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文章：上海的身体语言(2)
名人谈上海
“上海人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有主宰他们生活的能力。”——王志文
到上海之后采访的第一个人是王志文，其实无论王志文塑造的形象还是他平时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举止，都看不出他是个上海人。到上海跟他约定采访时间时，电话那边听到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你能在×个小时后再打给我么。”于是采访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在一个高档并乱哄哄的餐馆一隅，王志文接受采访，他拿出烟斗，装上烟丝，小心翼翼地摆弄着。
“我很少以地域来区分自己是哪里人，别人说我是上海人，那是因为我在上海出生的，这一点是我不能改变的。其实北京人把我当上海人，上海人把我当北京人。小时候我不喜欢上海，可能是太熟悉的缘故，我周围的人过于算计、精明，把一些我认为不重要的东西看得很重。18岁考大学时，一个志愿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我在15分钟内做出决定，选择北京。可能对我18年的生活有点厌倦，想有个新起点。”
走出上海的王志文最终还是回到了上海。“上海人的生活比较考究，希望能给自己的生活状态找一个根据，给自己的生活找一个说法。一个地方能让你停下来，更多是感情原因。我母亲身体不好，需要我照顾。我不希望把自己的遗憾留在追悼会上。因为母亲平时很少打电话，突然有一段时间，电话多了，我意识到，需要我回来了。回到上海，是否会影响我的事业？到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太在乎了。我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接近我自己，就像塑造角色一样，我是在塑造我自己，我想给别人看的就是我一生是什么。”
近来王志文最大的乐趣是打高尔夫球，他说，当初拍电视剧《黑冰》时，有打高尔夫球的戏，就跟教练学会了，学会之后就放不下了。说到高尔夫球，王志文说:“人生如打高尔夫球，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并一步步解决掉。我今天很高兴，18个洞比以前又少了几杆。我不工作时，主要时间花在陪母亲、打球、聊天和旅游上。明天，我要去日本旅游。”
其实在王志文身上也能体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虽然和上海无关。
“纽约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是美国，上海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中国。”——孔祥东
早在1993年，曾经见过孔祥东一面，当时的印象很上海，那时他被称为“旅美钢琴家”。这次见他，已经是“孔祥东艺术中心”的老板了。
孔祥东给人的印象是比较豪爽、热情，甚至有时你看不出那种艺术家的气质。他说:“上海有精致传统的地方，但缺少北方英雄般的气概。一个完美的中国人，应该兼具北方人的气概和南方人的细腻。比方说，北方人在欣赏拉赫玛尼诺夫作品音乐会时，会很容易把情感爆发出来，上海人就不会这样。”孔祥东谈到他把艺术学校发展到北京的打算，他喜欢北方的粗线条。“上海在一些细节上比较唯美，北京则有种泥土的气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化，而上海不能。如果一个外国人来到上海，就以为了解中国了，那是大错特错。”
在孔祥东艺术事业的巅峰期，他开办了艺术中心，实际上是一所钢琴学校，“这时候办学，有种退休的感觉，但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次办学，无异于第二次出国。二十多个图章都是我一个人跑下来的。我希望这个中心的目标是能建立一种科学的教育模式。”
孔祥东说现在学校的老师大都是外地人，“上海能海纳百川，有她埋藏在血液里的自豪感，但是要经营这座城市，仅靠自己不够，需要外地人。同样，学校的管理大部分也是外地人”。
在孔祥东看来，一个艺术家打破他只能从事的艺术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我5岁开始弹钢琴，我热爱的事业希望别人也能热爱，我的公司实际上是我过去事业的延伸，我希望这种教育能产业化，21世纪的艺术家的内涵应该多元化。”
“上海是一个神秘的城市，她没有什么厚重的历史，但这不是说她没有文化，上海总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吸引我，这是我选择上海的原因。”——任泉
