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在前两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册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克鲁格曼先生做了一个让中国人疑惑不已却又不寒而栗的设问：下一个是中国吗？他的意思是说，在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毁灭性的崩溃之后，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是不是下一个即将崩塌的神话？
虽然中国有所有已经遭遇流行病袭击的亚洲国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等等。但作为一个比其他亚洲国家庞大得多的经济体，中国显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特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独独中国能够幸免于那一场可怕的灾难了。可能正是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程度，克鲁格曼在提出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之后，并没有给出答案，便匆匆结束他的讨论。虽然他明确地将中国归为他所谓的“坏”的经济体——那种即将进入危机状态的经济体。
从表面上看，中国不仅成功的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蹂躏，而且继续以其惯有的高增长姿态傲视全球。在危机之后，中国仍然以年均7%以上速度连续增长了四年。在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里，中国的这种奇特表现已经成为世纪之谜。因为它对我们的常识构成了挑战。难道，常识真的要被证伪吗？还是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一、中国在干什么？
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1997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内部已经遇到了严重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缓慢的下滑过程中，更表现在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企问题日趋严重、贪污及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国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
当此时，本来是中国领导人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然而，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驱使中国领导人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这个即将衰朽的神话，中国领导人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开始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短期的经济表现。就中国领导人对严峻的制度改革形势的漠视而言，这种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政思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许多观察家看到的那样，1997年之后，中国领导人没有推出一项旨在长远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更加紧迫的政治改革，来凝聚进一步改革的动力。相反，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在短短的的四年中，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所谓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借助于这些以庞大的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中国在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了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尤其港台地区的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呼应于这种新的形象，那些对亚洲模式曾经有过深刻怀疑的人们终于丢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警惕，以自己的热情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世纪”的合唱。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不仅仅意味著大城市，更不仅仅意味著那些多少有些样板意义的特大城市；中国不仅意味著让人心动的机会，也可能同样意味著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让我们来看一看实施这种被中国领导人称为“扩大内需”却被我称为“类凯恩斯疗法”所付出的代价。
之所以将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所推荐的“凯恩斯疗法”，是因为实施同一政策的并不是同样性质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在这种契约中，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同样一个政策将导致何等南辕北辙的效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1997年后采取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97年的560亿飙升到2002年的3000多亿。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个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共投资不仅低效，而且充满了各种贪污和受贿丑闻。正是基于这一点，民间将这类公共投资形象的比喻为“富官工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家里，以大量国债发行所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著：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能发生什么奇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一个与90年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的高潮，不过上一次仅仅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投机，而这一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人们还记得，在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更大的控制权。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勾当，实在是权力经济的本质使然，不过是大集权与小集权的区别，五十步笑一百步耳。90年代初期那次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银行坏账，难道这一次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约束的公共投资的结果，就一定会更好些吗？江苏省的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县花费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建立了一个完全是为了炫耀政绩的电话县，其结果却是，强制安装的电话成了农民家中无用的摆设。如果这也叫GDP的话，大概只能称作“灾害GDP”。
与上面的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在经过了9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教训之后，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在这方面似乎比较谨慎。由于害怕刺激高通货膨胀预期，中央政府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称。但这种“稳健”实际上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诚如大家看到的，从1998年起政府已经连续5次降低利率。考虑到中国70%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四年来的货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大大增加了银行的坏帐。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的知道这个比例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可能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要比已知的危险可怕得多。
如果上面那些政策还没有超出我们理性的想象范围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这让那些有些历史感的人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在中国1999年开始到2001年7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作为丑闻记录在案。这就是《人民日报》在1999年6月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以欺骗的手法催促投资者进入股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同时为国有企业解困。鉴于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股市两年多的牛市定义为：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现在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仍然远离合理区间，但它套牢的资金已可以万亿计。而在这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的“GDP秀”的也开始落幕。
与上述股市政策同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另外一项政策。那就是所谓收入政策。从1999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到目前为止，公务员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谁都知道，中国公务员是中国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其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然是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不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层阶级的广泛怨恨，而其对内需的拉动当然也只能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听的。这种为所欲为的执政取向，除了证明中国政府官员对社会紧张情绪的麻木之外，恐怕证明不了其他什么。
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这既包括用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来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荒唐的“债转股”和直接拨款2000亿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透过这些明显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的赢利水平象变魔术一样得到扭转。到2001年度，中国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成绩突出表现在这样一组数字上：国有企业的盈利从1999年的900亿达到2330亿。然而这个数字的后面是什么呢？事实是：中国前十名的垄断企业占据其中的1900亿。国家重点支持（注意，这意味著国家想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的前500名大企业共获得盈利2400亿元。按《香港信报》的推算，这也就是说，剩下的6万多家国有企业平均盈利只有一万元。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领导人不愧是“波将金”经济的业内高手。在这种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俄罗斯“寡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这赢得了国际舆论非常慷慨的赞扬。虽然国内对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的利弊得失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一个极其重要但却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中国国内各阶层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已经达到40%以上，外部市场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在中国国内各阶层中起到了一次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的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但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价格却被人为高估，这阻断了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通道，人为地限制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这虽然为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挣够了面子，但却是以农民及其他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考虑到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个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
一方面，中国低收入阶层承担了人民币坚挺的全部代价，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另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利”。中国进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币的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而农民和下层阶级却与这种消费完全无关。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坚挺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比如电信等垄断企业。在中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人民币的坚挺的确大大刺激了中国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这大概就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制所导致的突击性的财富转移。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的怀疑：人民币的坚挺是不是也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强势阶级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观政策的寻租？虽然从长期看，中国农业问题可能主要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却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弱势阶级的困苦。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看清楚了这样的真相，难道我们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我们不过是将这种冲击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给了中国的弱势阶层罢了。人民币没有贬值，仅仅说明了中国有可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制”，仅仅说明有人要竭力维持一个名不副实的强国形象，而不能说明任何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不同寻常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那时候，我们有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比现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通过轮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维持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七上八下”（7%之上8%之下）。然而，正如这个中文词语的另外一个意思一样，这个“一枝独秀”并不如看上去那么令人放心。在一帮可笑的政府经济学家不断地鼓吹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拐点之后，这个拐点却始终没有真正出现。更多的人则开始相信，如果中国不迅速进行旨在修复增长动力的制度改革的话，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盼望的那个拐点，可能恰恰是一个向下的拐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01年四季度，中国GDP增长是创纪录的6.6%。在我看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某种趋势，可能正在揭开中国经济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沉重的历史代价。
