化(含对外对内开放)。改革, 正是今日中国走出困境的根本所在。但显然很少有人认识到的就是,改革,同时也是今日中国的危 机之根本所在。好改的、皆大欢喜的、不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已经完成了,今天的改革都是最烦难 的硬骨头。我们所感受到的阵痛,大都随改革而来,虽然其根源归根结底并不在改革。
于是中国只能“忍痛”改革,力争迎头赶上。改革并不总是甜蜜、大快人心的,它越来越多的 是痛苦。习惯于内河航行的船只,现在已经飘流到了海上,风浪的颠簸势在必然。的确,工人下岗 在增加,但要是不下岗,国企改革如何向前实施?的确,农民增收困难,但要是固守田园即可坐收 小康,谁还会移向城市,哪里会有中国的城市化浪潮?
中国这艘古老的大船眼下根本不可能避免颠簸和痛苦,既要持续往前,又要不时修理船只,何 其难哉!恩格斯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造成了悲剧。”朱从一开始 就承载着太多的民意和期望,然而所有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渐进解决。
这样来看中国,图像就比较清晰:一方面,在风高浪恶的国际险境下,不但维持了漏洞不少的 大船的稳定,经济上不但没倒退,还能逆流而上,确属不易。另一方面,转型尚未完成,问题仍未 解决,风浪依然险恶,就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就是中国的处境。各国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历经漫长的年月,自然演化形成的;中 国却要在短期内人工速成,转型和发展的痛苦必然数倍之。贩卖西方现成的套餐和说辞在中国远远 不够,中国需要的是真正的不世之才。
中国今天的问题仍然多多。但客观评价,必须分清哪些是历史遗留的,哪些是制度造成的,哪 些是转型不可避免的,哪些是人为的。以这样的客观分析,我们就会同意,朱在记者会上讲的是大 实话:第一,贫富两极分化,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农民收入问题,短期内不容易 根本解决。
按照世界各国普遍的收入差距倒U形曲线的轨迹,贫富差距的缩小只有在市场化转型彻底完成, 产业结构走向成熟时,才有可能发生扭转。眼前,政府所能做的最多是缓解这一过程的震荡,建立 起社会保障体系,更多地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收入而已。
三农问题,研究的人很多,讲破了,就是中国的人太多了,都塞在农村,就造成所谓的三农问 题。这样的难题,天王老子也无法一下解决。只能是寄望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长远进程和持之以恒 的人口政策。政府目前所能做的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只能是轻徭薄赋,但此法治标而不能治本,作用 有限,除非让那9亿人自然地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吸收。这就要求政府必须给农民保留自我提升的机 会。但以中国的国情而言,城乡壁障不容易一下子废除。当然,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政 府的承诺,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贫困而不能上大学,如果真正做到,也确实意义重大。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争论也很大。所谓积极财政政策,要看到一点,它是非常之举,事出无 奈,是在原国有经济疲软乏力,民营经济受体制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下,政府果断出手,利用和调动 闲置资源,为国民经济新建一个颇具现代水平的发展基础平台,一方面可以拉动当前经济,使中国 经济度过衰退难关;另一方面,从长远看,无论是民营经济还是国有经济以及外资,今后的发展都 可以依托这一新的平台,实现飞跃。
当然,财政政策必然伴随政府更多地主导经济行为,从而违反市场经济原理,并且产生了浪费 和腐败,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谁能有更好的现实可行的办法吗?必须记住,改革是在极其艰难 复杂的背景下运作的:既有船体本身的破损残缺,又有周遭水域的急流险滩,不可能面面俱到,十 全十美。军事上有先退后进、迂回穿插的曲线战略,我们的许多理论家在面对比军事复杂百倍的社 会问题时,为什么却纯情如16岁少男少女,呆板固执却有若东郭先生呢!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对于过去几年的改革与发展,是否还有什么比朱所走的更好的路子呢?20 年前,或许有人会推荐“休克疗法”。但是今天,谁都会同意那是一剂中国人所无法消受的苦药。
朝天阙:中国之命运!