任泉来自哈尔滨，但他喜欢上海。“以前我想去香港发展，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就不想去任何地方了。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这个城市比较安逸，我不想再动荡了，我在北京的朋友生活都很动荡，但上海不会这样。”
任泉在演戏之余，开了一家餐馆，叫“蜀地辣子鱼”。“其实我的菜馆是东北菜和四川菜。东北菜一般量都比较大，北方人吃饭爱讲排场，就是剩下浪费也不能因为正好吃完而丢面子。但上海人吃东西不喜欢浪费，所以我在菜量上一般比东北菜少一些，比上海菜多一些，慢慢调整。以前上海人比较排外，认为除了上海菜，其他菜都没法吃。我记得以前有个上海朋友，第一次吃东北蘸酱菜时吐了，但他现在到了我的菜馆点的第一个菜就是蘸酱菜。还有，以前上海人不能吃辣的，现在吃辣的人越来越多。”
说到做生意，任泉说:“在北方做生意没底，在上海，谈生意时谈得很细，但之后的许诺非常好，所以在上海谈生意容易谈成。上海人不会乱来，在上海做生意比较踏实。上海是个比较规矩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的乱收费现象，在上海很少见，我在开餐馆就感觉很明显，这是上海的优势。”
任泉说:“以前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我接触了不少上海人之后，发现他们内心里是很希望自己豪爽的。上海人之所以不豪爽，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空间有关。以前上海住房条件差，很多人挤在一个弄堂里，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就变得更小。平时东西该怎么放，都要有一定规矩，否则你就占了别人的空间。狭小的空间抑制了他们的豪爽，所以才会变得细致、斤斤计较。但这同时让他们养成了一个遵守规矩的习惯，小时候遵守小规矩，大了遵守大规矩，这也形成了上海人普遍守规矩的良好习惯。”
不过作为一个搞文化的人，我在上海还是有一点失落。因为这里检验你的不是好作品，而是物质。——吕凉
这些年演的电影太少了，真正的角色是1995年的《飞虎队》，后来基本上没拍电影。这是因为我太懒了，不愿意离开上海的家。出去拍戏，一个月两个月的我受不了，要是在上海拍上半年一年的也没关系。老婆孩子热炕头嘛。我有时回北京，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天天闹，那种状态能出艺术上的想法，可我年纪大了，对那种生活方式有一定的抵触。
前几年拍的电视剧《婆婆媳妇和小姑》，我不知道能不能改变一下人们对上海男人的印象。一开始这个戏很喜剧化，讲的是1个男人和7个女人的关系——婆婆、媳妇、小姑、前妻、女儿、女同事、以前的情人，后来我意识到这个故事讲的是责任感。丈夫的责任、儿子的责任、同事间的责任。这之前我排过《上海屋檐下》，感受到上海男人的压力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居住环境的。男人在无法改变生活环境的时候，只能在做饭洗衣服上为家庭多尽力。1993年上海就搞过一个“沪上何时出大腕”的讨论，事实上北京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出产更多文化产品是天经地义的。不过作为一个搞文化的人，我在上海还是有一点失落。因为这里检验你的不是好作品，而是物质。-
上海的女性表达
上海城市的阴性气质似乎早就被下了定论，棉棉说，我爱上海，上海是母的。但是上海女人心里都是有股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个城市的人和事。
上海的专栏作家小宝说:“张爱玲、苏青那些小说家早就描绘过大都市的孤独，这两个作家都是那种自私的女人:自私、冷漠、物质主义，这样的女人是玩不起来的。如果你跟她们生活在同时代，会很反感她们的做派，但是隔了60年看回去，就容易接受她们了。”事实上，上海的女性气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女作家来体现的，从昔日的张爱玲艳丽的笔调到今日网络上安妮宝贝的呢喃，都透露出对上海的眷恋。
陈丹燕
对我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时长大的人，上海那些在书上看不见的、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每个人在那时候都有这种启蒙的机会，像尔东强拍照片，就是弄堂里一个老头教的。我们也会听到怎么吃西餐，切牛肉有一种带锯齿的刀等等。那时候同学之间流传着欧洲小说看，比如巴尔扎克和奥斯丁，我们的规矩是一本欧洲小说可以换两本中国小说，可以换三本解放后的中国小说，这个规矩就有价值观念了。那时候也有家庭音乐会，在某个人家里，大家一起听西洋音乐，我就是在那时听到了李斯特，听到歌剧，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的“文化结构”。我发现我的文章里有许多并不是中国语文里的东西，比如一些词，就是傅雷先生造出来的，我们看翻译小说看多了，以为那是中国自己的词。