二、中国是一个假象吗？
虽然已经有经济学家正在悄悄谈论中国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代价，但更多的人们则开始以他们实际行动对7%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质疑。就在今年，当中国人大以惯常的虚伪姿态总结政府去年的成绩时，大庆——中国极具象征性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我们虽然很难判断这是不是中国渐进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号，但这一事实强烈的暗示我们：中国，可能是一个假象。
我们不能说，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但这四年为了维持面子上的繁荣而采取的竭泽而渔的政策，无疑加剧了事态的恶化。而最重要的代价可能是，中国可能已经错过和平改革的最后机会。现在，让我们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后，看一看中国的另外一面。
濒临绝境的国家财政
虽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指标和标准来为自己的财政政策辩护并维护本国财政的稳健形象。但很显然，这里面存在严重的误导。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财政数字的虚假，而是因为有大量的国家负债完全无法统计。有中国经济学家私下里作过估计，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左右。但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中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工资拖欠似乎没有足够估计，有资料披露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万亿左右。如果考虑进这一因素，中国的国家负债与GDP的比率可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日本的131%。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国中，日本的这个比率已经是全球之冠。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政府不可遏制的刚性开支增长，从1997年开始，政府在通过合法的税收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的非法收刮。基于我们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理解，税收的最终承受者肯定是中国的中下层阶级。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国社会日益增多的抗税事件以及不断升级的怨恨情绪中感觉到。1997年到2001年，国家税收连年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而刚刚过去的200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是同年GDP增长速度的三倍。从中国民间业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这个数字继续高位增长的潜力已经十分有限。换言之，中国社会的税收潜力与中国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胃口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将在未来几年达到高峰。
难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日本最近十年来的令人难堪的经济表现被普遍归结为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恐怕还算不得最坏的学生。按照最悲观的估计，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接近20%，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按照中国官方最新的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26%，但这个比例却遭到中国民间与国际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计，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令人异常恐慌的50%。人们普遍猜测，中国的国有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恐怕已经远远超出最高主管官员的估计。这种猜测正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得到证实。这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试探性地关闭了几家信托投资公司之后，其真实情况与人们估计之间的差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贷款“五类分级”制度却一再受阻，原因很简单，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分级制度将大大增加银行的不良比例。形势的确相当恶劣。但从中国官方一再搁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相称的紧迫感和勇气。显然，这已经事涉难度和风险同样巨大的政治改革，从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
一个流传颇广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国有银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中国国有银行之腐败低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中国银行业经营问题的爆炸性的话，那么下面的事实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爆炸后的灾难程度。就在最近即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招商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人们发现，这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优秀的银行，其离岸业务的坏帐率竟然高达93%以上。这让那些对中国银行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大为震惊。
然而，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危险的指标或者数据，而是它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权力和权力资本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无偿占用和挥霍全民的未来财富（存款，国债、股票等等）。既无约束与监督，这种挥霍当然也就毫无节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和投资。从宏观上讲，中国的金融、财政包括资本市场徒有现代经济之表象，在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无比巨大。
曾经有中国学者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应该是10%，但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这个水平。对照中国增长模式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模式中，中国可能更是一个极端案例），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陷入了与日本一样的“增长型衰退”。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在今后几年，中国就非常有可能进一步跌入“增长型萧条”。果如此，中国在渐进改革中长期积累而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各种尖锐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喷发的时机。
最近几年，夹杂在表面上“中性”但剂量却不断加大的“类凯恩斯疗法”的浮躁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趋势性变化。与上面那些静态并且广为人知的数据相比，这些动态的趋势已经和即将显示的冷酷力量还不太为人所知。这些趋势包括：
1、权力资本借势扩张并将中国渐进改革完全锁定于自己的利益
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是倒退，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制中大量复制。虽然这种后果是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辑必然，但最近几年的“类凯恩斯疗法”无可挽回地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经济表现和屈服于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一点，相信所有密切关注中国制度改革的人们都能够观察到。反过来，短期经济表现的“优异”又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他们似乎真的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准则，而走出一条“天才”的捷径来。这几年，制度改革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他们的案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人灵感式的药方和兴奋用品。然而，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自我麻醉的幻觉下开始发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丧失，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开始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表现。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凯恩斯疗法”在一个自由市场意识深厚和监督体制健全的国家中，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政策。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著悠久集权和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中，则可能意味著“国家”的复辟，这与中国近20年改革的目标恰好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短期经济的突击式增长必然要以资源的集中使用为条件，这与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各种对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近几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规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要紧的是，在这个活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国家”，而是那些打著国家旗号的权力资本。这当然不止于经济学家口中轻飘飘的“挤出效应”，而是对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社会的一种致命吞噬。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注意，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护下，盘据在各个层级的权力资本一次突击的圈钱行动。市场和权力变成一部分窃取者的私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
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9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挟迫下，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虽然这几年，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来就要比个人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位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底被他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他将带著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主流。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法的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进”（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2、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的恶化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的说法，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占中国人口70%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必然深刻的影响著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1997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必须从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1997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的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这被中国农村社会形象的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
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不是压力的制造者。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中国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的说，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层政权向最弱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民置于绝对受剥夺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著发言权越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臃肿的政治官僚体系的膨胀（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种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的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权力资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力和前瞻性相当令人失望。除非大难临头，农民问题可能已经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目前这种局面，1949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过。