朱镕基说,我一天到晚头都痛。
任何思考中国命运,富于民族责任感的人都会头痛。
那是为中国命运的头痛。
世界银行去年12月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今后10年,中国每年至少需要创造八九百万个就业机 会。而专家们估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一亿人。未来几年,光为中国人造饭碗这一项,就足 以让任何最聪明的领导人头痛不已。
中国的问题的确是太复杂了:金融、财政、政府信任、收入分配、产业、道德,人口、就业、 环境状况,等等。纾缓危机,让中国这艘船顺利入港,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需要从一年一年的政 府工作做起。
但工作显然并不好做,平平常常的工作中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试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中的前5条为例作简要分析:
(1)培育内需
积极方面:一是强调了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表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二是强调了消除消 费体制方面的障碍,假日经济、电信、汽车、住房业将进一步发展。挑战在于,一是投资体制方面 的障碍。没有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只要民间投资不启动,内需就不可能持续增长。二是,需要认真 对这些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进行有关利弊的检讨,尤其对WTO带来的挑战,不能被动 地迎战—求稳健,而需要更有力的应战。
(2)增加农民收入
积极方面: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并将其作为一个检验标准,可促进地方政府以及各方面的工 作。挑战在于,一是需要拿出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而这在目前将是非常困难的;二是需要启动户 籍制度改革,否则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能自然进行,农民增收问题最终难以解决。这一点同样障碍重 重。
(3)经济结构调整
积极方面:一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强调较多;二是强调重点对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检查和 试点。挑战在于,一是对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有坚实有力的配套工作。国有股减持之类的 敏感话题,也许本届政府可以淡化,但最终肯定还要进行下去。二是,反垄断需要政府配套改革深 入进行,而政府改革比一般的经济改革还难。
(4)对外开放
积极方面:一是强调国际化,规范法制化;二是强调全面开放,比如鼓励外资对国有企业重 组;三是强调外经贸领域的对内开放。挑战在于:投资领域的对内开放,特别是对民营开放已成为 对外开放效应能否完全发挥的关键。如果只对外开放,而不对民营开放,充其量中国的开放只完成 了一半,并将带来制度上的断裂和路径上的迷失。
(5)规范市场
积极方面:一是规范市场范围扩大;二是强调了反垄断;三是重视媒体的监督作用。挑战在 于,需要转变大政府的观念,与此同时,法制化建设应得到更多的重视。而这一切要远比搞运动式 的规范市场做法要难得多。
中国的昌盛不可能靠一年达到。但是,中国的命运,可能决定于任何一年、任何一件事。我们 企盼着,一个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中国,一个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的中国,一个抗冲击力日益 增强的中国,一个走向民主与法制的中国,将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一个 蒸蒸日上的中国!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4年过去,又到“两会”,人们看到的他还是那张刚直不阿、嫉恶如仇 的脸孔,还是那份一往无前的果敢与自信。
总理的第一句话是:“请大家提问题,分秒必争。”令人感慨万分!
再回首:已是弹指十年!
时间,对于1928年出生、花甲之年才步入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朱镕基来 说,实在是太紧张了,他的脚步也就总是显得那样急促万分。
1991年,年届63岁的朱镕基从上海启程北京,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 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疲软”的局 面:生产衰退、人心不稳,企业间相互拖欠剧增,到处是治理整顿后的未完 工程……
朱到京后的第一板斧便是治理三角债。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 难缠、无人敢揽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 好。“懂经济”从此成了朱镕基的金字招牌。
接下来是对付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1992年后,中国出现了房 地产热、开发区热、港口机场建设热、集资热,供需脱节令物价飞涨。1993 年全国物价上涨13%,1994年上涨至21.7%,为改革开放后的最高记录,1995 年仍高达13%。
朱镕基采取了逐渐刹车的所谓“软着陆”办法。最厉害的是三招。一是 1995年7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银行会议,颁布16条,从紧缩信贷 开始堵住货票进入市场的渠道。二是果断开仓放粮。1993、1994两年中央政 府放出400亿斤国家储备粮。由于粮价上涨导致副食品涨价,副食品涨价一 项大约影响当时物价的2/3,此举可以说是砸到了通货膨胀毒蛇的七寸上。与 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在1993~1995期间,3次提高粮价,鼓励农民种粮食。 到1995年粮食大丰收,市场上粮食开始供大于求,治理通货膨胀最艰难的阶 段总算过去了。三是砍项目,防止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当时砍项目, 砍得鬼哭狼嚎。
