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上海没有冒险家？
陈天桥:心存敬畏的亿万富小子
2001年春节以后，陈天桥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中了邪”，心脏腻腻歪歪老不舒服。这个1973年出生的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心理，“我喜欢听好话”。所以陈
天桥从自己租住的公寓中搬出来，搬进装修好的新家;据说他的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也要乔迁。这些都是为什么？因为风水问题？还是他代理的网络游戏《传奇》每个月的销售旺盛，眼看着今年他的身价就过亿了？
陈天桥的生意开始于1999年11月做的动漫网站stame.com。最初想做一个卡通虚拟社区，后来转向做网络卡通，目标是“网络版的迪斯尼”。这样的创业狂想跟70年历史的迪斯尼相比，“我们后来明白自己没有一个先天的著名的卡通形象，也没有资本，想做一件我们不能做的事情。”陈天桥说。
但是这个stame.com受到急于在国内投资的中华网的青睐。1999年12月，中华网CEO叶克勇与陈天桥见面后临上飞机前对手下说:“stame.com我要定了，你带上签好的合同回来见我。”这样，陈天桥在2000年1月拿到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中华网得到的是相当于它总浏览量30%的PageViews。当然stame.com的浏览跟其他网站的浏览量一样没有能给公司带来实际赢利。到2001年6～7月间，300万美元中只剩下100万美元，陈天桥的大卡通战略:游戏、杂志和Flash广告被迫删改，公司的员工从50人裁减到20人，所有非游戏部门的队伍被全部清除。
决定做游戏之后，陈天桥打了两个大算盘:先组织了一个队伍，打算从开发设计开始做一个自己的游戏，后来陈天桥到韩国之后打消了这个念头。“韩国把网络游戏当一个国策来发展，已经领先中国两年了。”陈天桥说，他想到韩国找来一个游戏做中国的代理。结果陈天桥找到的《传奇》先期要交30万美元的安装费，为此他和中华网打了一架，因为中华网拒绝给这个游戏投入。其中的分手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是陈天桥拿回了公司所有股份，并且仍然保留了至少30万美元拿到了《传奇》的代理。
未经证实的数字:陈天桥说《传奇》游戏平均同时在线人数是12万，按照每人一小时花费0.29元，陈天桥每天的游戏收费流水是83万元，扣除游戏卡销售渠道代理费和给韩国游戏生产商的使用费，老陈同志要开始为自己挣的钱着想了。
让陈天桥耿耿于怀的是:“《传奇》开始推广的时候，有人评价是个烂游戏;然后说游戏是个好游戏，可惜一个烂公司在做;最后也不说公司如何了，就说我们是捡了一个大元宝。”事实上，陈天桥获得了韩国游戏生产公司发出的“最佳运营奖”，“我们的营业额是游戏总营业额的百分之几十。”陈天桥说，“占有客户的大运营商，同样可以购买生产商。生产商并不是永远坐在价值链的最高端。”谁是失败者？
唐海松绝对是上海的异类。他不穿西服，头发一般是摩丝支撑着的立体形状，脖子上系着丝巾。在亿唐的“明黄一代”概念即将推出的前期，他会把手下叫进自己的屋子，把脚翘在桌子上，问:“你知道明天的上海是什么颜色吗？是黄色！”
其实唐海松并没有犯黄色的忌讳，关键是上海人不但不清楚他说的黄色是什么意思，而且也不喜欢他要用黄色完成在互联网投资退潮期抓紧时间努力上市的努力。唐海松和合伙人创办亿唐拿到4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怎么说都是一个壮举。但是在上海，甚至在北京，人们对亿唐公司在实际经营中缺少业绩都用另眼相看。
如今唐海松紧急刹车、裁员节流，把公司从梅龙镇写字楼搬到了威海路一栋4层的居民住宅楼内。酷哥唐海松从这里开始下一步创业，用剩下的2000万美元想把“明黄一代”的时尚生活实业做起来。
在亿唐的新办公楼里，亿唐牌的黄色小包等各种用品已经制作完成，唐海松闭门谢绝媒体采访。公司员工说:“他跳跃性思维很快，我们都跟不上。”唐海松推荐了两个年轻人接受记者采访，做现代中国式家具、园林的陆鉴然和做模特经济演出的方华。
26岁的陆鉴然1994年从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出来做家具、园林行业，在上海长乐路租下一套带院子的老房子。顾客唐海松光临之后，对陆鉴然的生意产生了兴趣，马上要陆鉴然做一份更大的完整的商业计划书。方华是北京人，新丝路模特公司模特管理部经理，做过马艳丽、谢冬娜、岳梅的经纪人。今年2月，亿唐公司与方华投资注册了上海火石文化经济有限公司，并签下了李艾、韦杰等几个模特演艺新人。
创业是艰难的，在没有成就以前，对唐海松的评价是“不务实”;做成了呢，是一个创造力大的年轻企业家。但是在上海，唐海松能做的事情有多少呢？
在上海滩谁最能干事情？复星的郭广昌？中远的徐泽宪？
“谁说他们好了？做好了就不这么折腾了。我们都是那些年毕业的同一拨，混得好的早没声音了。”高利民说。高利民是上海为数不多的“新经济”强力鼓吹者，现在口风已不像他和柳传志在央视那次著名的“光脚的和穿鞋的”对话那么强劲了，他和那个占据上海股市财经信息网络头牌的“证券之星”一直没有落地。一方面在业务上，公司到底是做财经资讯还是做证券网站的ASP，还是这两个方向都不好;另一方面最关键的是一旦最受投资者眼热的证券交易牌照无法拿到，其他业务能够受到投资者多少青睐就很成问题了。
高利民显然不认为上海是他希望的那个新经济的好土壤，他说:“上海是全国寻租成本最高的地方，每个企业的空间就那么大，大家都要踮起脚尖跳舞。这跟上海原来的居住环境一样，原来大家都住亭子间，所以人就有精力在家里斗啊。北京那么大的地方，他不需要在家里斗。”
新经济的残酷文质彬彬得看不见血，“在热潮期，我们最大的便宜就是拿到了廉价的投资。也许只要付出平时50%的股份，就可以拿到100%的投资。当然对于一些投资商来说，他们的代价就高了，有时候甚至血本无归。”携程网的CEO梁建章说。邵亦波是上海著名的大头神童，梁建章是另外一个。梁建章的部下私下做过一个比较，结果好像是梁建章更大头一些。
但是头最大的是叶钢，目前在永嘉路627弄口卖彩票的前百万富翁。叶钢还欠着30多万的债务，现在每个月可以挣到6000元左右，逐步还下去还要十几年时间。1988年，29岁的叶钢去了日本，理由是深造。“所谓的深造也谈不上。说白了，就是为了挣钱的目的，为了养家糊口吧。”叶钢说。三年后，叶钢带着50万辛苦血汗钱回到上海，开始了他惊心动魄的7年冒险。1991到1992年，叶钢在邮市上获得了100万元利润。随后到1996年，这些钱在期货投资上赔了个干净。剩下的是1992年残留的一些邮品，“跑到邮票市场，有很多人认为我又回来了。问我带多少资金回来。我就跟他做了一个手势，我说我永远是从零开始。”叶钢说，他又一次开始了在邮票市场的疯狂炒作，成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庄家——“小黑皮叶飞”。据说高峰时，他手上的资产近千万元。1998年，叶钢折在他囤积的“玫瑰片”上，再次一文不名，家里阁楼上还存着那些致命的明信片。他能卖彩票，也是因为下岗职工的身份得到了救济性工作。
叶钢梦想着中国，至少是上海可以开放博彩业，以他的“职业身家”再来一次。他还以违章出售联体明信片为由，状告贵州省邮政局，希望从那里找回一些狂赌邮品的损失。这次起诉当然没有成功，在规矩越来越多的社会中，曾经的“小黑皮叶飞”东山再起的机会越来越小了。叶钢的失误在于没有把握住机会把原始积累转换为新的投资，没有在富裕之后及时从一个16岁即离开中学闯入社会的莽雄洗心革面成为新的资本家。像叶钢这种对财富的原始冲动在上海越来越不野蛮了。
一个听完了叶钢故事的上海人说:“我并不赞成说是他今天一贫如洗，我觉得钱不能代表一个人的价值。他16岁自己去独闯天下，做的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前卫的。当时我们都在念书，而且什么都不懂，根本不敢走向社会。除了在课堂里学习，什么都不知道。他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而且当时确实很有收获，我觉得我很敬佩他这一点。”
(十分感谢简、叶蓉、潘向黎、胡锰、薜莉、罗荣对本文提供的大力帮助)-
冒险家种种
叶钢:“小黑皮叶飞”
问:“当时你在邮票市场有一个绰号，叫做‘小黑皮叶飞’，为什么？”
叶:“我本来脸比较黑一点，始终被人误解，被人误解也是我的命运。我为什么起名叶飞呢，我想有朝一日我能高高飞起，所以起了个叶飞。绰号只不过是人家看我的外表而起的。”