许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悲惨景况已经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80%农村人口的收入在农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远远恶劣于我们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相当麻木。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著我们。给予中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公正的起点，就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民的市场参与以公正的起点。
从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改革停滞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悲观预期准确（我以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肃的。因为即便我们聪明绝顶，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未来几年，中国农民问题就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捍卫农民的权利，就是捍卫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
随著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能够清晰揭示这种趋势的是，中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不断攀升。虽然官方一再以玩数字游戏的轻浮态度来对待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20%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强有力的传统家庭纽带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秩序最后的避难所。
在中国，城市下层阶级喜欢用那些明显具有寓言结构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绝望，但的确，这种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正越来越具有真实性。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一篇关于城市贫困情况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沈阳的铁西区--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自豪工业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城市贫困的代名词。其萧条与困苦的情形让人沉默无语。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在道德上让人难以接受的苦难，并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不自由不公正竞争的结果；它不是中国社会转轨的正常代价，而是完全失控的贪污和腐败的代价，是完全缺乏规制的伪市场的代价。这正是中国城市失业和贫困问题特别具有爆炸性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够一边长期承受高失业率的折磨，另一边却安然接纳大规模的腐败。在中国，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两者本身就互为因果。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的权力阶级正在用可怕的虚妄来压抑这些人的正当诉求。
退一步说，如果一部分人的贫困是中国转型的必然代价，那么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就应该勇敢的承担起维护他们尊严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责任。然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都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而财政的困窘所导致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无疑会使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换句话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看不到这个问题有实质性好转的希望。中国贫困人口的比率将会进一步上升。
我们判断，从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从对增量财富的争夺转移到对存量财富的争夺，这是一场秘而不宣的战争。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总量增长开始遇到瓶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极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许多对中国现实生活比较敏锐的人们，早就感受到了这种不祥的气氛。如果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大幅矫正中国改革极度扭曲的分配机制，从而重塑中国的改革动力，中国的渐进改革或许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经典。但很明显，中国政府对这种信号缺乏应有的警觉。这与中国渐进改革一路走来的机会主义路线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1989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完全与经济增长速度等同起来，这被通俗的叫做：发展就是硬道理。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没有增长速度就没有合法性，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为：没有7%或8%以上的速度就没有合法性。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幼稚的执政思路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唯一的政治智慧。但人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明显与中国社会的真实脉动不相吻合。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推测，在下一个阶段的存量财富的争夺中，还会不断有人成为权力资本的牺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个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产阶级。一个以垄断权力为基础的掠夺体制是很难自我约束的。对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明乎此，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
如果将现在的中国嵌入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来观照，我们就会发现，当今的中国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个数量庞大但困苦不堪的农民分布在中国广袤的内陆，几个以外国资本为主但却占据了GDP绝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离开了土地而又无法在城市栖身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游动，一个仅仅代表官僚和官僚资本利益的政治权力结构，一个被深入骨髓的腐败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财政体系。这个奇特的组合又一次出现在了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中。而这个组合之间无法化解的紧张和冲突，正是中国上一个世纪屡屡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每一个时代的大众都总是以为自己在开创全新的未来，但经常，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历史。想要挣脱历史的宿命，人们就必须首先洞悉面前的陷阱。
三、危机和可能的未来
中国会发生危机吗？或者问，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会成为危机的输出国吗？回答是，是的，中国已经具备发生一场大规模危机的所有要件。
诚如前述，中国的改革是以权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与此相对应，其经济增长也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是以民间社会的长期萎缩为代价的。一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在相当长时间里，民间社会将难以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经济上就是，长期的衰退或增长型衰退，注意，是长期而不是短期。因为在这种模式中，我们大概很难看到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颇为神似。就象日本在90年代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衰退一样，中国也同样可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长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种衰退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要比日本脆弱得多。这种脆弱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长期压抑和积累而显得分外突出。如果中国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资源——经济增长，开始流失，那么，经济增长与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现难以逆转的负反馈：政府越是没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难推动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越缓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彻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处于普遍的失范状态，社会自我维持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荡然无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也仅仅在在极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比如说，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建立在国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吓基础上的刚性秩序，这对于一个人均资源匮乏、处于转轨中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就意味著秩序的全面崩解，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联系就可能被仇恨和贪婪撕裂。那么，中国会发生危机吗？简单的答案是：是的。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个话题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实却一再否定了这些先知般的预言。难道，所有这些预测都错了，而仅仅是某些“敌对势力”的一厢情愿吗？不，所有这些预测都看到了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依然在那里，甚至比从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国一句古老格言所揭示的那样，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国，GDP就是这个“水”。只要“水”涨的跟水下的石头一样快，石头就不会冒出来。但现在，“水”的涨势正在放慢，而水下的石头却开始疯长。所以，中国的危机恐怕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个危机将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并怎样影响中国的未来？
在我们的视线中，在未来几年，可能引发危机的一些重要线索正在逐渐清晰。
1、金融危机
按照正常的商业标准，中国的国有银行早就处于破产状态。无休止的坏帐和普遍的腐败已经将银行可怜的资本金吞噬一空。但讽刺的是，中国的银行不仅没有垮掉，反而在受到奖励。人们仍然在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投入这个巨大的黑洞，而这（新增存款），正是中国的国有银行能够苟延残喘的唯一法宝。这种现象让许多人迷惑不解。虽然许多人有意无意将此归功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但很显然，这并不是问题的真相。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在一个受到严格资本管制的国家会有大量的资本外逃。在最近几年中，中国资本外逃的数字甚至超过了资本流入。所以，对这个现象的最好解释只能是：人们并非太信赖政府，而是太依赖政府。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除了将钱存入国有银行之外，普通存款人没有任何其他存放财富的途径。但是，这种反常的现象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了。外资银行的介入将会给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以致命一击。这些势力强大，信誉良好的外资银行很有可能断掉中国银行业赖以苟活的最后一滴奶水。在事关自己财富安全的问题上，我们一点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时看上去非常愚钝的中国储蓄者。他们将会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学会选择那些更安全、更可行的储蓄办法。对于这种结局，中国的国有银行如果寄望于存款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银行业务的无知，大概很不现实。
根据现有的入世时间表，外资银行直接经营个人人民币业务的时间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我们预计，在3到5年时间中，中国的大城市中将会出现挤兑中国国有银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金融恐慌征一旦出现，就有可能火烧连营，势如卷席。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这既是开始也是结束。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银行业的灾难，更是政府信用的灾难。人们看到，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现体制正在越来越随意地挥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们推测，银行的破产将可能是压垮政府信用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政府无力也没有足够信用对这些国有银行进行重整的情况下，外资银行部分接替中国政府的角色来进行这项工作将是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选择之一。
由于外汇的严格管制，中国虽然成功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其金融体系的冲击，但导源于内部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现在就可以印证这些趋势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银行倒闭案已经时有所闻。