这三招犀利无比,招招见血。其结果,中国的物价一路回落。到1996年回落至6%,1997年10月 份居然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鲜见、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物价负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特大洪灾,宏观软着陆 所企望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局面在1996年一现后便告消失,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摆在了朱镕 基的面前。主要的问题,便是前些年盲目扩张、重复建设所导致的生产能力大量增长,以致出现了 普遍的生产过剩、企业开工不足、产品找不到出路以及失业和下岗工人增多等过去中国人以为只有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才出现的现象。仅1997年一年,中国新出现的下岗工人就有1000万之多。
1998年,朱镕基正式走马上任,担任共和国总理,举国上下无不寄予莫大希望。满怀忧患的朱 镕基提出了本届政府将完成“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期目标,并表明为此不惜闯地 雷阵、赴万丈深渊的决心,举世震动。
但偏偏开局不利,形势严峻。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滞后到这时来发作。春夏之交,朱镕基 视察山西、内蒙的时候,宣布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后来的正式说法则是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 势”。从此,通货紧缩这个名词让人们越来越耳熟能详。而中国的老百姓逐渐明白,通货紧缩已取 代通货膨胀成了中国经济更凶险的最大敌人。这个敌人也是中国政府从未打过交道的劲敌。
朱镕基的应对之策是改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取向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 策”的新组合。政策意图很明显,一是要保银行,二是要稳定经济。相比于罗斯福新政,中国扩张 性的宏观政策显得更加决心坚定、措施有力,实施起来毫不动摇。
宏观“软着陆”至1996、1997年,生产已恢复,老百姓将越来越多的钱存在银行,居民储蓄存 款每年增加两三千亿。但银行拿到这笔钱,贷不出去,因为前几年项目搞得太多。无论是加工工业 还是原材料工业,都是过剩的局面。没有人愿去投资,也就没有人愿贷款。钱贷不出去,存款仍要 付息,所以银行亏本不迭。银行亏本,其实就是财政亏本,也就是国家亏本。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手段便是银行连下降息令牌,一年期实际利率由原来近10%下降至 2%左右,让银行大舒了一口气。财政政策的手段则是国家用净高于存款利率的利率,向银行发行国 债,把资金拿过来,直接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通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基础 设施具有投资大、跨地区作业、回收周期长的特性,国家来做较合适。
1998年~2001年,政府一共发行5100亿国债,带动银行资金和其它资金配套1.5万亿,完成了2万 亿的工程。这2万亿的工程包括10万公里的公路(其中1.3万公里是高速公路),5000公里的干线铁路, 如果包括电气化、双轨,改造在1万公里以上。建设了9.5亿千瓦的电站,全部改造了农村的电网。中 国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增加了3.2亿门。“这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个地方的”优质资产,将来会 发挥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100亿元的国债加上银行配套的贷款,拉动了整个工业生产,并有利于吸引外资,从而保持整 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其结果,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下滑的同时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增长势头。财 政收入每年大幅度增加,从1996年开始的“九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加财政收入1500亿,2001 年更是增加近2000亿。由于财力改善,政府得以大力改善职工生活,短短三四年,职工的工资差不 多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教育、科技以及军费投入大量增加,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 初步构筑。
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和金融资产不断增加。其中,全国居民储蓄大约每年增加七八千亿人民 币。到2002年2月,全社会居民储蓄额达到7.8万亿的水平。
在此期间,朱镕基领导的政府还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稳定农业;二是国有企业脱困。
1995年后,粮食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变得供过于求。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 性,政府决定用保护价收购,专门设立一家农业发展银行给粮食贷款,同时修建可容纳700亿斤粮食 的现代化粮库以储存粮食。可是,粮食储备持续增长,达到了5000多亿斤,加上农民手里的存粮, 可以够中国人一年的产量了。在过去缺粮的时候,地都种到了山上。现在粮食过剩,政府便提出退 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粮食由政府无偿供应。
对于国有企业,朱镕基很清楚,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要进行改革,必须 把人精简下来。但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把他养起来,国企改革就没法进行。“人往哪里走、 钱从哪里来”,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特有的难题,也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