问:“你做期货、做邮票、做股票，每次都是喜欢把自己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满仓操作，有些人觉得你不是在投资，是在赌。”
叶:“可以这么讲，赌。我总结了一条，就是今后的投入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止损点去做。任何事情有个ABC法则，把任何事情分成三份投入，这样比较来得好一点，也许不至于失败。”
问:“跟你聊天，我觉得你比较忧郁，跟你十几年的几番风雨有什么关系？”
叶:“那当然了，每个人假如遇到这种失败，都有不同的压抑感。说白了，我目前的情况只不过是手上有这么些货(邮品)，也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当然我还是在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我还会重新再试一下。”
问:“现在你叫叶钢，还是最开始你的本名就叫叶钢？”
叶:“我的本名叫叶志钢，志和钢这两个字，它永远伴随着我的左右。可是现在光有志气没用，现在现实当中需要的是钱来支撑我的志。”
问:“你从日本回来以后有50万现金了，如何投资，如何让这笔钱再生钱，有没有跟家里人商量过。”
叶:“我惟一的最大的失败根源，就是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好像我有种我行我素的感觉。今后有机会，还是以商量为主。”
叶钢姐姐说:“他做任何事情不跟别人商量，你问他，他也说不出一句话。我几次提醒他，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一点，你是外面跑跑的，从很小年纪就好像出生入死自己去闯世界的啦，应该对人有个认识。但他从来不跟家里人商量，自己想到做什么就做什么。”(以上对话引述自上海卫视节目《财富人生》)
徐沪生的“烂杂志”理论
徐沪生，1970年出生，复旦大学哲学硕士。2000年10月，创办《上海壹周》，任执行副总编。该报在一年当中成为上海“小资”消费的必读报纸。随之徐沪生突然辞职。2002年1月，创办《美家买楼王》，任执行副总编。
问:在成功创办时尚周报《上海壹周》之后，你为什么突然转向一本不起眼的房地产杂志《美家买楼王》？
徐:不起眼，正是我转向它的一个考虑因素。要我选择最值得运作的媒体，我会首选电话黄页:没有一个字的敏感内容，广告量巨大，关键是可以公司化，产权清晰，资本运作、上市、MBO，什么都可以。但是电话黄页轮不到我们做，所以我选择信息加工类媒体——照一个做新闻的朋友的说法是“垃圾媒体”。我认识的厉害角色，都在做综合日报、财经报纸、精品杂志，正好把市场让给我们这些没有新闻理想的人了。
问:那你不是被迫转投“垃圾媒体”的？
徐:有个脑筋急转弯的老题目:一吨棉花和一吨铁，哪个重？媒体也是一样，财经媒体的100万利润，和“垃圾媒体”的100万利润，哪个多？
市场前景一样广阔，后者的资金投入却比前者要小得多。而且各方面关注度不高，政策限制也少。都是替国家做，同样的钱，我宁愿赚不那么让人头疼的那种。另外，万一将来政策松动，先放开的，应该是信息加工类媒体，而不是新闻类媒体。
问:做媒体不和资本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结合？
徐:我见过太多媒体和资本结合的案例，媒体经营者惟一的收获，往往只是多了一个难以沟通的老板而已。其实媒体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炒楼花”的行业，并不是惟有资本家手里才有钱。办《美家买楼王》，我们的上级主管——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没有投一分钱，我们也没有找任何投资商。我们做了概念版，就开始招商，然后和广告总代理签三年合约，用他们的预付款进行运作，然后再帮他找二级代理商，替他找钱。现金流设计好了，就可以正式启动。
问:这么就小避大的原因是什么？。
徐: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哪怕竞争表面上很激烈了，优质的特别是能赚“快钱”的媒体，还是会非常匮乏。各类广告公司、媒体代理公司，是我眼中最理想的“投资商”，而且他们不要任何股份。当然，你要有完善的方案，一整套的的执行方法，以及好的团队，让广告公司的老板们愿意跟你搏一把。因为近乎赌博，所以压力也非常大——它要求你能赚“快钱”。一旦别人半年，甚至3个月做不到生意，就会逃，他一逃，你的资金链就可能断裂。这很残酷，也很刺激，没人陪你玩战略游戏，指标是第3个月能进多少，第6个月能不能持平。几千万、几个亿的大项目，这种模式也许不适用。但是有那么多中小生意可以做，又何必非大生意不玩。
张旭东:“快绝种的上海人”
“说起来，我是上海那类快绝种的本地人。从我上数五辈，父母方都是上海本地人，但是我儿子就不算了，因为我夫人是外地人。我爷爷那一辈是虹镇老街人，现在和平公园、鲁迅公园都是张家的土地。上海建造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馆)时候，我爷爷张仲年是中方的总建筑师。大厦尖塔是镏金的，需要水银打底。爷爷去查看时没带防护罩，结果水银中毒，没几年去世了。父亲是华东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82年我考进了上海交大工业外贸系。
“1988年，我带着110美元到美国，一直是极自卑的。当时最恨的就是台湾老板，我干的都是最苦、最贱、时间最长的活，但是每小时的薪水只有2美元。但是现在我觉得这老板还是不错，因为他给我机会了。现在上海的本地人，宁愿拿‘救济工资’，大学毕业也就是1500到2000元一个月的工资，顶天了到2500元。我们公司主要中层干部，主要干活的员工都是外地人，我就喜欢这样的‘苦大仇深’的人。”
张旭东毕业后当到了美国第二大私营公司Koch的国际融资部主任，亚洲分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中华网给安家网的投资基本花完之后，张旭东找到一家北京的同行网络公司谈合并问题。“一个多月下来，哥们儿也交了，桑拿也一起洗了，什么条件都答应了，可是临了那老兄来了一句话，‘哥们儿，不行了’。按照协议是7月28日对方应该打款100万美元给我，到7月24日，对方告知我们要推迟付款。我知道这单完了。然后在2000年9月，上海一家上市公司(它目前正经营着上海一个足球俱乐部)找到我们，开口要了一个价钱，谈到收购后的董事会构成、以及股票的转让形式，一切都只要我答应就没问题了。但是条件实在太苛刻，我除了保留一点点股份，其他什么都没有啦。最后我们从新加坡的TDF公司引了一轮小资，我还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雇员之城
为什么上海是一个雇员之城？并不是说上海市的雇员数量比其他城市多，而是说这个城里的人更安于当雇员，想当老板的人比其他地方少。
明基公司的中国营销总经理曾文琪在大学做演讲传播为商为人之道，遇到学生问他是否支持大学生创业当老板。“我心里是反对学生创业的。按照一个正常概率:学生毕业后先当学徒，十个学徒中一个成为专家，一百个专家中有一个导师(部门领导)，一千个导师成就一个领导(企业家)。但是的确有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辍学当老板。那时这两个老板的父母都反对，但他们自己想得很清楚，觉得一定要这么做才行。所以这不是一个要问的问题，一问就说明你当不了老板。”曾文琪说。
曾文琪是台湾地区人，由他来说上海人如何，籍贯上不对应。说起上海雇员之城的名声是宿命还是竞争力的表现就褒贬不一了。
"我小时候全家都用一种东西，上海人叫做‘假领头’——上面的领子是完整的，但下面不是一件完整的衣服，而是一件小背心样的东西，穿在正衫的里面。如果脱开来，效果会很不堪，但是外套扣子扣好，一个漂亮的领子衬着，会很干净、体面，戴上领带跟穿着衬衫一样。这绝对是上海的发明:在当时经济而实惠。现在这种可笑可怜的服饰当然早就被淘汰了，但我总觉得那是上海人某种气质的一个表征，是作为一个曾经的雇员城市的心态遗留——我们都是体面的小市民，我们都是‘洋装瘪三’。”鲁西说。鲁西是上海某广告公司媒体部总监，她说:“我爷爷解放前在海关供职。在旧上海，在海关工作被称为‘金饭碗’，而‘银饭碗’说的是在银行工作，因为这两者工资高、稳定而体面。上海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被‘砸饭碗’。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干，自有一大堆人等在门口，于是，在高压下，上海人养成了一种高度的职业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渐渐成了一种心理习惯。我老公前几年辞职，他父母知道后忧心忡忡，他父亲甚至劝他:‘算了，做下去好了，再不好，总算有个单位’。他自己好像很坚决，但后来告诉我，辞职后第二天，他做了个噩梦:找不到下一份工作，没有收入，急得大汗淋漓。天生的‘雇员情结’，你说怎么办？”