2、城市下层阶级的大规模骚乱导致的流血事件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遍及城乡的抗议事件不断发生。由于农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国改革这一阶段主要的受损者，所以这种抗议事件多数分散地发生在这些政治边缘地带。然而随著中国改革受损者的增多，这种抗议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趋势。最近大庆油田以及辽阳所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明证。
与90年代所发生的抗议事件不同的是，最新发生的这些抗议事件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组织性和持续性。这一点，从最近发生在东北辽阳的大规模示威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人们看到，这次示威是七个国营企业的职工联合举行的，很显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组织和工会领袖在领导。而大庆油田所举行的工人示威则突出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受损者，已经波及到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持稳定所要极力依靠的对象。改革危及这批人，不仅表明中国政府保护能力的减弱，也同时表明中国的社会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跨行业，跨城市、有著明确政治诉求的工人运动可能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景观。就象90年代末期的“法论功”现象所表现出的耐力一样，这些新型的工人运动将不大可能满足于一厂，一城市的规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条件，它们就可能与其它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提出系统和持续性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到目前为止，大庆和辽阳的工潮已经持续了十几天。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镇压，这次工人运动所显示出的生命力相当罕见。
由于这些以大城市、大企业为基地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肯定将采取小心翼翼但却强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谓将“不稳定扼杀在萌芽状态”。但百密一疏，如果这种大型抗议发生得过于频繁，就总有擦枪走火的时候。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局面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控制。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挤满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层，受到现体制与城市人口的双重歧视，对现状的憎恨比城市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参与将特别容易将工人的街头抗议运动引向大规模的城市骚乱。
作为政治权力中心，中国的大城市集中了当今中国最令人生厌的腐败，集中了当今中国刺眼的贫富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往往就是一回事。所以，中国的大城市实际上也集中了当今中国猛烈的骚乱能量。当这些平时我们根本就视而不见的沉默人口突然拥挤在街头时，那些在人数上远远被夸大了的中产阶级就会惊奇的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一批人。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绪似乎正在上升。在许多地方，警察查验身份证件的频率已经达到了相当反常的程度。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暴力犯罪的高涨。而发生在天津的“艾滋病扎针”事件，似乎就是那类具有预示“灾难或末世”功能的古老“叫魂”的翻版。这的确让我们感觉到了某种幽灵的迫近。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3、由农业危机引发的人民币贬值及其连锁反应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吹嘘自己可观的外汇贮备，宣扬人民币汇率的稳固性。许多经济学家也在以他们从来就不精确的专业知识在论证这一点。但汇率决不仅仅取决于一国的外汇储备，甚至某些情况下根本就不理会外汇储备的多寡而变动，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现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贬值，就是在其外汇储备相当充足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提醒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那么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币不贬值的充分理由。
如果说人民币贬值对大多数行业来说，影响只是多或少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农业来说，就可能是一个生或死的问题。对此，中国总理朱熔基先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入世”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农业。实际的情况可能比朱的估计要严重得多。就在去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前一年，中国进口的大豆已经从1998年的100万吨上升到1400万吨，这相当于中国全年的总产量。而由于人民币的长期高估，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种情况使本来已经十分疲软的农产品需求更加低迷。描述中国农民最新困境的所谓“新东北现象”正在为这种黑暗未来拉开序幕。
中国农民已经为中国改革承担了高昂的代价，即便进一步的打击不至于引起他们大规模的反叛，也肯定会深深刺痛中国社会的神经。虽然农业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但农民——大面积流离失所的农民，将成为执政者在危机关头最优先的考量。
从短期看，舒缓中国农民痛苦的唯一可行的经济手段，就是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直至中国农民的情况达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中国的农业专家估计，人民币兑美元如下降到1比10左右，就能够在短期内基本缓和中国农业的困难。如果中国农民的情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人民币的贬值恐怕就是一个必须考虑的方案。
但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人民币贬值同时会带来一系列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资本外逃和短期资本流入的剧减。这一增一减，将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有巨大影响的数字。凡是了解中国沿海省份情况的人，就该了解中国经济对外国投资已经形成的高度依赖。没有外资的持续注入，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就有可能紧急刹车。而资本流出，经济放缓将反过来来强化已经形成的趋势，导致恶性循环。而最糟糕的结果是，就象通货膨胀一样，贬值一旦开始，贬值的幅度就很难加以控制。难以控制的贬值对政府信用的打击将同样难以控制。在中国，国民对政府信用某种犬儒主义式的依赖，一直是政府掌握局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宁愿顶住中国农民沸腾的民怨，却坚守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可以预计的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农民已经无法进一步被牺牲。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所以，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领导人将被迫在增长速度与农民利益之间作出选择。在这里，似乎没有太平衡的路线。但我以为，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在弱者的生存与强者的发展之间，必须选择前者。但这肯定会遭致一系列不测的连锁反应。
4、中共高层的分裂和重组
高强度的外部压力既可能使一个集团更加团结，也可能使之崩裂。未来几年，假如中国经济没有奇迹般的好转，中国社会将进入近20年来最危机四伏的时代。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政治竞争，本身就可能是危机的一部分并成为引发进一步危机的原因。进而言之，在未来几年，社会各阶层越来越激烈的利益诉求，也将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稳定性。
在经过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将近13年之后，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共内部的稳定，许多人干脆就将中共看成一个与中国社会一样的超稳定结构。但时势异也，经过十几年的演进，中国社会已经发生非常充分的利益分化，这必然反映到中共党内的政治竞争中来。如果说中国十几年前的那场运动仅仅反应了某些理想主义者的热情因而也将这种特点反映到党内的话，那么，今日中共内部的竞争已经具有更加深厚的利益基础。对游戏的参与者而言，现在正在进行的政治竞争不仅关乎未来可能的利益，更关乎巨大的既得利益。从逻辑上推断，只要中共高层还没有完全被权贵资本所控制，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反制就有可能被民间日益高涨的愤怒所激活。党内反制权贵资本的力量就有可能主动将冲突延伸到民间，并寻找同盟。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平衡和团结正在受到外部社会压力的考验。就在不久前的人大会议上，中国总理就在湖南代表团私下抱怨，对人大做的报告只有两句话是他自己的。这足以说明，这位曾经有著极高权威的总理已经受到了党内同事的巨大压力。而从中国证券市场去年的各种政策摇摆中，人们更可以感受到权贵资本咄咄逼人的操纵力量。面对与十三年前迥然不同的利益冲突，中共党内陈旧的政治竞争原则大概难以继续发挥作用。所以，在“十六大”前后的一段时期，摆在中共面前的可能有两种：要么修改党的政治竞争原则，扩大党内的政治参与，以求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要么出现强势领袖，用强力彻底消灭党内的竞争。无论那一种可能，都将深刻地影响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
总而言之，随著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随著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位具有强势色彩的领袖的淡出，中国共产党现存的竞争和协商原则的效率将越来越低，其适用性将日益受到游戏参与者的怀疑和挑战。如此，中国共产党内的实质性变化将是可以期待的。值得密切关注的的是，这个过程可控性相当差，弄得不好就会引起政治参与的爆炸。因为，中国被压缩了十几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足够激起一波政治“牛市”了。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全能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国家。政治权力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强大。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容易发生局部和行业危机的基本原因，虽然那些行业或局部看上去是那么的危险。比如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就是通过行政手段调动资源，拆东墙补西墙，将这种风险分散和转嫁到财政系统、银行系统甚至资本市场，而不至于让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垮掉。但这就好比垒堤坝，局部的风险虽然暂时解除，但随著堤坝的不断升高，整体的风险却在不断增加。一旦发生问题，将意味著整体的崩溃。这个整体，不仅包括经济系统，也包括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发现，除了刚性的权力链条之外，中国不仅是政治上的碎片，也是文化上的碎片。一个既缺乏经济认同，也缺乏政治认同，更缺乏文化认同（在中国，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势利的表演）的共同体，甚至连民族国家都算不上。所有的人好象都是被一种自以为有利可图的短暂和投机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他们随时都准备也可以撤出这种毫无保障的临时契约。
如果在未来几年，我们上面所罗列的、远不完备的危机事件中的一个被触发，危机与危机之间就可能相互强化，进而引爆一场整体性危机。假设事情果真是这样，中国的预后将很不乐观。因为，寻找认同、重建制度的道路将非常漫长。当然，这也视乎危机所造成的灾难程度。但以下重大发展将是高概率事件。
1、城市的军事或半军事管制
城市犯罪浪潮和政治反对派的激烈抗争，将使军事或半军事管制成为必然，如果有可能出现新的军事强人的话。中国现任的军事领导人江泽民先生最近在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上的讲话，已经充分暗示了这种可能的发展。他明确指示解放军，“要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努力做好各项军事斗争准备，积极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并将“城市的反恐怖斗争纳入到军队任务中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明确将地方稳定纳入军队职责，应该还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事态发展，这等于宣布，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今后几年，中国城市将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期。至于这句话里对政治反对派的威慑含义，相信大家也能强烈的感受到。但我们依然怀疑，社会问题如此严重的国家，军事或半军事管制的效果能有多大？其维持的时间会有多长？虽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有人想冒险一试。
2、公开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精英分子已经被现体制所赎买。但这并不是全部事实。中国现体制既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赎买全部甚至是大部分精英。事实上，中国民间仍然活跃著大量的精英分子，却越来越受到现行分赃体制的挤压。他们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但却更懂得用民间听得懂的声音说话。那些不断加入失业大军的年轻学生将可能充实这个队伍。这让人想起了清末和民国的同样情形。所以，根本不必怀疑政治反对派没有精英力量的供给。一种必然要发言的政治力量就一定会找到他们杰出的领袖人物，找到他们有力的代言人。成熟的社会阶层分化，已经为中国在未来几年出现公开反对党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恐怕只需要一个根本就不起眼的时机。现在的中国，还有许多人在讨论政治动员会不会危及中国改革的问题。他们睿智，平和，深思熟虑。但是，目下中国的现实却是，政治动员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做的问题，是如何将政治动员放在一个和平和法治的轨道上来的问题。何况，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中国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管制能力有限的政府，伴随著几个天天吵吵嚷嚷的反对党，虽然在经济表现上不会那么出色，但可能比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要少一点暴戾之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可能。
未来的可能有很多，它甚至超出了神的判断。但我们必须问，我们有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吗？