1995、1996年,政府开始构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保障最低收入者的生计问题。一是养老金 保证按时、足额发放。二是失业保障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每个人规定每月150元,高的200 元)。三是增加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尤其是1999、2000这两年大幅增加工资。到2001年末,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已扩大到1120多万人。仅中央财政当年就增加支出621亿元。
与此同时,朱镕基大抓了国企三年脱困的工作。这项工作头几乎被认为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 作。但到了2000年,大部分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国有企业的账面利润有了很大的改 观,1998~2000三年期间实现净利润3915亿元,其中2000年国企利润达2392亿元,比上年猛增 140%!为实现国企扭亏,国家使出了债转股的“撒手锏”。至2000年1月24日,国家经贸委共审查 推荐了“债转股”企业601户,拟转股总额4596亿元,其中78户企业已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签 订了“债转股”协议、框架协议或意向书,转股额金额1122亿元。预计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 将接受大约1.4万亿的不良资产。
朱做的大事还有许多。最值得一提的是加入WTO,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全 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另外是防范金融风险(如处理广信事件、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率、加强监管等)、 让军队、武警和公安撤出商海、整顿市场秩序等等。朱镕基还从政治上推动政府机构改革,一举撤 销9个工业部门,大幅裁减分流政府冗员,实现了机构裁撤2成以上、人员裁减近半的目标,任期内 机构改革没有出现过回潮。此外,朱镕基承诺的各项改革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 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以及财税体制改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这一届政府已为时不多,在海外媒体看来,朱镕基的内阁已经正式成为看守内阁,但新的问题 依然不少。朱镕基在报告中指出:“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严重受灾地方农民收入减少,有些地方拖欠工资严重,部分 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仍有困难,就业压力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体制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一些地方、部 门和领导干部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严重,一些腐败现象还比较突出。 有些单位违规挪用财政资金和专项资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比较普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 发生。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
为此,他提出,政府将从扩大和培育内需,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努 力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风建设等 多个方面开展工作。
声声慢:试看众家评说
1998年,一位商人在谈起前一天他看到的朱镕基就任总理的“两会”开幕式时,情不自禁地抹 眼睛。虽然这位商人在他的朋友眼里几乎等同于奸商,但那时正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刻,就连奸 商也脆弱,也有良知和真诚的企盼啊!商人企盼的依据是1993年朱镕基的猛踩刹车。虽然那次他是 十足的倒霉蛋,但他一点不怨恨。他说,朱镕基上台了,经济有救了。
朱镕基是否满足了民众的期望?
2000年,朱镕基在回答有关“希望中国人民在您离任之后最记得您的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时,答道:“我只希望卸任以后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 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
朱镕基的清廉,像清泉上的石头,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朱还很有魅力。他敢作敢为,一竿子插到底的作风让人想起湖湘文化中“虽九死而不悔”的刚 烈精神。他轻松活泼,亲切自然、诙谐幽默的谈吐却又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他的话“不管前面是 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让人感觉到浓重的 悲壮意味。
但是,命中注定朱在中国将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上点岁数的老百姓,抱定青天老爷救世 传统思维定势的国人心中,朱的威信很高,但在思想新锐的部分知识者心目中,却别有一番说头。 他们认为,虽然经济每年增长,但是贫富悬殊情况恶化,保七保八又有什么意义?三年国企脱困 了,工人下岗的情况并无改善,农村情况基本上也是原地踏步,农民的日子依然还苦。
社会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批评容易建设难。社会批评本质上是无须 负责任的。因此,批评更应谨慎:它应该是理性的,而非情绪的;是建立在独立认知上的,而非人 云亦云的。
对于现实的评价,自命清高的“糟得很”的评论家们似乎从未察觉:如果我们是处在一个糟糕 领导人治理下的糟糕国家,国家岂不早就垮了?何至于能维持到今天的局面?