戴宇舫是达美高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公司做菲利浦照明、罗氏制药这样的国际客户。之前小戴的客户是拜耳制药，而且那是真正的“自己”的客户，小戴和其他两个合伙人一起创建了那个广告公司。为什么不当自己的老板了呢？“你知道，我们那个虽然也是广告公司，但毕竟比大公司还不同。我觉得应该回大公司，那里的的团队、资源更好，不能离开这个行业太远了。”
就是说小戴重新当雇员的理由是:小公司可以赚钱但是不能保持进步，赚钱的日子有限;大公司可以保持不断进步，挣的钱也足够。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还是在大公司更加有利。
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上海人的智慧是适应的智慧。”鲁西说，“当然，只有雇员适应老板，没有老板来适应雇员。上海雇员最会察言观色，好比现在我所在的公司，私营老板当家，老板脸色不好绝对没有人敢拿预算来说事儿。否则，不用老板骂，自己就先觉得自己‘拎勿清’——不明白事理。在上海，‘拎得清’是基本的生存智慧。我以前公司的一个外地来的同事就非常的‘拎勿清’，在一个老板出席的客户招待宴席上，一个客户津津有味地谈起了神秘现象，我这个同事是个司马南一样的无神论者，而且痛恨伪科学，当下就‘拎不清’起来，跟客户较真说起这个话题来。客户倒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个神秘主义者，但如果听话听音，就可以知道客户对神秘主义颇有感觉。但是这个人，头一摆，肯定地说:‘相信神秘主义的人脑子都有点问题。’客户当下脸色就有点不好看。很快，这个人就被炒了鱿鱼。”
十年以前，小戴从机关辞职进了奥美广告，后来又进麦肯光明广告公司。“十年前的奥美，公司有很多的培训，把公司关起门来不做业务的培训也是有的。现在就很少了，公司和员工都很功利了。其他公司什么都没做，凭什么要给你降价呀。前几天去了一次德国，那边拍一张照片超过1万欧元，也就是8万块人民币;在上海拍一张照片，给800块好啦。其实质量也不是1∶100的差别，这是拒绝这个行业呀。”
“我们自己经营的时候也想做大，但是我觉得这里的办事程序就是要把人变成小业主、小雇员。我们公司扩大注册资金、增加合伙人，申办下来让你觉得就应该原来那样，让每个人都变成一个老板。这样怎么做呢？”戴宇舫说，“上海有点像日本，大公司是日本的经济支柱。过去日本人一定想进大公司，就像上海人也想进大公司找好工作。最好的当然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美国，允许大公司不断扩张，也给个人创业机会。”
携程网的CEO梁建章说:“我们在开始做网络公司的时候，对高科技人才的依赖还是很重的，这就是北京有优势了。但是现在我们转向成为一个服务公司，上海优势就出来了。无论是呼叫中心的电话生，还是服务经理，我都能在上海找到更多更合适的职员。外资进入中国最大的成本是代理成本，找到合适的代理人很重要，上海是最好的选择。”
有人把上海的商业秩序成熟程度放在北京和香港之间，表明上海至少是一个合格的雇员源。-
契约之城
上海的历史在哪些方面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特性？这显然是个过于庞大的问题，《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先生简要的概括了四个方面:“一是移民性质，让这个城市充满了竞争力。二是公共意识比较强，近代中国的司法制度，法院、律师都是上海最早出现的，这使得上海人养成了爱论理并且服从管理的特性。三是服务意识，从1843年开始，上海一直是个商业社会，计划经济在其中只是30年，这样一个讲究效率的商业社会使人们有更强的服务意识。第四，这里的人们开拓性不强，大家习惯做职员，是一个职员城市。”
熊先生说，上海开埠之初能接纳外国人，与之通商，是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商人，他们并不敌视外国人，而同时期的广州，乡绅与官吏的势力大，他们不喜欢洋人。上海历史专家许敏先生说:“上海这个城市是谈判谈出来的，租界的区域在哪里，房子怎么盖，道路要修多宽，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谈判谈出来。英国人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希望把居留地划在当时的市区以内，因为当时市区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但道台不同意，觉得与外国人在一起难管理，于是就开始一点点地谈。外滩的这一条路最初就是拉纤用的，后来因为太窄了，要变成一条马路，就又开始协商，钱从哪里来？谁的房子大就多出一点，房子小就少出一点。谈来谈去就成为契约。大家都不认识，通过协商形成公众共识，然后就是大家如何来维护公共意识。这样确定了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形成了上海市民的公众意识。”
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提出建议，拆掉旧有的上海县城城墙，改建马路，缓解交通，而“城垣保存会”的保守商人不同意。两年后，另有人与“城垣保存会”调解，提出折中方案，不拆城墙，再多开三个城门。1912年，上海民政部门在商人的要求下批准拆除城墙。从晚清到民国，城墙终于可以拆了，但麻烦接踵而来，一些城壕租户组织“保产公会”阻扰拆墙，当局不得不出面调停;城根下有英国士兵坟墓，也需“外交斡旋”达成“让路换地”;北半城路段与法租界相邻，建成的“民国路”属法、华两界共有，为示区别，路面从中线划开，外半边是长条石，属于法界，内半边铺碎石，属于华界。
熊月之先生说:“我在美国曾经做过一个演讲，讲的是1897年上海小轮车工人的罢工，那一年，租界的工部局要给小轮车加税。当时的小轮车还没有轮胎，车轮是铁的，工人多装货，一辆小车负重500斤到600斤，这就会破坏租界的街道，那时的街道都是砖石路，工部局要多收200文的税来维护路面，小车工人就罢工，还和租界里的警察发生冲突。上海县的道台是支持小车工人的，道台要和外国领事商量这件事，外国领事对租界内部的事务要和工部局商量，最后各方商议的结果是提高运费100文，再由富人募捐支付另外的100文，租界里的外国人因运费提高不干了，工部局的董事只好全部辞职。这一次罢工反映了这个城市的构成，租界里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华界的管理，彼此的妥协，既要政治手段也要外交手段。上海后来之所以犯罪多，也和这种特殊的管理分不开，谁也不能越界办案，但这其中也包含了对契约的尊重。”
事实上，对契约的尊重也就是对个人财产的尊重。老上海人以英国人马立师的名字指称他所拥有的广阔的地产，哈同的发家传奇也是契约关系的注脚——他以每亩20两银子买下的南京路在租界扩张的过程中涨了2万倍，但这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会为了几块钱的房租在灶间里磨几个小时，“上海滩没人敢欠哈同的房租”，这句老话反映了人们的契约意识。哈同死后，他留下的大笔遗产和收养的大队儿女引起很长时间的法律诉讼，他的房产在历史变迁中失去了，却留下一部关于财富和契约的民间教材。