在中国，我们实在是很幸运的一代。突如其来的物质满足几乎超过了所有的想象，它甚至弥补了我们在"89年"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创伤。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一天。我们生活在"历史终结"的时代，我们完全丧失了历史的触觉。但事情真的会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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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有所有已经遭遇流行病袭击的亚洲国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等等。但作为一个比其他亚洲国家庞大得多的经济体，中国显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特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独独中国能够幸免于那一场可怕的灾难了。可能正是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程度，克鲁格曼在提出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之后，并没有给出答案，便匆匆结束他的讨论。虽然他明确地将中国归为他所谓的“坏”的经济体——那种即将进入危机状态的经济体。
从表面上看，中国不仅成功的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蹂躏，而且继续以其惯有的高增长姿态傲视全球。在危机之后，中国仍然以年均7%以上速度连续增长了四年。在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里，中国的这种奇特表现已经成为世纪之谜。因为它对我们的常识构成了挑战。难道，常识真的要被证伪吗？还是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一、中国在干什么？
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1997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内部已经遇到了严重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缓慢的下滑过程中，更表现在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企问题日趋严重、贪污及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国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
当此时，本来是中国领导人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然而，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驱使中国领导人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这个即将衰朽的神话，中国领导人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开始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短期的经济表现。就中国领导人对严峻的制度改革形势的漠视而言，这种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政思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许多观察家看到的那样，1997年之后，中国领导人没有推出一项旨在长远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更加紧迫的政治改革，来凝聚进一步改革的动力。相反，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在短短的的四年中，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所谓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借助于这些以庞大的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中国在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了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尤其港台地区的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呼应于这种新的形象，那些对亚洲模式曾经有过深刻怀疑的人们终于丢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警惕，以自己的热情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世纪”的合唱。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不仅仅意味著大城市，更不仅仅意味著那些多少有些样板意义的特大城市；中国不仅意味著让人心动的机会，也可能同样意味著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让我们来看一看实施这种被中国领导人称为“扩大内需”却被我称为“类凯恩斯疗法”所付出的代价。
之所以将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所推荐的“凯恩斯疗法”，是因为实施同一政策的并不是同样性质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在这种契约中，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同样一个政策将导致何等南辕北辙的效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1997年后采取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97年的560亿飙升到2002年的3000多亿。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个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共投资不仅低效，而且充满了各种贪污和受贿丑闻。正是基于这一点，民间将这类公共投资形象的比喻为“富官工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家里，以大量国债发行所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著：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能发生什么奇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一个与90年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的高潮，不过上一次仅仅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投机，而这一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人们还记得，在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更大的控制权。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勾当，实在是权力经济的本质使然，不过是大集权与小集权的区别，五十步笑一百步耳。90年代初期那次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银行坏账，难道这一次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约束的公共投资的结果，就一定会更好些吗？江苏省的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县花费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建立了一个完全是为了炫耀政绩的电话县，其结果却是，强制安装的电话成了农民家中无用的摆设。如果这也叫GDP的话，大概只能称作“灾害GDP”。
与上面的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在经过了9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教训之后，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在这方面似乎比较谨慎。由于害怕刺激高通货膨胀预期，中央政府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称。但这种“稳健”实际上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诚如大家看到的，从1998年起政府已经连续5次降低利率。考虑到中国70%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四年来的货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大大增加了银行的坏帐。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的知道这个比例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可能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要比已知的危险可怕得多。
如果上面那些政策还没有超出我们理性的想象范围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这让那些有些历史感的人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在中国1999年开始到2001年7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作为丑闻记录在案。这就是《人民日报》在1999年6月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以欺骗的手法催促投资者进入股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同时为国有企业解困。鉴于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股市两年多的牛市定义为：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现在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仍然远离合理区间，但它套牢的资金已可以万亿计。而在这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的“GDP秀”的也开始落幕。
与上述股市政策同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另外一项政策。那就是所谓收入政策。从1999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到目前为止，公务员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谁都知道，中国公务员是中国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其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然是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不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层阶级的广泛怨恨，而其对内需的拉动当然也只能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听的。这种为所欲为的执政取向，除了证明中国政府官员对社会紧张情绪的麻木之外，恐怕证明不了其他什么。
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这既包括用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来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荒唐的“债转股”和直接拨款2000亿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透过这些明显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的赢利水平象变魔术一样得到扭转。到2001年度，中国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成绩突出表现在这样一组数字上：国有企业的盈利从1999年的900亿达到2330亿。然而这个数字的后面是什么呢？事实是：中国前十名的垄断企业占据其中的1900亿。国家重点支持（注意，这意味著国家想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的前500名大企业共获得盈利2400亿元。按《香港信报》的推算，这也就是说，剩下的6万多家国有企业平均盈利只有一万元。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领导人不愧是“波将金”经济的业内高手。在这种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俄罗斯“寡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这赢得了国际舆论非常慷慨的赞扬。虽然国内对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的利弊得失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一个极其重要但却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中国国内各阶层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已经达到40%以上，外部市场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在中国国内各阶层中起到了一次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的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但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价格却被人为高估，这阻断了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通道，人为地限制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这虽然为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挣够了面子，但却是以农民及其他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考虑到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个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
一方面，中国低收入阶层承担了人民币坚挺的全部代价，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另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利”。中国进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币的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而农民和下层阶级却与这种消费完全无关。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坚挺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比如电信等垄断企业。在中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人民币的坚挺的确大大刺激了中国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这大概就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制所导致的突击性的财富转移。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的怀疑：人民币的坚挺是不是也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强势阶级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观政策的寻租？虽然从长期看，中国农业问题可能主要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却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弱势阶级的困苦。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看清楚了这样的真相，难道我们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我们不过是将这种冲击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给了中国的弱势阶层罢了。人民币没有贬值，仅仅说明了中国有可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制”，仅仅说明有人要竭力维持一个名不副实的强国形象，而不能说明任何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不同寻常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那时候，我们有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比现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通过轮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维持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七上八下”（7%之上8%之下）。然而，正如这个中文词语的另外一个意思一样，这个“一枝独秀”并不如看上去那么令人放心。在一帮可笑的政府经济学家不断地鼓吹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拐点之后，这个拐点却始终没有真正出现。更多的人则开始相信，如果中国不迅速进行旨在修复增长动力的制度改革的话，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盼望的那个拐点，可能恰恰是一个向下的拐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01年四季度，中国GDP增长是创纪录的6.6%。在我看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某种趋势，可能正在揭开中国经济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沉重的历史代价。