我对上海的30年代没有任何贪恋，它的繁荣和现代化程度被夸大了。我对那个时代有很多疑问。如果说我夸大了什么，也许我在写70年代的时候有点夸大，因为那是追忆我小时候的事情，世界总会变得美好一些。
我在《上海色拉》书中画的插图是很偶然的，这本书更多的是写70年代和80年代，奇怪的是这个时期上海的照片非常难找，30年代、40年代的上海照片倒是有很多。70年代的关于上海的照片很少，我要找的并不是斗争的照片，而是那种“民生”的照片。找不到，就想找找那个时代的画家，看他们是不是能画，可七八十年代最好的画家都出国了，流散了，我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画出我成长时的上海。
素素
我们太投入这个生活了，情不自禁要描述它。我非常享受这种生活。它总是给你一种希望，有很多细节不免让人津津乐道。买菜呀，做饭呀，和朋友聊天喝咖啡，生活是由这些构成的，我们很享受这个，就是觉得锅碗瓢盆，时尚呀有意思。可能非常浅薄。这就是每天过日子呀。我做过一个比喻，泡在温水浴缸里的感觉，即使温水淹没了头顶，你还是觉得很舒服，也是心甘情愿的。我不介意别人说什么“小女人散文”。
赵波
我是1993年到上海的，2001年离开。有许多人呆在上海好多年，然后就离不开那里了。我在那里感到压抑，也许是南方呆久了，就会阴郁，我希望到北京来晒晒太阳，免得我这个人发霉了，上海很漂亮，粉饰的东西很多，那里适合女人生活，它是阴性的，有些妖媚，有些做作，女人在前台搔首弄姿的，男人是靠山。
上海看不到精神上闪光的东西，比如都是泡酒吧在外面混，北京就能形成参差的交流，而上海那些外来的人外来的文化全是商人全是商业，让你觉得无聊。上海的文化人都是呆在家里，他们不交流，自己有一块小天地。离开上海一年了，回想起来，我最怀念坐在双层巴士上看淮海路，我在小说里写过，说我的青春就是在淮海路上滑过去的。淮海路两边商店里进进出出的人群就像是立体电影，那是俗世的快乐。-
马湘东的享受生活
◎刘运辉
马湘东在上海和北京各买了一套房子。每周五晚上，马湘东和丈夫各自会从北京和厦门飞回上海一起过周末;而周日晚上，丈夫会飞回厦门料理自己的生意，马湘东也会在周二早上准时飞回北京上班。
“除了上海，在国内哪个城市居住都会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上海给了我生活上的追求，上海人的那种生活质量太到位了。而北京给了我精神上的追求，北京人的那种文化上的交流太到位了。在上海和北京两边跑，可以换环境，始终保持对一个城市的新鲜感。”
马湘东喜欢新开张的地方:“上海开了新的餐馆和酒吧或者好玩的地方，朋友们就会告诉我，我就去。比如，‘凯悦’开的时候，我就先跑去了。在那里的健身房，有强劲的迪斯科音乐伴奏，面对大玻璃窗跑步时可以边锻炼边看上海全景，锻炼后再在室内游泳池里游个泳，很棒！”
马湘东非常喜新厌旧:1998、1999年偶尔会到衡山路的酒吧，现在对她来说早就是old fashion了，2000年喜欢东平路上的“热巧克力”，“凯悦”出来了跑“凯悦”，前一段时间是“新天地”。至于餐馆，“现在‘小南国’和‘鲜墙坊’这些地方都不会去吃了。我对一个地方的排斥非常快，两三个月就会换新地方。因为在上海老有新地方出现，更替得也特别快。前阵子喜欢吃‘锦江’里的日本烧烤，‘名豪’里的鲍鱼，还有‘星光’里的大闸蟹。这段时间就是‘鼎泰丰’、‘巴国布衣’了。这方面北京就差多了。北京三里屯有个叫‘藏酷’的地方前两年是最好的，前两天居然人家还跟我说‘藏酷’、‘99号’还是北京比较好的、流行的，那我就很不满意啦。在上海一个地方再时髦，三个月也就撑死了，因为有新的，更好的了。”
“在上海的周末就是玩和休息，很喜欢和女朋友坐咖啡厅和酒吧，最近比较常去古北的那家白桦咖啡厅。但我特别不喜欢唱卡拉OK。以前特别喜欢跳舞，在‘PARK97’和‘罗杰’两个地方跳迪斯科。我现在没有以前挑剔，以前即使见一个陌生人也会穿得非常讲究，现在被改造得放松一点了。”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硬件上和纽约越来越接近，差的是‘创新’和‘新意’，是人的素质。就以女孩子为例，纽约的女孩子特别讲究气质或者STYLE(风格化)、个性化，很独立。讲究健身，讲究对事物有独特的看法，很潇洒。而上海的女孩子健身意识比较淡，讲究的是漂亮，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味道’。而纽约的女孩子讲究的不是你的脸蛋怎么样，而是你给人的整体印象。”-
我在上海写吃饭
◎番茄蛋汤