许敏先生说:“上海的历史传统就是契约意识和谈判意识特别浓厚。上海市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后来上海出了很多外交家，北洋政府里的好多条约也是上海人去谈的。从许多前人留下的笔记中，能看出上海人的历史观和道德观，他们特别推崇那些讲信用的人。比如我读到徐元章的外祖父在‘一战’前与德国人做染料生意，‘一战’德国战败，德国商人都回去了，一批财产放在他哪里，托他经营。后来德国商人再回来，徐元章外祖父把这些财产全部还给他。许敏说，“不是说所有上海人都这样，但上海人相比外地人还是有一种强调信誉的传统。信誉是公共道德的基础。上海的市民意识建立在这种以信誉为基础的公共关系传统之上，上海人是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进行的洗礼，所以做人一般先要弄清自己的位置。他们比较清楚自己应该在什么位置上按公共规则生活，这就是遵守契约对自己与对他人的规定。上海人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侬拎得清伐’和‘浓晓得自个是啥人？’强调的就是契约规则。有时候它可能引向斤斤计较，但上海人计较得总是很认真。因为上海作为商埠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的公共关系决定了它的商业关系，它构成了这个商业城市的基础。”-
第一高楼和内衣
南京西路的上海国际饭店，从30年代到80年代初一直是全上海最高的大厦，其顶端的旗杆中心位置曾被当作上海坐标系的“零”。80年代后，上海“第一高楼”的称号被上海宾馆、联谊大厦、希尔顿饭店、波特曼商城、新金桥大厦轮流“坐庄”。目前坐落在浦东的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几年后也可能被它的“邻居”——上海环球金融大厦超过。这座停工达4年之久、设计中高达466米的大楼有望成为全球最高楼。
围绕这座大楼建与不建，一直存在诸多争论，但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何善权说，在陆家嘴地区修建三座呈三角形分布的高楼作为浦东、乃至整个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是上海市政府多年前就规划好的方案。相对外滩而言，由于环球中心位于整个建筑群三角形的远角，因此上海市政府认为环球中心在高度上应超过建筑高度420多米的金茂大厦，这样景观透视效果更佳。而目前，造价50亿元的金茂大厦一直被经营不善、收益不佳的传言困扰。
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商界人士称:“在上海，只有一家大企业集团，那就是上海市政府。”从三座高楼的构想来看，他的这句话不无道理。
2001年年底，设计高度333米的浦西第一高楼——世茂国际广场在南京路开工。此前，在一个有众多企业家参与的首届“南京路论坛”上，时任上海常务副市长陈良宇说:“南京路的新一轮改造，标志着它将迎来一个与时俱进的高起点开放与发展的新阶段，意味着入世后的上海商业将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
但在2002年2月的上海政协会议上，计划耗资180亿的新一轮南京路改造遭到了质疑。来自上海金融系统的王恒道委员提出，南京路经过1998年的彻底改造，已获得巨大成功。仅时隔4年，政府计划再次投资180亿人民币重新改造南京路一条街，这至少在现阶段是没有必要的。
然而，上海的思路是把南京路建成具有世界级客流量、世界级商业收入和全球知名度的国际一流的商业街。据悉，一项将南京路全部搭上天棚的工程有可能实施，这显然是模仿意大利城市米兰的维克多·爱曼纽集市。而营造“苏州河文化”的发展就是“黄浦江文化”，更大的构思是“一城九镇”计划，也就是建设松江新城，并把安亭、浦江、高桥、朱家角、奉城等地改造为“荷兰镇”、“意大利镇”、“英国镇”，市政府官员称，“一城九镇”与市区的“万国建筑”相呼应，将进一步体现出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风采，而参与规划的都将是世界上著名的设计公司。
上海作家孙甘露说，当初法国夏氏建筑与城市设计事务所设计上海大剧院时，考虑到了与周边环境相和谐的问题，但大剧院建成之后，周边的改造工程也完成了。在城市的高速发展中，一种规划总被新的发展所覆盖。而当周边环境不断变化时，发展往往就变成难以控制的一个越滚越大的圆，要控制它必须要有强有力手段。而手段越强有力，又越可能刺激发展。而在淮海路边长大的作家王安忆说，以前，上海是可以被触摸的，一条淮海路是商业街，但边上小马路小弄堂里都是市民的日常生活，走15分钟路可以买米买菜、可以买衣服看电影，淮海路上一家家店虽然小，却是每一家卖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逛起来也有味道。现在上海好像也都规范化了，淮海路上的商店越来越一样，城市的半径大了许多，15分钟走路再也搞不定了。“城市是越来越大，但日常生活的味道正越来越少。”她这样总结。王安忆在谈到现在的城市改造时，用了一句“他们的胆子太大”的感叹。她说，上海的许多马路为什么是弯的，是因为当时修路时考虑到了许多私人的建筑，宁肯让路绕一个弯，也要保护这些建筑。现在是有魄力，有一个想法往往就改了，但这种改造往往就破坏了现有的环境。房子拆了，再也补不回来，许多后果可能要多少年后才让人意识到。孙甘露说:“事实上，上海的拆迁工程里面，包括建高架、淮海路的改造，有许多细枝末节的普通人的代价都被忽略不计了。而大剧院呀、金茂大厦这些都是符号性的东西，跟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却成为大家幻想性的补偿。它们似乎是生活品质的一个标志，但市民可能只是买过一张门票进去参观了一下，弥补生活中付出的痛苦。”同样是作家的陈村因为在浦东找不到一个能吃夜宵的馄饨铺而发感叹说:“现在上海的许多地方都不是人生活的地方。如果说过去权力对市民生活的挑战只是局部的，那么现在权力与商业相结合，可能会对市民生活全面开战。”而作家顾绍文对现在新建的一些高档商场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那种地方高级吗？确实高级。但你去看看，拿机关枪扫一扫，玻璃打得粉碎，一个人不会死的，因为里面根本就没人！”但顾绍文与许多作家一样，在城中心买了漂亮的新房，他也承认，“不过话说过来，现在谁还愿意住到南市的老房子去？那里两家人家之间隔一层木板，每天早上要起来倒马桶！”
迁居北京的学者杨东平认为:“要建世界第一高楼是上海迷恋于外在的、虚幻的建设的体现。现在你站在人民广场看，城市建设杂乱无章的画面是非常惊人的。上海不差巨资改造。上海太有钱了！我听说，上海有一个教育的大手笔，把市区的老名牌学校置换到新城区，成立示范性高中。每个学校投资约一个亿，一共投了十所，很多发达国家来参观，也自愧不如。”这种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的做法似乎与这个城市的务实风格并不一致。2002年3月，上海街头很容易感受到“申博”的气氛，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选定的主题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但是，更好的城市是否一定等于更好的生活呢？这对于每个急速发展的城市都是一个未知问题。
杨东平说:“其实上海市政府是很会体会民意的。比如说燃放烟花爆竹，北京禁了，上海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支持和反对的相等。上海市政府的考虑，要是禁，需要大量的公安人员维持，还要得罪50%的人、出力不讨好。于是干脆不禁，顺应了民意，这是实用主义的体现。再比如交通规则，规定上讲不允许骑车带人，但实际上根本禁不了。上海就比较实惠，规定只要不是在公共交通线上就可以带人，这些地方都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但反过来讲，政府太强大、太有实力，会形成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这不是最理想的。我对上海有‘新加坡化’的担忧。现在上海没有江洋大盗，但也没有‘自然之友’这样有影响的民间组织。没有了特别著名的品牌，过去我们一提起来有‘红灯’，现在最著名的企业都不在上海，上海好像越来越成为商业中心。上海的民营市场和体制外的市场相对薄弱，尤其是体制外市场，上海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即将在4月1日执行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市民晾晒内衣的规定也许正是“新加坡化”的一个样本，上海环保局官员说，上海是个像纽约或者巴黎一样的国际大都市，在街头晾晒衣物会损害上海的形象。同时他们宣传，将内衣裤暴露在交通污染下，可能带来疼痛的皮肤病。政府正考虑设立投放硬币的洗衣机和干衣机等方式，来解决部分民众的难题。-