二、中国是一个假象吗？
虽然已经有经济学家正在悄悄谈论中国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代价，但更多的人们则开始以他们实际行动对7%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质疑。就在今年，当中国人大以惯常的虚伪姿态总结政府去年的成绩时，大庆——中国极具象征性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我们虽然很难判断这是不是中国渐进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号，但这一事实强烈的暗示我们：中国，可能是一个假象。
我们不能说，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但这四年为了维持面子上的繁荣而采取的竭泽而渔的政策，无疑加剧了事态的恶化。而最重要的代价可能是，中国可能已经错过和平改革的最后机会。现在，让我们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后，看一看中国的另外一面。
濒临绝境的国家财政
虽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指标和标准来为自己的财政政策辩护并维护本国财政的稳健形象。但很显然，这里面存在严重的误导。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财政数字的虚假，而是因为有大量的国家负债完全无法统计。有中国经济学家私下里作过估计，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左右。但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中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工资拖欠似乎没有足够估计，有资料披露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万亿左右。如果考虑进这一因素，中国的国家负债与GDP的比率可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日本的131%。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国中，日本的这个比率已经是全球之冠。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政府不可遏制的刚性开支增长，从1997年开始，政府在通过合法的税收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的非法收刮。基于我们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理解，税收的最终承受者肯定是中国的中下层阶级。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国社会日益增多的抗税事件以及不断升级的怨恨情绪中感觉到。1997年到2001年，国家税收连年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而刚刚过去的200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是同年GDP增长速度的三倍。从中国民间业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这个数字继续高位增长的潜力已经十分有限。换言之，中国社会的税收潜力与中国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胃口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将在未来几年达到高峰。
难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日本最近十年来的令人难堪的经济表现被普遍归结为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恐怕还算不得最坏的学生。按照最悲观的估计，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接近20%，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按照中国官方最新的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26%，但这个比例却遭到中国民间与国际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计，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令人异常恐慌的50%。人们普遍猜测，中国的国有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恐怕已经远远超出最高主管官员的估计。这种猜测正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得到证实。这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试探性地关闭了几家信托投资公司之后，其真实情况与人们估计之间的差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贷款“五类分级”制度却一再受阻，原因很简单，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分级制度将大大增加银行的不良比例。形势的确相当恶劣。但从中国官方一再搁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相称的紧迫感和勇气。显然，这已经事涉难度和风险同样巨大的政治改革，从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
一个流传颇广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国有银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中国国有银行之腐败低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中国银行业经营问题的爆炸性的话，那么下面的事实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爆炸后的灾难程度。就在最近即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招商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人们发现，这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优秀的银行，其离岸业务的坏帐率竟然高达93%以上。这让那些对中国银行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大为震惊。
然而，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危险的指标或者数据，而是它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权力和权力资本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无偿占用和挥霍全民的未来财富（存款，国债、股票等等）。既无约束与监督，这种挥霍当然也就毫无节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和投资。从宏观上讲，中国的金融、财政包括资本市场徒有现代经济之表象，在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无比巨大。
曾经有中国学者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应该是10%，但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这个水平。对照中国增长模式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模式中，中国可能更是一个极端案例），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陷入了与日本一样的“增长型衰退”。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在今后几年，中国就非常有可能进一步跌入“增长型萧条”。果如此，中国在渐进改革中长期积累而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各种尖锐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喷发的时机。
最近几年，夹杂在表面上“中性”但剂量却不断加大的“类凯恩斯疗法”的浮躁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趋势性变化。与上面那些静态并且广为人知的数据相比，这些动态的趋势已经和即将显示的冷酷力量还不太为人所知。这些趋势包括：
1、权力资本借势扩张并将中国渐进改革完全锁定于自己的利益
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是倒退，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制中大量复制。虽然这种后果是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辑必然，但最近几年的“类凯恩斯疗法”无可挽回地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经济表现和屈服于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一点，相信所有密切关注中国制度改革的人们都能够观察到。反过来，短期经济表现的“优异”又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他们似乎真的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准则，而走出一条“天才”的捷径来。这几年，制度改革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他们的案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人灵感式的药方和兴奋用品。然而，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自我麻醉的幻觉下开始发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丧失，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开始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表现。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凯恩斯疗法”在一个自由市场意识深厚和监督体制健全的国家中，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政策。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著悠久集权和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中，则可能意味著“国家”的复辟，这与中国近20年改革的目标恰好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短期经济的突击式增长必然要以资源的集中使用为条件，这与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各种对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近几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规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要紧的是，在这个活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国家”，而是那些打著国家旗号的权力资本。这当然不止于经济学家口中轻飘飘的“挤出效应”，而是对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社会的一种致命吞噬。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注意，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护下，盘据在各个层级的权力资本一次突击的圈钱行动。市场和权力变成一部分窃取者的私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
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9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挟迫下，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虽然这几年，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来就要比个人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位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底被他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他将带著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主流。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法的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进”（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2、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的恶化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的说法，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占中国人口70%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必然深刻的影响著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1997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必须从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1997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的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这被中国农村社会形象的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
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不是压力的制造者。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中国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的说，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层政权向最弱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民置于绝对受剥夺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著发言权越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臃肿的政治官僚体系的膨胀（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种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的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权力资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力和前瞻性相当令人失望。除非大难临头，农民问题可能已经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目前这种局面，1949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过。