说真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我为什么会成为“番茄蛋汤”，当初只是好玩，帮朋友写了几篇关于餐厅的文章，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上海喜欢吃番茄蛋汤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文章出来后，到我写过的饭店没事一起和老板偷着乐，前提是这家餐厅的确很不错。我开心的是我写文章能获得这么多人的肯定，几乎每次我介绍的主要的几个菜都会被清空。
有个留学加拿大的同学，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属于很铁的那种。每次他放假回来，总会叫上我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小店里吃饭。
这种小店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毫无特别之处，也谈不上有什么特色菜。设备很简陋。装潢几乎没有，面积很小，最多可以坐十几个人。价格不是最便宜，比排挡要贵一点点，两个人几十块钱也可以吃到蛮多的东西。在现在请客吃饭的过程中，已经慢慢被淘汰出历史的餐桌。但对很多时尚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菜永远要比山珍海味吃得惯，因为下饭。
这家店的主人是一对夫妻，老婆是掌勺的，老公是“大堂经理”，做出的菜就像他们的为人一样朴实但有味道。
我不知道好吃的含义是什么，只知道，吃过一口想吃一盆的那种菜是好吃的。不是少的就好吃;不是贵的就好吃。说得夸张一点:人不分贵贱，菜也不分贵贱。这种餐厅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在上海，川菜馆最近在这段时间里真的是发疯了，开了一家又一家，本来有几次想到不做川菜的饭店吃饭，但走进店堂坐下后，发觉又上当了。前几天坐车到虹桥，在延安路高架，定西路处看到一块店招，名字很特别——“鸡鸡蛙蛙”。看他的名字想应该和川菜无关。想不到这家店还是做川菜的，实在是有点失望。不过看在它的装潢的格调是我所喜欢的那种份上，就马马虎虎吃它一顿。但没想到一吃就吃出很有趣的东西。让人记忆最深的东西上桌了，是什么呢？昆虫大拼盆，48元。栩栩如生。女孩子一片尖叫声，我的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不会吧。以前也吃过蝎子和蚕蛹。但这次除了这些外还有蚂蚱、蚂蚁和豆虫，全是油炸的。蚂蚁女孩子还勉勉强强可以吃几口。可其余几个家伙，几乎没人敢吃，我只能充老档，硬着头皮每种吃了一个。蝎子几乎没有什么味道，又香又脆。吃蝎子对人体的好处是去风湿和美容。蚂蚱腿比尾巴好吃，原因很简单，腿没有尾巴这样怕人。豆虫，如果不告诉我是豆虫，味道非常好，有很浓的豆香味。
有一个大三的学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来吧”的老板。19岁的她看上去更像16岁花季，天真，烂漫。
“来吧”有一个亲切的名字，一群富有活力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刚刚开始的梦想。
这个酒吧像她，每一件装饰品，布局和颜色都是按照她对酒吧的理解而设计的，就像她一样，充满着执著和坚定。音乐和朋友在她的生命里是不可缺少的，她的生命因为有了音乐而精彩，她的生命因为有了朋友而灿烂，她开店的原因就是那么简单。
她和她妈妈从江西到上海，在她读初中的时候，摇滚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重点，而开酒吧的梦想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来吧”没有衡山路酒吧的豪华，没有巨鹿路酒吧的喧闹，有的只是一种随和，把所有的客人都当作是自己的朋友，不会感到太拘束。整个酒吧最醒目的是乐器，两把吉他和一套鼓，没有固定的乐队表演，每天都会有乐手自弹自唱，来表演的人大都是老板的朋友，或者是客人。
虽然“来吧”饮料和酒的价格并不是很高，10～25元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里的生意不怎么好。无论如何，“来吧”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或许以前，人们不知道“来吧”的故事，不了解一个女孩子的梦想。但现在，希望这个梦想能够延续下去。
现在上海的餐厅起名字，实在让人搞不懂，千奇百怪。有些地方，看店名还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干活，就像我起文章的标题一样。
华山路上WALA
WALA餐厅，门口很亮的霓虹灯也就这几个字母，叫人如何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然后坦坦然然地进去。如果让我猜，最有可能的一定是酒吧。