记者◎王晓峰 邹剑宇 邢慧敏 苗炜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陈天桥:心存敬畏的亿万富小子
2001年春节以后，陈天桥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中了邪”，心脏腻腻歪歪老不舒服。这个1973年出生的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心理，“我喜欢听好话”。所以陈
天桥从自己租住的公寓中搬出来，搬进装修好的新家;据说他的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也要乔迁。这些都是为什么？因为风水问题？还是他代理的网络游戏《传奇》每个月的销售旺盛，眼看着今年他的身价就过亿了？
陈天桥的生意开始于1999年11月做的动漫网站stame.com。最初想做一个卡通虚拟社区，后来转向做网络卡通，目标是“网络版的迪斯尼”。这样的创业狂想跟70年历史的迪斯尼相比，“我们后来明白自己没有一个先天的著名的卡通形象，也没有资本，想做一件我们不能做的事情。”陈天桥说。
但是这个stame.com受到急于在国内投资的中华网的青睐。1999年12月，中华网CEO叶克勇与陈天桥见面后临上飞机前对手下说:“stame.com我要定了，你带上签好的合同回来见我。”这样，陈天桥在2000年1月拿到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中华网得到的是相当于它总浏览量30%的PageViews。当然stame.com的浏览跟其他网站的浏览量一样没有能给公司带来实际赢利。到2001年6～7月间，300万美元中只剩下100万美元，陈天桥的大卡通战略:游戏、杂志和Flash广告被迫删改，公司的员工从50人裁减到20人，所有非游戏部门的队伍被全部清除。
决定做游戏之后，陈天桥打了两个大算盘:先组织了一个队伍，打算从开发设计开始做一个自己的游戏，后来陈天桥到韩国之后打消了这个念头。“韩国把网络游戏当一个国策来发展，已经领先中国两年了。”陈天桥说，他想到韩国找来一个游戏做中国的代理。结果陈天桥找到的《传奇》先期要交30万美元的安装费，为此他和中华网打了一架，因为中华网拒绝给这个游戏投入。其中的分手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是陈天桥拿回了公司所有股份，并且仍然保留了至少30万美元拿到了《传奇》的代理。
未经证实的数字:陈天桥说《传奇》游戏平均同时在线人数是12万，按照每人一小时花费0.29元，陈天桥每天的游戏收费流水是83万元，扣除游戏卡销售渠道代理费和给韩国游戏生产商的使用费，老陈同志要开始为自己挣的钱着想了。
让陈天桥耿耿于怀的是:“《传奇》开始推广的时候，有人评价是个烂游戏;然后说游戏是个好游戏，可惜一个烂公司在做;最后也不说公司如何了，就说我们是捡了一个大元宝。”事实上，陈天桥获得了韩国游戏生产公司发出的“最佳运营奖”，“我们的营业额是游戏总营业额的百分之几十。”陈天桥说，“占有客户的大运营商，同样可以购买生产商。生产商并不是永远坐在价值链的最高端。”谁是失败者？
唐海松绝对是上海的异类。他不穿西服，头发一般是摩丝支撑着的立体形状，脖子上系着丝巾。在亿唐的“明黄一代”概念即将推出的前期，他会把手下叫进自己的屋子，把脚翘在桌子上，问:“你知道明天的上海是什么颜色吗？是黄色！”
其实唐海松并没有犯黄色的忌讳，关键是上海人不但不清楚他说的黄色是什么意思，而且也不喜欢他要用黄色完成在互联网投资退潮期抓紧时间努力上市的努力。唐海松和合伙人创办亿唐拿到4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怎么说都是一个壮举。但是在上海，甚至在北京，人们对亿唐公司在实际经营中缺少业绩都用另眼相看。
如今唐海松紧急刹车、裁员节流，把公司从梅龙镇写字楼搬到了威海路一栋4层的居民住宅楼内。酷哥唐海松从这里开始下一步创业，用剩下的2000万美元想把“明黄一代”的时尚生活实业做起来。
在亿唐的新办公楼里，亿唐牌的黄色小包等各种用品已经制作完成，唐海松闭门谢绝媒体采访。公司员工说:“他跳跃性思维很快，我们都跟不上。”唐海松推荐了两个年轻人接受记者采访，做现代中国式家具、园林的陆鉴然和做模特经济演出的方华。
26岁的陆鉴然1994年从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出来做家具、园林行业，在上海长乐路租下一套带院子的老房子。顾客唐海松光临之后，对陆鉴然的生意产生了兴趣，马上要陆鉴然做一份更大的完整的商业计划书。方华是北京人，新丝路模特公司模特管理部经理，做过马艳丽、谢冬娜、岳梅的经纪人。今年2月，亿唐公司与方华投资注册了上海火石文化经济有限公司，并签下了李艾、韦杰等几个模特演艺新人。
创业是艰难的，在没有成就以前，对唐海松的评价是“不务实”;做成了呢，是一个创造力大的年轻企业家。但是在上海，唐海松能做的事情有多少呢？
在上海滩谁最能干事情？复星的郭广昌？中远的徐泽宪？
“谁说他们好了？做好了就不这么折腾了。我们都是那些年毕业的同一拨，混得好的早没声音了。”高利民说。高利民是上海为数不多的“新经济”强力鼓吹者，现在口风已不像他和柳传志在央视那次著名的“光脚的和穿鞋的”对话那么强劲了，他和那个占据上海股市财经信息网络头牌的“证券之星”一直没有落地。一方面在业务上，公司到底是做财经资讯还是做证券网站的ASP，还是这两个方向都不好;另一方面最关键的是一旦最受投资者眼热的证券交易牌照无法拿到，其他业务能够受到投资者多少青睐就很成问题了。
高利民显然不认为上海是他希望的那个新经济的好土壤，他说:“上海是全国寻租成本最高的地方，每个企业的空间就那么大，大家都要踮起脚尖跳舞。这跟上海原来的居住环境一样，原来大家都住亭子间，所以人就有精力在家里斗啊。北京那么大的地方，他不需要在家里斗。”
新经济的残酷文质彬彬得看不见血，“在热潮期，我们最大的便宜就是拿到了廉价的投资。也许只要付出平时50%的股份，就可以拿到100%的投资。当然对于一些投资商来说，他们的代价就高了，有时候甚至血本无归。”携程网的CEO梁建章说。邵亦波是上海著名的大头神童，梁建章是另外一个。梁建章的部下私下做过一个比较，结果好像是梁建章更大头一些。
但是头最大的是叶钢，目前在永嘉路627弄口卖彩票的前百万富翁。叶钢还欠着30多万的债务，现在每个月可以挣到6000元左右，逐步还下去还要十几年时间。1988年，29岁的叶钢去了日本，理由是深造。“所谓的深造也谈不上。说白了，就是为了挣钱的目的，为了养家糊口吧。”叶钢说。三年后，叶钢带着50万辛苦血汗钱回到上海，开始了他惊心动魄的7年冒险。1991到1992年，叶钢在邮市上获得了100万元利润。随后到1996年，这些钱在期货投资上赔了个干净。剩下的是1992年残留的一些邮品，“跑到邮票市场，有很多人认为我又回来了。问我带多少资金回来。我就跟他做了一个手势，我说我永远是从零开始。”叶钢说，他又一次开始了在邮票市场的疯狂炒作，成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庄家——“小黑皮叶飞”。据说高峰时，他手上的资产近千万元。1998年，叶钢折在他囤积的“玫瑰片”上，再次一文不名，家里阁楼上还存着那些致命的明信片。他能卖彩票，也是因为下岗职工的身份得到了救济性工作。
叶钢梦想着中国，至少是上海可以开放博彩业，以他的“职业身家”再来一次。他还以违章出售联体明信片为由，状告贵州省邮政局，希望从那里找回一些狂赌邮品的损失。这次起诉当然没有成功，在规矩越来越多的社会中，曾经的“小黑皮叶飞”东山再起的机会越来越小了。叶钢的失误在于没有把握住机会把原始积累转换为新的投资，没有在富裕之后及时从一个16岁即离开中学闯入社会的莽雄洗心革面成为新的资本家。像叶钢这种对财富的原始冲动在上海越来越不野蛮了。
一个听完了叶钢故事的上海人说:“我并不赞成说是他今天一贫如洗，我觉得钱不能代表一个人的价值。他16岁自己去独闯天下，做的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前卫的。当时我们都在念书，而且什么都不懂，根本不敢走向社会。除了在课堂里学习，什么都不知道。他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而且当时确实很有收获，我觉得我很敬佩他这一点。”
(十分感谢简、叶蓉、潘向黎、胡锰、薜莉、罗荣对本文提供的大力帮助)-
冒险家种种
叶钢:“小黑皮叶飞”
问:“当时你在邮票市场有一个绰号，叫做‘小黑皮叶飞’，为什么？”
叶:“我本来脸比较黑一点，始终被人误解，被人误解也是我的命运。我为什么起名叶飞呢，我想有朝一日我能高高飞起，所以起了个叶飞。绰号只不过是人家看我的外表而起的。”