许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悲惨景况已经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80%农村人口的收入在农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远远恶劣于我们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相当麻木。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著我们。给予中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公正的起点，就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民的市场参与以公正的起点。
从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改革停滞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悲观预期准确（我以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肃的。因为即便我们聪明绝顶，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未来几年，中国农民问题就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捍卫农民的权利，就是捍卫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
随著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能够清晰揭示这种趋势的是，中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不断攀升。虽然官方一再以玩数字游戏的轻浮态度来对待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20%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强有力的传统家庭纽带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秩序最后的避难所。
在中国，城市下层阶级喜欢用那些明显具有寓言结构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绝望，但的确，这种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正越来越具有真实性。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一篇关于城市贫困情况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沈阳的铁西区--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自豪工业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城市贫困的代名词。其萧条与困苦的情形让人沉默无语。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在道德上让人难以接受的苦难，并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不自由不公正竞争的结果；它不是中国社会转轨的正常代价，而是完全失控的贪污和腐败的代价，是完全缺乏规制的伪市场的代价。这正是中国城市失业和贫困问题特别具有爆炸性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够一边长期承受高失业率的折磨，另一边却安然接纳大规模的腐败。在中国，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两者本身就互为因果。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的权力阶级正在用可怕的虚妄来压抑这些人的正当诉求。
退一步说，如果一部分人的贫困是中国转型的必然代价，那么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就应该勇敢的承担起维护他们尊严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责任。然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都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而财政的困窘所导致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无疑会使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换句话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看不到这个问题有实质性好转的希望。中国贫困人口的比率将会进一步上升。
我们判断，从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从对增量财富的争夺转移到对存量财富的争夺，这是一场秘而不宣的战争。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总量增长开始遇到瓶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极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许多对中国现实生活比较敏锐的人们，早就感受到了这种不祥的气氛。如果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大幅矫正中国改革极度扭曲的分配机制，从而重塑中国的改革动力，中国的渐进改革或许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经典。但很明显，中国政府对这种信号缺乏应有的警觉。这与中国渐进改革一路走来的机会主义路线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1989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完全与经济增长速度等同起来，这被通俗的叫做：发展就是硬道理。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没有增长速度就没有合法性，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为：没有7%或8%以上的速度就没有合法性。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幼稚的执政思路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唯一的政治智慧。但人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明显与中国社会的真实脉动不相吻合。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推测，在下一个阶段的存量财富的争夺中，还会不断有人成为权力资本的牺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个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产阶级。一个以垄断权力为基础的掠夺体制是很难自我约束的。对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明乎此，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
如果将现在的中国嵌入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来观照，我们就会发现，当今的中国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个数量庞大但困苦不堪的农民分布在中国广袤的内陆，几个以外国资本为主但却占据了GDP绝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离开了土地而又无法在城市栖身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游动，一个仅仅代表官僚和官僚资本利益的政治权力结构，一个被深入骨髓的腐败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财政体系。这个奇特的组合又一次出现在了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中。而这个组合之间无法化解的紧张和冲突，正是中国上一个世纪屡屡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每一个时代的大众都总是以为自己在开创全新的未来，但经常，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历史。想要挣脱历史的宿命，人们就必须首先洞悉面前的陷阱。
三、危机和可能的未来
中国会发生危机吗？或者问，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会成为危机的输出国吗？回答是，是的，中国已经具备发生一场大规模危机的所有要件。
诚如前述，中国的改革是以权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与此相对应，其经济增长也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是以民间社会的长期萎缩为代价的。一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在相当长时间里，民间社会将难以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经济上就是，长期的衰退或增长型衰退，注意，是长期而不是短期。因为在这种模式中，我们大概很难看到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颇为神似。就象日本在90年代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衰退一样，中国也同样可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长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种衰退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要比日本脆弱得多。这种脆弱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长期压抑和积累而显得分外突出。如果中国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资源——经济增长，开始流失，那么，经济增长与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现难以逆转的负反馈：政府越是没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难推动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越缓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彻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处于普遍的失范状态，社会自我维持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荡然无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也仅仅在在极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比如说，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建立在国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吓基础上的刚性秩序，这对于一个人均资源匮乏、处于转轨中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就意味著秩序的全面崩解，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联系就可能被仇恨和贪婪撕裂。那么，中国会发生危机吗？简单的答案是：是的。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个话题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实却一再否定了这些先知般的预言。难道，所有这些预测都错了，而仅仅是某些“敌对势力”的一厢情愿吗？不，所有这些预测都看到了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依然在那里，甚至比从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国一句古老格言所揭示的那样，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国，GDP就是这个“水”。只要“水”涨的跟水下的石头一样快，石头就不会冒出来。但现在，“水”的涨势正在放慢，而水下的石头却开始疯长。所以，中国的危机恐怕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个危机将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并怎样影响中国的未来？
在我们的视线中，在未来几年，可能引发危机的一些重要线索正在逐渐清晰。
1、金融危机
按照正常的商业标准，中国的国有银行早就处于破产状态。无休止的坏帐和普遍的腐败已经将银行可怜的资本金吞噬一空。但讽刺的是，中国的银行不仅没有垮掉，反而在受到奖励。人们仍然在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投入这个巨大的黑洞，而这（新增存款），正是中国的国有银行能够苟延残喘的唯一法宝。这种现象让许多人迷惑不解。虽然许多人有意无意将此归功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但很显然，这并不是问题的真相。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在一个受到严格资本管制的国家会有大量的资本外逃。在最近几年中，中国资本外逃的数字甚至超过了资本流入。所以，对这个现象的最好解释只能是：人们并非太信赖政府，而是太依赖政府。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除了将钱存入国有银行之外，普通存款人没有任何其他存放财富的途径。但是，这种反常的现象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了。外资银行的介入将会给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以致命一击。这些势力强大，信誉良好的外资银行很有可能断掉中国银行业赖以苟活的最后一滴奶水。在事关自己财富安全的问题上，我们一点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时看上去非常愚钝的中国储蓄者。他们将会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学会选择那些更安全、更可行的储蓄办法。对于这种结局，中国的国有银行如果寄望于存款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银行业务的无知，大概很不现实。
根据现有的入世时间表，外资银行直接经营个人人民币业务的时间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我们预计，在3到5年时间中，中国的大城市中将会出现挤兑中国国有银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金融恐慌征一旦出现，就有可能火烧连营，势如卷席。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这既是开始也是结束。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银行业的灾难，更是政府信用的灾难。人们看到，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现体制正在越来越随意地挥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们推测，银行的破产将可能是压垮政府信用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政府无力也没有足够信用对这些国有银行进行重整的情况下，外资银行部分接替中国政府的角色来进行这项工作将是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选择之一。
由于外汇的严格管制，中国虽然成功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其金融体系的冲击，但导源于内部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现在就可以印证这些趋势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银行倒闭案已经时有所闻。