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有人会怀疑统计数据中掺了水,但中国宏观经济在恶劣环境下,不 但没有衰退、崩溃(按照某些“批评者”的描述,中国经济应该崩盘不止一次两次了),多少还有进步 则是肯定的。谓予不信,有税收增长为证,有外贸增长为证,有外资增长为证,这些都不是中国统 计部门能够掺得了水的。事实上,对于中国外贸的增长,美国海关统计得更高。
这还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事物的另一面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难题、隐患,是许多国家 所不曾有的,驾驭中国这架马车难而又难。
不妨拿格林斯潘作个比较。格氏被赞誉为前无古人的宏观调控人物,但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不过 是在市场经济已经成熟规范,经济已进入自我良性循环的美国,对宏观经济作些微调,以保证经济 的持续增长。相比之下,朱却是在矛盾重重的中国,在引导社会艰难转型的同时,保证经济的持续 增长。两者的难度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工作力度也不同。举例来说,美国的货币政策立竿见 影,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受制于体制约束总像是在隔山打牛。两者的成绩也不一样:朱在确保 经济增长,使中国至今避免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的同时,还推动了深层改革;格氏调控下的美国经 济,却在9·11之前就陷于下滑,9·11后甚至一度负增长。因此,格氏唯一能更使人赞叹的或许是:他 是一个不错的学生,他的一切作为,更符合于主流经济学的规范。而中国的成绩则说明:中国底子 很差,困难重重,但它恰恰碰上了好的舵手。
要评价朱镕基,就必须理解中国的现状。这种评估不应该是静态的,而必须是动态的。否则, 就容易一叶障目或求全责备。
动态地看,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改革,亦即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大致包括:经济市场化(含 产权制度的变革)、政治法治化(包括社会博弈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多元化(含对外对内开放)。改革, 正是今日中国走出困境的根本所在。但显然很少有人认识到的就是,改革,同时也是今日中国的危 机之根本所在。好改的、皆大欢喜的、不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已经完成了,今天的改革都是最烦难 的硬骨头。我们所感受到的阵痛,大都随改革而来,虽然其根源归根结底并不在改革。
于是中国只能“忍痛”改革,力争迎头赶上。改革并不总是甜蜜、大快人心的,它越来越多的 是痛苦。习惯于内河航行的船只,现在已经飘流到了海上,风浪的颠簸势在必然。的确,工人下岗 在增加,但要是不下岗,国企改革如何向前实施?的确,农民增收困难,但要是固守田园即可坐收 小康,谁还会移向城市,哪里会有中国的城市化浪潮?
中国这艘古老的大船眼下根本不可能避免颠簸和痛苦,既要持续往前,又要不时修理船只,何 其难哉!恩格斯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造成了悲剧。”朱从一开始 就承载着太多的民意和期望,然而所有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渐进解决。
这样来看中国,图像就比较清晰:一方面,在风高浪恶的国际险境下,不但维持了漏洞不少的 大船的稳定,经济上不但没倒退,还能逆流而上,确属不易。另一方面,转型尚未完成,问题仍未 解决,风浪依然险恶,就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就是中国的处境。各国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历经漫长的年月,自然演化形成的;中 国却要在短期内人工速成,转型和发展的痛苦必然数倍之。贩卖西方现成的套餐和说辞在中国远远 不够,中国需要的是真正的不世之才。
中国今天的问题仍然多多。但客观评价,必须分清哪些是历史遗留的,哪些是制度造成的,哪 些是转型不可避免的,哪些是人为的。以这样的客观分析,我们就会同意,朱在记者会上讲的是大 实话:第一,贫富两极分化,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农民收入问题,短期内不容易 根本解决。
按照世界各国普遍的收入差距倒U形曲线的轨迹,贫富差距的缩小只有在市场化转型彻底完成, 产业结构走向成熟时,才有可能发生扭转。眼前,政府所能做的最多是缓解这一过程的震荡,建立 起社会保障体系,更多地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收入而已。
三农问题,研究的人很多,讲破了,就是中国的人太多了,都塞在农村,就造成所谓的三农问 题。这样的难题,天王老子也无法一下解决。只能是寄望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长远进程和持之以恒 的人口政策。政府目前所能做的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只能是轻徭薄赋,但此法治标而不能治本,作用 有限,除非让那9亿人自然地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吸收。这就要求政府必须给农民保留自我提升的机 会。但以中国的国情而言,城乡壁障不容易一下子废除。当然,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政 府的承诺,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贫困而不能上大学,如果真正做到,也确实意义重大。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争论也很大。所谓积极财政政策,要看到一点,它是非常之举,事出无 奈,是在原国有经济疲软乏力,民营经济受体制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下,政府果断出手,利用和调动 闲置资源,为国民经济新建一个颇具现代水平的发展基础平台,一方面可以拉动当前经济,使中国 经济度过衰退难关;另一方面,从长远看,无论是民营经济还是国有经济以及外资,今后的发展都 可以依托这一新的平台,实现飞跃。