问:“你做期货、做邮票、做股票，每次都是喜欢把自己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满仓操作，有些人觉得你不是在投资，是在赌。”
叶:“可以这么讲，赌。我总结了一条，就是今后的投入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止损点去做。任何事情有个ABC法则，把任何事情分成三份投入，这样比较来得好一点，也许不至于失败。”
问:“跟你聊天，我觉得你比较忧郁，跟你十几年的几番风雨有什么关系？”
叶:“那当然了，每个人假如遇到这种失败，都有不同的压抑感。说白了，我目前的情况只不过是手上有这么些货(邮品)，也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当然我还是在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我还会重新再试一下。”
问:“现在你叫叶钢，还是最开始你的本名就叫叶钢？”
叶:“我的本名叫叶志钢，志和钢这两个字，它永远伴随着我的左右。可是现在光有志气没用，现在现实当中需要的是钱来支撑我的志。”
问:“你从日本回来以后有50万现金了，如何投资，如何让这笔钱再生钱，有没有跟家里人商量过。”
叶:“我惟一的最大的失败根源，就是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好像我有种我行我素的感觉。今后有机会，还是以商量为主。”
叶钢姐姐说:“他做任何事情不跟别人商量，你问他，他也说不出一句话。我几次提醒他，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一点，你是外面跑跑的，从很小年纪就好像出生入死自己去闯世界的啦，应该对人有个认识。但他从来不跟家里人商量，自己想到做什么就做什么。”(以上对话引述自上海卫视节目《财富人生》)
徐沪生的“烂杂志”理论
徐沪生，1970年出生，复旦大学哲学硕士。2000年10月，创办《上海壹周》，任执行副总编。该报在一年当中成为上海“小资”消费的必读报纸。随之徐沪生突然辞职。2002年1月，创办《美家买楼王》，任执行副总编。
问:在成功创办时尚周报《上海壹周》之后，你为什么突然转向一本不起眼的房地产杂志《美家买楼王》？
徐:不起眼，正是我转向它的一个考虑因素。要我选择最值得运作的媒体，我会首选电话黄页:没有一个字的敏感内容，广告量巨大，关键是可以公司化，产权清晰，资本运作、上市、MBO，什么都可以。但是电话黄页轮不到我们做，所以我选择信息加工类媒体——照一个做新闻的朋友的说法是“垃圾媒体”。我认识的厉害角色，都在做综合日报、财经报纸、精品杂志，正好把市场让给我们这些没有新闻理想的人了。
问:那你不是被迫转投“垃圾媒体”的？
徐:有个脑筋急转弯的老题目:一吨棉花和一吨铁，哪个重？媒体也是一样，财经媒体的100万利润，和“垃圾媒体”的100万利润，哪个多？
市场前景一样广阔，后者的资金投入却比前者要小得多。而且各方面关注度不高，政策限制也少。都是替国家做，同样的钱，我宁愿赚不那么让人头疼的那种。另外，万一将来政策松动，先放开的，应该是信息加工类媒体，而不是新闻类媒体。
问:做媒体不和资本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结合？
徐:我见过太多媒体和资本结合的案例，媒体经营者惟一的收获，往往只是多了一个难以沟通的老板而已。其实媒体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炒楼花”的行业，并不是惟有资本家手里才有钱。办《美家买楼王》，我们的上级主管——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没有投一分钱，我们也没有找任何投资商。我们做了概念版，就开始招商，然后和广告总代理签三年合约，用他们的预付款进行运作，然后再帮他找二级代理商，替他找钱。现金流设计好了，就可以正式启动。
问:这么就小避大的原因是什么？。
徐: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哪怕竞争表面上很激烈了，优质的特别是能赚“快钱”的媒体，还是会非常匮乏。各类广告公司、媒体代理公司，是我眼中最理想的“投资商”，而且他们不要任何股份。当然，你要有完善的方案，一整套的的执行方法，以及好的团队，让广告公司的老板们愿意跟你搏一把。因为近乎赌博，所以压力也非常大——它要求你能赚“快钱”。一旦别人半年，甚至3个月做不到生意，就会逃，他一逃，你的资金链就可能断裂。这很残酷，也很刺激，没人陪你玩战略游戏，指标是第3个月能进多少，第6个月能不能持平。几千万、几个亿的大项目，这种模式也许不适用。但是有那么多中小生意可以做，又何必非大生意不玩。
张旭东:“快绝种的上海人”
“说起来，我是上海那类快绝种的本地人。从我上数五辈，父母方都是上海本地人，但是我儿子就不算了，因为我夫人是外地人。我爷爷那一辈是虹镇老街人，现在和平公园、鲁迅公园都是张家的土地。上海建造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馆)时候，我爷爷张仲年是中方的总建筑师。大厦尖塔是镏金的，需要水银打底。爷爷去查看时没带防护罩，结果水银中毒，没几年去世了。父亲是华东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82年我考进了上海交大工业外贸系。
“1988年，我带着110美元到美国，一直是极自卑的。当时最恨的就是台湾老板，我干的都是最苦、最贱、时间最长的活，但是每小时的薪水只有2美元。但是现在我觉得这老板还是不错，因为他给我机会了。现在上海的本地人，宁愿拿‘救济工资’，大学毕业也就是1500到2000元一个月的工资，顶天了到2500元。我们公司主要中层干部，主要干活的员工都是外地人，我就喜欢这样的‘苦大仇深’的人。”
张旭东毕业后当到了美国第二大私营公司Koch的国际融资部主任，亚洲分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中华网给安家网的投资基本花完之后，张旭东找到一家北京的同行网络公司谈合并问题。“一个多月下来，哥们儿也交了，桑拿也一起洗了，什么条件都答应了，可是临了那老兄来了一句话，‘哥们儿，不行了’。按照协议是7月28日对方应该打款100万美元给我，到7月24日，对方告知我们要推迟付款。我知道这单完了。然后在2000年9月，上海一家上市公司(它目前正经营着上海一个足球俱乐部)找到我们，开口要了一个价钱，谈到收购后的董事会构成、以及股票的转让形式，一切都只要我答应就没问题了。但是条件实在太苛刻，我除了保留一点点股份，其他什么都没有啦。最后我们从新加坡的TDF公司引了一轮小资，我还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雇员之城
为什么上海是一个雇员之城？并不是说上海市的雇员数量比其他城市多，而是说这个城里的人更安于当雇员，想当老板的人比其他地方少。
明基公司的中国营销总经理曾文琪在大学做演讲传播为商为人之道，遇到学生问他是否支持大学生创业当老板。“我心里是反对学生创业的。按照一个正常概率:学生毕业后先当学徒，十个学徒中一个成为专家，一百个专家中有一个导师(部门领导)，一千个导师成就一个领导(企业家)。但是的确有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辍学当老板。那时这两个老板的父母都反对，但他们自己想得很清楚，觉得一定要这么做才行。所以这不是一个要问的问题，一问就说明你当不了老板。”曾文琪说。
曾文琪是台湾地区人，由他来说上海人如何，籍贯上不对应。说起上海雇员之城的名声是宿命还是竞争力的表现就褒贬不一了。
"我小时候全家都用一种东西，上海人叫做‘假领头’——上面的领子是完整的，但下面不是一件完整的衣服，而是一件小背心样的东西，穿在正衫的里面。如果脱开来，效果会很不堪，但是外套扣子扣好，一个漂亮的领子衬着，会很干净、体面，戴上领带跟穿着衬衫一样。这绝对是上海的发明:在当时经济而实惠。现在这种可笑可怜的服饰当然早就被淘汰了，但我总觉得那是上海人某种气质的一个表征，是作为一个曾经的雇员城市的心态遗留——我们都是体面的小市民，我们都是‘洋装瘪三’。”鲁西说。鲁西是上海某广告公司媒体部总监，她说:“我爷爷解放前在海关供职。在旧上海，在海关工作被称为‘金饭碗’，而‘银饭碗’说的是在银行工作，因为这两者工资高、稳定而体面。上海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被‘砸饭碗’。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干，自有一大堆人等在门口，于是，在高压下，上海人养成了一种高度的职业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渐渐成了一种心理习惯。我老公前几年辞职，他父母知道后忧心忡忡，他父亲甚至劝他:‘算了，做下去好了，再不好，总算有个单位’。他自己好像很坚决，但后来告诉我，辞职后第二天，他做了个噩梦:找不到下一份工作，没有收入，急得大汗淋漓。天生的‘雇员情结’，你说怎么办？”