WALA WALA餐厅的全称是WALA WALA世界拉丁音乐餐厅，感觉就像宇宙牌香烟，听起来很是宏伟。
有一家餐厅在新闸路和常德路的交叉口，它的香港大厨很年轻，而且非常腼腆，请教的几个问题基本上要别人协助才马马虎虎听得懂讲些什么。也许他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还有可能他对他自己讲的国语没有太多信心。为了让他有那么一点信心，我也只能善意地欺骗他一下，对他讲了一句广东话:“吾关系，我识听广东话。”听到这句，这位老兄讲话果然流利很多，用广东话。
这样年轻的香港大厨很少见到，不仅因为年轻，还因为这家餐厅的一个老板是蔡澜先生，开张那天，我去了，和蔡先生聊了一会，听到最开心的一句话——懂得吃的人是越吃越瘦的。和吴佳丽聊到了毛蚶，她的最爱，整个人花枝乱颤，虽然年岁已是不小，面上皱纹几乎不见，总结:保养皮肤多吃生的东西。
粗菜馆是这家餐厅的名字，总部在香港，很多明星都去那里吃它的炒猪杂、香辣鱼腩和猪油捞饭。过几天我去了，点了这几个菜，外加了东坡骨和猪颈肉。炒猪杂确实不一般，鱼腩味道不错，其余几个还算及格。虽然是蔡先生开的，但还是要实事求是。
有一次去报社对面的小笼馆吃午餐，发现对面几个北方朋友也在吃小笼，不过吃法有点特别，先把里面的汤去掉，再吃，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吃法，后来请教了几个北方朋友才知道，北方人不爱吃汤。-
半国际主义城市
去年初，崔健结束了在上海的亚洲音乐节上的演出后，带着自己的小号去了上海最出名的爵士吧棉花俱乐部，他没有在台下给自己找位子，人们愉快地看见他直接走上台，开始吹奏爵士。
上海的爵士迷每周至少要去这三个酒吧:星期天在茂名路的爵士布鲁斯，星期一在波特曼酒店的Ritz-Carlton酒吧，而爵士迷们最喜欢星期二去棉花俱乐部。Ritz-Carlton的音乐总监丹尼·伍迪(Danny Woody)说:“在中国，爵士乐热潮又开始了。特别是在上海。”伍迪曾经在北京的爵士吧Big Easy呆过两年，他说，“5年前的北京，到爵士吧里的大多数是老外，现在是中国人占了多数，他们很多人是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他们真的喜欢爵士，也懂爵士。”上海萨克斯管演奏家肖路说:“以前我们都希望在国家乐团里找个稳定工作，现在音乐系的学生都往爵士吧跑。”和西式餐厅在上海迅速增长一样，爵士吧也开始多了:或许这不过是酒吧市场的小策略，但是对玩爵士的人来说，是好消息。
3月1日晚，马友友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了德沃夏克专场音乐会，上海是马友友2002年亚洲巡演的第一站。这天，几乎所有被采访的上海人都提及这场音乐会:你去看了吗？某种程度上，爵士乐似乎正在转变成又一种版本的古典音乐:一种公认的由一个废弃的风格占大多数的保留曲目所组成的，由艺术家们为了一群在经济上成熟的人和中产阶级的公众而演奏。上海人说，北京有摇滚，香港有流行音乐，上海人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迈尔斯·戴维斯？
北京的酒吧正流行视觉系乐队“二手玫瑰”，他们的歌词几乎就是一个接一个黄段子。东北土产二人转也在北京演出了，那更是直截了当的出口成“脏”。“上海的酒吧有个缺陷:不像北京酒吧在音乐方面很有原创性，这也是上海的缺陷，不够多元化。上海似乎特别容易和消费主义结合起来，它做得特别快也特别好。但是像北京这种哪怕粗糙点，但是有活力的东西，上海很少。”包亚明说，他是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经负责一个关于上海酒吧的课题研究。
上海的电影院今年计划扩充。徐家汇的永乐电影城、柯达超级电影世界从设备上说都堪称豪华，它们在上海甚至在全国的票房也始终占据前两位。上海的扩充计划中包括再建造10个具有超过10个放映厅的电影院。“从硬件上看，电影院的档次规模已经全面超过香港，但上海超过香港了吗？除了主流的A类电影，我还能看到别的B类电影吗？或者一般人不看的电影？当然这和检查制度有关系，但国际化都市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多元性以及对多元性的容纳，任何多元性的东西在全球性都市里都能找到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上海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从这方面来说，你可以说上海的国际化是肤浅的。”包亚明说。