2、城市下层阶级的大规模骚乱导致的流血事件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遍及城乡的抗议事件不断发生。由于农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国改革这一阶段主要的受损者，所以这种抗议事件多数分散地发生在这些政治边缘地带。然而随著中国改革受损者的增多，这种抗议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趋势。最近大庆油田以及辽阳所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明证。
与90年代所发生的抗议事件不同的是，最新发生的这些抗议事件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组织性和持续性。这一点，从最近发生在东北辽阳的大规模示威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人们看到，这次示威是七个国营企业的职工联合举行的，很显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组织和工会领袖在领导。而大庆油田所举行的工人示威则突出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受损者，已经波及到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持稳定所要极力依靠的对象。改革危及这批人，不仅表明中国政府保护能力的减弱，也同时表明中国的社会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跨行业，跨城市、有著明确政治诉求的工人运动可能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景观。就象90年代末期的“法论功”现象所表现出的耐力一样，这些新型的工人运动将不大可能满足于一厂，一城市的规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条件，它们就可能与其它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提出系统和持续性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到目前为止，大庆和辽阳的工潮已经持续了十几天。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镇压，这次工人运动所显示出的生命力相当罕见。
由于这些以大城市、大企业为基地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肯定将采取小心翼翼但却强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谓将“不稳定扼杀在萌芽状态”。但百密一疏，如果这种大型抗议发生得过于频繁，就总有擦枪走火的时候。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局面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控制。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挤满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层，受到现体制与城市人口的双重歧视，对现状的憎恨比城市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参与将特别容易将工人的街头抗议运动引向大规模的城市骚乱。
作为政治权力中心，中国的大城市集中了当今中国最令人生厌的腐败，集中了当今中国刺眼的贫富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往往就是一回事。所以，中国的大城市实际上也集中了当今中国猛烈的骚乱能量。当这些平时我们根本就视而不见的沉默人口突然拥挤在街头时，那些在人数上远远被夸大了的中产阶级就会惊奇的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一批人。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绪似乎正在上升。在许多地方，警察查验身份证件的频率已经达到了相当反常的程度。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暴力犯罪的高涨。而发生在天津的“艾滋病扎针”事件，似乎就是那类具有预示“灾难或末世”功能的古老“叫魂”的翻版。这的确让我们感觉到了某种幽灵的迫近。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3、由农业危机引发的人民币贬值及其连锁反应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吹嘘自己可观的外汇贮备，宣扬人民币汇率的稳固性。许多经济学家也在以他们从来就不精确的专业知识在论证这一点。但汇率决不仅仅取决于一国的外汇储备，甚至某些情况下根本就不理会外汇储备的多寡而变动，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现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贬值，就是在其外汇储备相当充足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提醒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那么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币不贬值的充分理由。
如果说人民币贬值对大多数行业来说，影响只是多或少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农业来说，就可能是一个生或死的问题。对此，中国总理朱熔基先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入世”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农业。实际的情况可能比朱的估计要严重得多。就在去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前一年，中国进口的大豆已经从1998年的100万吨上升到1400万吨，这相当于中国全年的总产量。而由于人民币的长期高估，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种情况使本来已经十分疲软的农产品需求更加低迷。描述中国农民最新困境的所谓“新东北现象”正在为这种黑暗未来拉开序幕。
中国农民已经为中国改革承担了高昂的代价，即便进一步的打击不至于引起他们大规模的反叛，也肯定会深深刺痛中国社会的神经。虽然农业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但农民——大面积流离失所的农民，将成为执政者在危机关头最优先的考量。
从短期看，舒缓中国农民痛苦的唯一可行的经济手段，就是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直至中国农民的情况达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中国的农业专家估计，人民币兑美元如下降到1比10左右，就能够在短期内基本缓和中国农业的困难。如果中国农民的情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人民币的贬值恐怕就是一个必须考虑的方案。
但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人民币贬值同时会带来一系列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资本外逃和短期资本流入的剧减。这一增一减，将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有巨大影响的数字。凡是了解中国沿海省份情况的人，就该了解中国经济对外国投资已经形成的高度依赖。没有外资的持续注入，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就有可能紧急刹车。而资本流出，经济放缓将反过来来强化已经形成的趋势，导致恶性循环。而最糟糕的结果是，就象通货膨胀一样，贬值一旦开始，贬值的幅度就很难加以控制。难以控制的贬值对政府信用的打击将同样难以控制。在中国，国民对政府信用某种犬儒主义式的依赖，一直是政府掌握局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宁愿顶住中国农民沸腾的民怨，却坚守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可以预计的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农民已经无法进一步被牺牲。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所以，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领导人将被迫在增长速度与农民利益之间作出选择。在这里，似乎没有太平衡的路线。但我以为，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在弱者的生存与强者的发展之间，必须选择前者。但这肯定会遭致一系列不测的连锁反应。
4、中共高层的分裂和重组
高强度的外部压力既可能使一个集团更加团结，也可能使之崩裂。未来几年，假如中国经济没有奇迹般的好转，中国社会将进入近20年来最危机四伏的时代。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政治竞争，本身就可能是危机的一部分并成为引发进一步危机的原因。进而言之，在未来几年，社会各阶层越来越激烈的利益诉求，也将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稳定性。
在经过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将近13年之后，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共内部的稳定，许多人干脆就将中共看成一个与中国社会一样的超稳定结构。但时势异也，经过十几年的演进，中国社会已经发生非常充分的利益分化，这必然反映到中共党内的政治竞争中来。如果说中国十几年前的那场运动仅仅反应了某些理想主义者的热情因而也将这种特点反映到党内的话，那么，今日中共内部的竞争已经具有更加深厚的利益基础。对游戏的参与者而言，现在正在进行的政治竞争不仅关乎未来可能的利益，更关乎巨大的既得利益。从逻辑上推断，只要中共高层还没有完全被权贵资本所控制，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反制就有可能被民间日益高涨的愤怒所激活。党内反制权贵资本的力量就有可能主动将冲突延伸到民间，并寻找同盟。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平衡和团结正在受到外部社会压力的考验。就在不久前的人大会议上，中国总理就在湖南代表团私下抱怨，对人大做的报告只有两句话是他自己的。这足以说明，这位曾经有著极高权威的总理已经受到了党内同事的巨大压力。而从中国证券市场去年的各种政策摇摆中，人们更可以感受到权贵资本咄咄逼人的操纵力量。面对与十三年前迥然不同的利益冲突，中共党内陈旧的政治竞争原则大概难以继续发挥作用。所以，在“十六大”前后的一段时期，摆在中共面前的可能有两种：要么修改党的政治竞争原则，扩大党内的政治参与，以求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要么出现强势领袖，用强力彻底消灭党内的竞争。无论那一种可能，都将深刻地影响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
总而言之，随著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随著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位具有强势色彩的领袖的淡出，中国共产党现存的竞争和协商原则的效率将越来越低，其适用性将日益受到游戏参与者的怀疑和挑战。如此，中国共产党内的实质性变化将是可以期待的。值得密切关注的的是，这个过程可控性相当差，弄得不好就会引起政治参与的爆炸。因为，中国被压缩了十几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足够激起一波政治“牛市”了。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全能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国家。政治权力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强大。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容易发生局部和行业危机的基本原因，虽然那些行业或局部看上去是那么的危险。比如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就是通过行政手段调动资源，拆东墙补西墙，将这种风险分散和转嫁到财政系统、银行系统甚至资本市场，而不至于让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垮掉。但这就好比垒堤坝，局部的风险虽然暂时解除，但随著堤坝的不断升高，整体的风险却在不断增加。一旦发生问题，将意味著整体的崩溃。这个整体，不仅包括经济系统，也包括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发现，除了刚性的权力链条之外，中国不仅是政治上的碎片，也是文化上的碎片。一个既缺乏经济认同，也缺乏政治认同，更缺乏文化认同（在中国，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势利的表演）的共同体，甚至连民族国家都算不上。所有的人好象都是被一种自以为有利可图的短暂和投机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他们随时都准备也可以撤出这种毫无保障的临时契约。
如果在未来几年，我们上面所罗列的、远不完备的危机事件中的一个被触发，危机与危机之间就可能相互强化，进而引爆一场整体性危机。假设事情果真是这样，中国的预后将很不乐观。因为，寻找认同、重建制度的道路将非常漫长。当然，这也视乎危机所造成的灾难程度。但以下重大发展将是高概率事件。
1、城市的军事或半军事管制
城市犯罪浪潮和政治反对派的激烈抗争，将使军事或半军事管制成为必然，如果有可能出现新的军事强人的话。中国现任的军事领导人江泽民先生最近在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上的讲话，已经充分暗示了这种可能的发展。他明确指示解放军，“要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努力做好各项军事斗争准备，积极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并将“城市的反恐怖斗争纳入到军队任务中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明确将地方稳定纳入军队职责，应该还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事态发展，这等于宣布，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今后几年，中国城市将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期。至于这句话里对政治反对派的威慑含义，相信大家也能强烈的感受到。但我们依然怀疑，社会问题如此严重的国家，军事或半军事管制的效果能有多大？其维持的时间会有多长？虽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有人想冒险一试。
2、公开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精英分子已经被现体制所赎买。但这并不是全部事实。中国现体制既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赎买全部甚至是大部分精英。事实上，中国民间仍然活跃著大量的精英分子，却越来越受到现行分赃体制的挤压。他们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但却更懂得用民间听得懂的声音说话。那些不断加入失业大军的年轻学生将可能充实这个队伍。这让人想起了清末和民国的同样情形。所以，根本不必怀疑政治反对派没有精英力量的供给。一种必然要发言的政治力量就一定会找到他们杰出的领袖人物，找到他们有力的代言人。成熟的社会阶层分化，已经为中国在未来几年出现公开反对党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恐怕只需要一个根本就不起眼的时机。现在的中国，还有许多人在讨论政治动员会不会危及中国改革的问题。他们睿智，平和，深思熟虑。但是，目下中国的现实却是，政治动员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做的问题，是如何将政治动员放在一个和平和法治的轨道上来的问题。何况，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中国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管制能力有限的政府，伴随著几个天天吵吵嚷嚷的反对党，虽然在经济表现上不会那么出色，但可能比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要少一点暴戾之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可能。
未来的可能有很多，它甚至超出了神的判断。但我们必须问，我们有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吗？
在中国，我们实在是很幸运的一代。突如其来的物质满足几乎超过了所有的想象，它甚至弥补了我们在"89年"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创伤。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一天。我们生活在"历史终结"的时代，我们完全丧失了历史的触觉。但事情真的会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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