戴宇舫是达美高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公司做菲利浦照明、罗氏制药这样的国际客户。之前小戴的客户是拜耳制药，而且那是真正的“自己”的客户，小戴和其他两个合伙人一起创建了那个广告公司。为什么不当自己的老板了呢？“你知道，我们那个虽然也是广告公司，但毕竟比大公司还不同。我觉得应该回大公司，那里的的团队、资源更好，不能离开这个行业太远了。”
就是说小戴重新当雇员的理由是:小公司可以赚钱但是不能保持进步，赚钱的日子有限;大公司可以保持不断进步，挣的钱也足够。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还是在大公司更加有利。
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上海人的智慧是适应的智慧。”鲁西说，“当然，只有雇员适应老板，没有老板来适应雇员。上海雇员最会察言观色，好比现在我所在的公司，私营老板当家，老板脸色不好绝对没有人敢拿预算来说事儿。否则，不用老板骂，自己就先觉得自己‘拎勿清’——不明白事理。在上海，‘拎得清’是基本的生存智慧。我以前公司的一个外地来的同事就非常的‘拎勿清’，在一个老板出席的客户招待宴席上，一个客户津津有味地谈起了神秘现象，我这个同事是个司马南一样的无神论者，而且痛恨伪科学，当下就‘拎不清’起来，跟客户较真说起这个话题来。客户倒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个神秘主义者，但如果听话听音，就可以知道客户对神秘主义颇有感觉。但是这个人，头一摆，肯定地说:‘相信神秘主义的人脑子都有点问题。’客户当下脸色就有点不好看。很快，这个人就被炒了鱿鱼。”
十年以前，小戴从机关辞职进了奥美广告，后来又进麦肯光明广告公司。“十年前的奥美，公司有很多的培训，把公司关起门来不做业务的培训也是有的。现在就很少了，公司和员工都很功利了。其他公司什么都没做，凭什么要给你降价呀。前几天去了一次德国，那边拍一张照片超过1万欧元，也就是8万块人民币;在上海拍一张照片，给800块好啦。其实质量也不是1∶100的差别，这是拒绝这个行业呀。”
“我们自己经营的时候也想做大，但是我觉得这里的办事程序就是要把人变成小业主、小雇员。我们公司扩大注册资金、增加合伙人，申办下来让你觉得就应该原来那样，让每个人都变成一个老板。这样怎么做呢？”戴宇舫说，“上海有点像日本，大公司是日本的经济支柱。过去日本人一定想进大公司，就像上海人也想进大公司找好工作。最好的当然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美国，允许大公司不断扩张，也给个人创业机会。”
携程网的CEO梁建章说:“我们在开始做网络公司的时候，对高科技人才的依赖还是很重的，这就是北京有优势了。但是现在我们转向成为一个服务公司，上海优势就出来了。无论是呼叫中心的电话生，还是服务经理，我都能在上海找到更多更合适的职员。外资进入中国最大的成本是代理成本，找到合适的代理人很重要，上海是最好的选择。”
有人把上海的商业秩序成熟程度放在北京和香港之间，表明上海至少是一个合格的雇员源。-
契约之城
上海的历史在哪些方面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特性？这显然是个过于庞大的问题，《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先生简要的概括了四个方面:“一是移民性质，让这个城市充满了竞争力。二是公共意识比较强，近代中国的司法制度，法院、律师都是上海最早出现的，这使得上海人养成了爱论理并且服从管理的特性。三是服务意识，从1843年开始，上海一直是个商业社会，计划经济在其中只是30年，这样一个讲究效率的商业社会使人们有更强的服务意识。第四，这里的人们开拓性不强，大家习惯做职员，是一个职员城市。”
熊先生说，上海开埠之初能接纳外国人，与之通商，是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商人，他们并不敌视外国人，而同时期的广州，乡绅与官吏的势力大，他们不喜欢洋人。上海历史专家许敏先生说:“上海这个城市是谈判谈出来的，租界的区域在哪里，房子怎么盖，道路要修多宽，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谈判谈出来。英国人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希望把居留地划在当时的市区以内，因为当时市区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但道台不同意，觉得与外国人在一起难管理，于是就开始一点点地谈。外滩的这一条路最初就是拉纤用的，后来因为太窄了，要变成一条马路，就又开始协商，钱从哪里来？谁的房子大就多出一点，房子小就少出一点。谈来谈去就成为契约。大家都不认识，通过协商形成公众共识，然后就是大家如何来维护公共意识。这样确定了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形成了上海市民的公众意识。”
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提出建议，拆掉旧有的上海县城城墙，改建马路，缓解交通，而“城垣保存会”的保守商人不同意。两年后，另有人与“城垣保存会”调解，提出折中方案，不拆城墙，再多开三个城门。1912年，上海民政部门在商人的要求下批准拆除城墙。从晚清到民国，城墙终于可以拆了，但麻烦接踵而来，一些城壕租户组织“保产公会”阻扰拆墙，当局不得不出面调停;城根下有英国士兵坟墓，也需“外交斡旋”达成“让路换地”;北半城路段与法租界相邻，建成的“民国路”属法、华两界共有，为示区别，路面从中线划开，外半边是长条石，属于法界，内半边铺碎石，属于华界。
熊月之先生说:“我在美国曾经做过一个演讲，讲的是1897年上海小轮车工人的罢工，那一年，租界的工部局要给小轮车加税。当时的小轮车还没有轮胎，车轮是铁的，工人多装货，一辆小车负重500斤到600斤，这就会破坏租界的街道，那时的街道都是砖石路，工部局要多收200文的税来维护路面，小车工人就罢工，还和租界里的警察发生冲突。上海县的道台是支持小车工人的，道台要和外国领事商量这件事，外国领事对租界内部的事务要和工部局商量，最后各方商议的结果是提高运费100文，再由富人募捐支付另外的100文，租界里的外国人因运费提高不干了，工部局的董事只好全部辞职。这一次罢工反映了这个城市的构成，租界里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华界的管理，彼此的妥协，既要政治手段也要外交手段。上海后来之所以犯罪多，也和这种特殊的管理分不开，谁也不能越界办案，但这其中也包含了对契约的尊重。”
事实上，对契约的尊重也就是对个人财产的尊重。老上海人以英国人马立师的名字指称他所拥有的广阔的地产，哈同的发家传奇也是契约关系的注脚——他以每亩20两银子买下的南京路在租界扩张的过程中涨了2万倍，但这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会为了几块钱的房租在灶间里磨几个小时，“上海滩没人敢欠哈同的房租”，这句老话反映了人们的契约意识。哈同死后，他留下的大笔遗产和收养的大队儿女引起很长时间的法律诉讼，他的房产在历史变迁中失去了，却留下一部关于财富和契约的民间教材。
许敏先生说:“上海的历史传统就是契约意识和谈判意识特别浓厚。上海市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后来上海出了很多外交家，北洋政府里的好多条约也是上海人去谈的。从许多前人留下的笔记中，能看出上海人的历史观和道德观，他们特别推崇那些讲信用的人。比如我读到徐元章的外祖父在‘一战’前与德国人做染料生意，‘一战’德国战败，德国商人都回去了，一批财产放在他哪里，托他经营。后来德国商人再回来，徐元章外祖父把这些财产全部还给他。许敏说，“不是说所有上海人都这样，但上海人相比外地人还是有一种强调信誉的传统。信誉是公共道德的基础。上海的市民意识建立在这种以信誉为基础的公共关系传统之上，上海人是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进行的洗礼，所以做人一般先要弄清自己的位置。他们比较清楚自己应该在什么位置上按公共规则生活，这就是遵守契约对自己与对他人的规定。上海人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侬拎得清伐’和‘浓晓得自个是啥人？’强调的就是契约规则。有时候它可能引向斤斤计较，但上海人计较得总是很认真。因为上海作为商埠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的公共关系决定了它的商业关系，它构成了这个商业城市的基础。”-