以下是一份上海大剧院2002年排出的海外节目单:古巴芭蕾舞团《唐吉诃德》(5月)、全版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6月)、以色列小提琴家伊萨克·帕尔曼(8月)、法国马赛芭蕾舞团新作《罗丹的情人》(9月)。英文杂志《That’s Shanghai》的艺术与娱乐版编辑林慧心觉得这样的演出多少有些闷人，虽然上海大剧院的选择无可厚非:这样的选择比较安全，能够保证票房收入。但林慧心还是称之为“保守的国际化”。
林慧心描述在上海“舒舒服服的，走在街上就觉得有很多东西看，特别有娱乐性，我喜欢喝Orgren Tea这个牌子，在上海很容易能买到”。这些便利似乎过于唾手可得，林慧心注意的是目前呆在上海的外国人和在北京的外国人似乎并不一样——一个英国BBC驻沪记者经典地形容“上海是一个舒适的中国”。上海在1942年曾经有15万外国侨民，1949年还有28000人。如果去问年龄比较大的上海人“你的外语是怎么学的？”他可能会说:“我家对面就曾经住过一个白俄。”根据上海外事办的统计，目前驻上海的外国人有26000人左右，他们在上海的时间大多不会太长，林慧心说:“我对这个城市没有归属感，它很方便，但缺乏强烈的吸引力。事实上广州有时候会表现得更加国际化，广州人的生活态度放松得特别彻底，也很可爱。”-
上海与香港蓝调
一个“百万富翁”式的题目:伦敦可以和哪个城市互为双城？传统答案，巴黎。如果说上海和某个城市出演双城记的话，可供选择的答案包括北京，香港，台北，东京，巴黎，甚至加尔各达——曾经有印度学者讨论过上海和加尔各达的后殖民化城市问题。
上海人说跟中国城市有什么好比的？弗搭界。我们愿意跟纽约比。
香港却被上海搞得有点奇怪。去年10月底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东亚高峰会，香港特首董建华特地说:“香港不会被上海取代，因为香港人一直很勤奋努力，香港会一直领先上海。”今年初，香港贸易发展局发布了《沪港双城优势报告》，首席经济师梁海国说香港和上海都是推动亚太区发展的主要动力，更是通往中国内地的大门，彼此是策略伙伴过于正面交锋的竞争对手。香港仍然是上海最大的外来资金来源地，上海目前正致力于发展为一个面向国际的经济中心，香港则朝着世界顶级城市的目标推进。如果香港、上海按照过去10年各自的平均增长速度发展计算，上海需要15年才能赶上香港的生产总值，20年才能追上香港的人均收入。香港由此很焦虑，担心自己的花样年华已然逝去，未来是上海的。
香港的焦虑，或许恰恰是因为香港一直都有上海情结。李欧梵在《上海摩登》里认为上海曾经和香港互为他者，它们是两面带有同质的镜子。如今的上海则使这种镜像变成了双重的: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老上海为蓝本，而新上海看上去像是香港的现代或者后现代复制——在硬件方面尤其明显。令人吃了一惊的是，1980年代香港那种到处洋溢着机会和自由的快乐梦想似乎也开始弥漫21世纪的上海了。
香港中环的兰桂坊是一个高度贵族化区域，充满了以异国情调命名的新潮酒吧和餐厅。
香港诗人梁秉均在《兰桂坊的悲哀》里流露出对全球化压力在城市中刻下的印记的情感反映，对梁秉均来说，兰桂坊体现了香港的混血文化:“东方和西方，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都自由地、杂乱地填塞在这里。”它制造了一种“各色人等来者不拒的开放空间”的形象——包括外国移民和当地人，旅游者，艺术家，年轻人。然而，这一形象不过是对熔炉意识形态的程式化的重复。在1992年新年夜的事故中，有20个人在兰桂坊拥挤的人群中被踩踏致死，之后，香港政府力图整顿这个地区。梁秉均提供的故事是对全球化压力感伤的阐述，它记录了那些除了全球化主题公园之外另有期望的人悲哀的原因:“兰桂坊总是让我想起香港。我们拥有的空间是一个混合的、杂交的空间，一个拥挤的、危险的空间，即使在危难时刻也像狂欢节一样，如同天堂，但是又与灾难相去不远，很容易进入，也很容易被政治、经济和其他力量盗用……这个对我们开放的空间也非常容易让我们感到迷惑。”
王家卫是5岁时离开上海的。“我为什么要对上海有兴趣呢？我自己看到的上海的记忆是我外祖母的家，”“我也不怀旧，根本无旧可怀。我感兴趣的是空间。”
王家卫用摄影机来描述香港，他试图用个人的眼光来描绘城市以便在它永远消失之前给香港记录一个真实可信的图像。“很多人问我《重庆森林》是不是我写给香港的一封情书。可是我没那么浪漫。对我来说，它就像一部日记或者一张地图。所有情节都是按照这个空间的逻辑设置的。如果你看了《重庆森林》之后再去香港，你就不会迷路。”
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香港光鲜动人的神话空间就被那些破烂建筑的店面、稀松平常的公寓和廉价的快餐店代替了。吸引国际投资者和游客的地方可能距离阿菲、警察633和223并不远，但实质上确实他们在城市中的徒步生活经验是遥不可及的。在卫慧的小说里，陕西南路的阴阳吧分为上下两层，穿过长长的楼梯下去，位于地下室的跳舞场呈现一种快活的气氛，这个酒吧充满了酒精、口水、香水、大麻、肾上腺激素和身体交易的味道。在小说里热闹非凡的阴阳吧现在看起来客人不多，装修还是数年前的，颇为冷落。阴阳吧的老板程梯米身体不好，带着心脏起搏器，他轻言细语地说:“我打算告她，大家都做点广告。”