当然,财政政策必然伴随政府更多地主导经济行为,从而违反市场经济原理,并且产生了浪费 和腐败,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谁能有更好的现实可行的办法吗?必须记住,改革是在极其艰难 复杂的背景下运作的:既有船体本身的破损残缺,又有周遭水域的急流险滩,不可能面面俱到,十 全十美。军事上有先退后进、迂回穿插的曲线战略,我们的许多理论家在面对比军事复杂百倍的社 会问题时,为什么却纯情如16岁少男少女,呆板固执却有若东郭先生呢!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对于过去几年的改革与发展,是否还有什么比朱所走的更好的路子呢?20 年前,或许有人会推荐“休克疗法”。但是今天,谁都会同意那是一剂中国人所无法消受的苦药。
朝天阙:中国之命运!
朱镕基说,我一天到晚头都痛。
任何思考中国命运,富于民族责任感的人都会头痛。
那是为中国命运的头痛。
世界银行去年12月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今后10年,中国每年至少需要创造八九百万个就业机 会。而专家们估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一亿人。未来几年,光为中国人造饭碗这一项,就足 以让任何最聪明的领导人头痛不已。
中国的问题的确是太复杂了:金融、财政、政府信任、收入分配、产业、道德,人口、就业、 环境状况,等等。纾缓危机,让中国这艘船顺利入港,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需要从一年一年的政 府工作做起。
但工作显然并不好做,平平常常的工作中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试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中的前5条为例作简要分析:
(1)培育内需
积极方面:一是强调了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表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二是强调了消除消 费体制方面的障碍,假日经济、电信、汽车、住房业将进一步发展。挑战在于,一是投资体制方面 的障碍。没有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只要民间投资不启动,内需就不可能持续增长。二是,需要认真 对这些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进行有关利弊的检讨,尤其对WTO带来的挑战,不能被动 地迎战—求稳健,而需要更有力的应战。
(2)增加农民收入
积极方面: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并将其作为一个检验标准,可促进地方政府以及各方面的工 作。挑战在于,一是需要拿出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而这在目前将是非常困难的;二是需要启动户 籍制度改革,否则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能自然进行,农民增收问题最终难以解决。这一点同样障碍重 重。
(3)经济结构调整
积极方面:一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强调较多;二是强调重点对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检查和 试点。挑战在于,一是对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有坚实有力的配套工作。国有股减持之类的 敏感话题,也许本届政府可以淡化,但最终肯定还要进行下去。二是,反垄断需要政府配套改革深 入进行,而政府改革比一般的经济改革还难。
(4)对外开放
积极方面:一是强调国际化,规范法制化;二是强调全面开放,比如鼓励外资对国有企业重 组;三是强调外经贸领域的对内开放。挑战在于:投资领域的对内开放,特别是对民营开放已成为 对外开放效应能否完全发挥的关键。如果只对外开放,而不对民营开放,充其量中国的开放只完成 了一半,并将带来制度上的断裂和路径上的迷失。
(5)规范市场
积极方面:一是规范市场范围扩大;二是强调了反垄断;三是重视媒体的监督作用。挑战在 于,需要转变大政府的观念,与此同时,法制化建设应得到更多的重视。而这一切要远比搞运动式 的规范市场做法要难得多。
中国的昌盛不可能靠一年达到。但是,中国的命运,可能决定于任何一年、任何一件事。我们 企盼着,一个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中国,一个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的中国,一个抗冲击力日益 增强的中国,一个走向民主与法制的中国,将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一个 蒸蒸日上的中国!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