第一高楼和内衣
南京西路的上海国际饭店，从30年代到80年代初一直是全上海最高的大厦，其顶端的旗杆中心位置曾被当作上海坐标系的“零”。80年代后，上海“第一高楼”的称号被上海宾馆、联谊大厦、希尔顿饭店、波特曼商城、新金桥大厦轮流“坐庄”。目前坐落在浦东的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几年后也可能被它的“邻居”——上海环球金融大厦超过。这座停工达4年之久、设计中高达466米的大楼有望成为全球最高楼。
围绕这座大楼建与不建，一直存在诸多争论，但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何善权说，在陆家嘴地区修建三座呈三角形分布的高楼作为浦东、乃至整个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是上海市政府多年前就规划好的方案。相对外滩而言，由于环球中心位于整个建筑群三角形的远角，因此上海市政府认为环球中心在高度上应超过建筑高度420多米的金茂大厦，这样景观透视效果更佳。而目前，造价50亿元的金茂大厦一直被经营不善、收益不佳的传言困扰。
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商界人士称:“在上海，只有一家大企业集团，那就是上海市政府。”从三座高楼的构想来看，他的这句话不无道理。
2001年年底，设计高度333米的浦西第一高楼——世茂国际广场在南京路开工。此前，在一个有众多企业家参与的首届“南京路论坛”上，时任上海常务副市长陈良宇说:“南京路的新一轮改造，标志着它将迎来一个与时俱进的高起点开放与发展的新阶段，意味着入世后的上海商业将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
但在2002年2月的上海政协会议上，计划耗资180亿的新一轮南京路改造遭到了质疑。来自上海金融系统的王恒道委员提出，南京路经过1998年的彻底改造，已获得巨大成功。仅时隔4年，政府计划再次投资180亿人民币重新改造南京路一条街，这至少在现阶段是没有必要的。
然而，上海的思路是把南京路建成具有世界级客流量、世界级商业收入和全球知名度的国际一流的商业街。据悉，一项将南京路全部搭上天棚的工程有可能实施，这显然是模仿意大利城市米兰的维克多·爱曼纽集市。而营造“苏州河文化”的发展就是“黄浦江文化”，更大的构思是“一城九镇”计划，也就是建设松江新城，并把安亭、浦江、高桥、朱家角、奉城等地改造为“荷兰镇”、“意大利镇”、“英国镇”，市政府官员称，“一城九镇”与市区的“万国建筑”相呼应，将进一步体现出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风采，而参与规划的都将是世界上著名的设计公司。
上海作家孙甘露说，当初法国夏氏建筑与城市设计事务所设计上海大剧院时，考虑到了与周边环境相和谐的问题，但大剧院建成之后，周边的改造工程也完成了。在城市的高速发展中，一种规划总被新的发展所覆盖。而当周边环境不断变化时，发展往往就变成难以控制的一个越滚越大的圆，要控制它必须要有强有力手段。而手段越强有力，又越可能刺激发展。而在淮海路边长大的作家王安忆说，以前，上海是可以被触摸的，一条淮海路是商业街，但边上小马路小弄堂里都是市民的日常生活，走15分钟路可以买米买菜、可以买衣服看电影，淮海路上一家家店虽然小，却是每一家卖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逛起来也有味道。现在上海好像也都规范化了，淮海路上的商店越来越一样，城市的半径大了许多，15分钟走路再也搞不定了。“城市是越来越大，但日常生活的味道正越来越少。”她这样总结。王安忆在谈到现在的城市改造时，用了一句“他们的胆子太大”的感叹。她说，上海的许多马路为什么是弯的，是因为当时修路时考虑到了许多私人的建筑，宁肯让路绕一个弯，也要保护这些建筑。现在是有魄力，有一个想法往往就改了，但这种改造往往就破坏了现有的环境。房子拆了，再也补不回来，许多后果可能要多少年后才让人意识到。孙甘露说:“事实上，上海的拆迁工程里面，包括建高架、淮海路的改造，有许多细枝末节的普通人的代价都被忽略不计了。而大剧院呀、金茂大厦这些都是符号性的东西，跟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却成为大家幻想性的补偿。它们似乎是生活品质的一个标志，但市民可能只是买过一张门票进去参观了一下，弥补生活中付出的痛苦。”同样是作家的陈村因为在浦东找不到一个能吃夜宵的馄饨铺而发感叹说:“现在上海的许多地方都不是人生活的地方。如果说过去权力对市民生活的挑战只是局部的，那么现在权力与商业相结合，可能会对市民生活全面开战。”而作家顾绍文对现在新建的一些高档商场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那种地方高级吗？确实高级。但你去看看，拿机关枪扫一扫，玻璃打得粉碎，一个人不会死的，因为里面根本就没人！”但顾绍文与许多作家一样，在城中心买了漂亮的新房，他也承认，“不过话说过来，现在谁还愿意住到南市的老房子去？那里两家人家之间隔一层木板，每天早上要起来倒马桶！”
迁居北京的学者杨东平认为:“要建世界第一高楼是上海迷恋于外在的、虚幻的建设的体现。现在你站在人民广场看，城市建设杂乱无章的画面是非常惊人的。上海不差巨资改造。上海太有钱了！我听说，上海有一个教育的大手笔，把市区的老名牌学校置换到新城区，成立示范性高中。每个学校投资约一个亿，一共投了十所，很多发达国家来参观，也自愧不如。”这种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的做法似乎与这个城市的务实风格并不一致。2002年3月，上海街头很容易感受到“申博”的气氛，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选定的主题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但是，更好的城市是否一定等于更好的生活呢？这对于每个急速发展的城市都是一个未知问题。
杨东平说:“其实上海市政府是很会体会民意的。比如说燃放烟花爆竹，北京禁了，上海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支持和反对的相等。上海市政府的考虑，要是禁，需要大量的公安人员维持，还要得罪50%的人、出力不讨好。于是干脆不禁，顺应了民意，这是实用主义的体现。再比如交通规则，规定上讲不允许骑车带人，但实际上根本禁不了。上海就比较实惠，规定只要不是在公共交通线上就可以带人，这些地方都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但反过来讲，政府太强大、太有实力，会形成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这不是最理想的。我对上海有‘新加坡化’的担忧。现在上海没有江洋大盗，但也没有‘自然之友’这样有影响的民间组织。没有了特别著名的品牌，过去我们一提起来有‘红灯’，现在最著名的企业都不在上海，上海好像越来越成为商业中心。上海的民营市场和体制外的市场相对薄弱，尤其是体制外市场，上海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即将在4月1日执行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市民晾晒内衣的规定也许正是“新加坡化”的一个样本，上海环保局官员说，上海是个像纽约或者巴黎一样的国际大都市，在街头晾晒衣物会损害上海的形象。同时他们宣传，将内衣裤暴露在交通污染下，可能带来疼痛的皮肤病。政府正考虑设立投放硬币的洗衣机和干衣机等方式，来解决部分民众的难题。-
记者◎王晓峰 邹剑宇 邢慧敏 苗炜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