仿佛香港电视台的老牌节目《寻找他乡的故事》，程梯米自称是“最后一代香港上海人”:父母是上海人，20世纪50年代移民香港，程梯米在香港长大，去伦敦受教育，1992年3月来上海，如今定居上海，每年回香港过春节。
上海目前有20万台湾人在上海工作或学习，定居人数超过2万人。而香港政府最近对香港市民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香港人愿意降低10%左右的薪水到内地工作，44%的香港人选择上海，9%的人愿意去北京，选择广东的占22%。上海成为香港人首选的城市，对行业选择方面则是服务行业占的比重最大。
“香港人是实在的、拼命的、富于理性的，但在精神上少了一点浪漫和梦幻。上海这个城市同样现实，但是在晚上12点以后，这个城市有一种月亮的美，很漂亮。”当然对程梯米来说，为上海付出的代价未免太高了。在上海的十年里，他开过酒吧、中东餐厅、美发沙龙，甚至游戏厅，投入800万元，如今剩下的不多。
“这十年的改变，就是我的酒吧里的客人都去别的地方了，市场越来越壮大，但是真正懂PUB的人还是没有多少，还是不理性，不成熟。”“另一个改变就是红双喜从2元6角一包到了8块钱，大家都抽国烟不抽外烟了。”
关于上海，程梯米有自己的解释:“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是赌徒，90%的投资者都输了，没有钞票拿回家。这些钞票都变成这里的人穿了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零用有多少了。现在上海人都到位了。”
出人意料地，程梯米认为自己并非失败者，“我不打算离开，所以我不是输的人”。他说，“这不是纯数字的计算，我得到了经验。这种经验对于回归之后的最后一代香港上海人是很丰富的。这些就是我的资产。上海就是这么一回事，整个世界也是一个赌场。”他有些悲喜交织:“你看上海这些高架桥，多漂亮！这里面也有我的贡献呀！”
(记者◎王晓峰 邹剑宇 邢慧敏 苗炜)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名人谈上海
“上海人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有主宰他们生活的能力。”——王志文
到上海之后采访的第一个人是王志文，其实无论王志文塑造的形象还是他平时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举止，都看不出他是个上海人。到上海跟他约定采访时间时，电话那边听到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你能在×个小时后再打给我么。”于是采访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在一个高档并乱哄哄的餐馆一隅，王志文接受采访，他拿出烟斗，装上烟丝，小心翼翼地摆弄着。
“我很少以地域来区分自己是哪里人，别人说我是上海人，那是因为我在上海出生的，这一点是我不能改变的。其实北京人把我当上海人，上海人把我当北京人。小时候我不喜欢上海，可能是太熟悉的缘故，我周围的人过于算计、精明，把一些我认为不重要的东西看得很重。18岁考大学时，一个志愿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我在15分钟内做出决定，选择北京。可能对我18年的生活有点厌倦，想有个新起点。”
走出上海的王志文最终还是回到了上海。“上海人的生活比较考究，希望能给自己的生活状态找一个根据，给自己的生活找一个说法。一个地方能让你停下来，更多是感情原因。我母亲身体不好，需要我照顾。我不希望把自己的遗憾留在追悼会上。因为母亲平时很少打电话，突然有一段时间，电话多了，我意识到，需要我回来了。回到上海，是否会影响我的事业？到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太在乎了。我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接近我自己，就像塑造角色一样，我是在塑造我自己，我想给别人看的就是我一生是什么。”
近来王志文最大的乐趣是打高尔夫球，他说，当初拍电视剧《黑冰》时，有打高尔夫球的戏，就跟教练学会了，学会之后就放不下了。说到高尔夫球，王志文说:“人生如打高尔夫球，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并一步步解决掉。我今天很高兴，18个洞比以前又少了几杆。我不工作时，主要时间花在陪母亲、打球、聊天和旅游上。明天，我要去日本旅游。”
其实在王志文身上也能体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虽然和上海无关。
“纽约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是美国，上海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中国。”——孔祥东
早在1993年，曾经见过孔祥东一面，当时的印象很上海，那时他被称为“旅美钢琴家”。这次见他，已经是“孔祥东艺术中心”的老板了。
孔祥东给人的印象是比较豪爽、热情，甚至有时你看不出那种艺术家的气质。他说:“上海有精致传统的地方，但缺少北方英雄般的气概。一个完美的中国人，应该兼具北方人的气概和南方人的细腻。比方说，北方人在欣赏拉赫玛尼诺夫作品音乐会时，会很容易把情感爆发出来，上海人就不会这样。”孔祥东谈到他把艺术学校发展到北京的打算，他喜欢北方的粗线条。“上海在一些细节上比较唯美，北京则有种泥土的气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化，而上海不能。如果一个外国人来到上海，就以为了解中国了，那是大错特错。”
在孔祥东艺术事业的巅峰期，他开办了艺术中心，实际上是一所钢琴学校，“这时候办学，有种退休的感觉，但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次办学，无异于第二次出国。二十多个图章都是我一个人跑下来的。我希望这个中心的目标是能建立一种科学的教育模式。”
孔祥东说现在学校的老师大都是外地人，“上海能海纳百川，有她埋藏在血液里的自豪感，但是要经营这座城市，仅靠自己不够，需要外地人。同样，学校的管理大部分也是外地人”。
在孔祥东看来，一个艺术家打破他只能从事的艺术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我5岁开始弹钢琴，我热爱的事业希望别人也能热爱，我的公司实际上是我过去事业的延伸，我希望这种教育能产业化，21世纪的艺术家的内涵应该多元化。”
“上海是一个神秘的城市，她没有什么厚重的历史，但这不是说她没有文化，上海总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吸引我，这是我选择上海的原因。”——任泉
任泉来自哈尔滨，但他喜欢上海。“以前我想去香港发展，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就不想去任何地方了。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这个城市比较安逸，我不想再动荡了，我在北京的朋友生活都很动荡，但上海不会这样。”
任泉在演戏之余，开了一家餐馆，叫“蜀地辣子鱼”。“其实我的菜馆是东北菜和四川菜。东北菜一般量都比较大，北方人吃饭爱讲排场，就是剩下浪费也不能因为正好吃完而丢面子。但上海人吃东西不喜欢浪费，所以我在菜量上一般比东北菜少一些，比上海菜多一些，慢慢调整。以前上海人比较排外，认为除了上海菜，其他菜都没法吃。我记得以前有个上海朋友，第一次吃东北蘸酱菜时吐了，但他现在到了我的菜馆点的第一个菜就是蘸酱菜。还有，以前上海人不能吃辣的，现在吃辣的人越来越多。”
说到做生意，任泉说:“在北方做生意没底，在上海，谈生意时谈得很细，但之后的许诺非常好，所以在上海谈生意容易谈成。上海人不会乱来，在上海做生意比较踏实。上海是个比较规矩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的乱收费现象，在上海很少见，我在开餐馆就感觉很明显，这是上海的优势。”
任泉说:“以前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我接触了不少上海人之后，发现他们内心里是很希望自己豪爽的。上海人之所以不豪爽，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空间有关。以前上海住房条件差，很多人挤在一个弄堂里，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就变得更小。平时东西该怎么放，都要有一定规矩，否则你就占了别人的空间。狭小的空间抑制了他们的豪爽，所以才会变得细致、斤斤计较。但这同时让他们养成了一个遵守规矩的习惯，小时候遵守小规矩，大了遵守大规矩，这也形成了上海人普遍守规矩的良好习惯。”
不过作为一个搞文化的人，我在上海还是有一点失落。因为这里检验你的不是好作品，而是物质。——吕凉
这些年演的电影太少了，真正的角色是1995年的《飞虎队》，后来基本上没拍电影。这是因为我太懒了，不愿意离开上海的家。出去拍戏，一个月两个月的我受不了，要是在上海拍上半年一年的也没关系。老婆孩子热炕头嘛。我有时回北京，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天天闹，那种状态能出艺术上的想法，可我年纪大了，对那种生活方式有一定的抵触。
前几年拍的电视剧《婆婆媳妇和小姑》，我不知道能不能改变一下人们对上海男人的印象。一开始这个戏很喜剧化，讲的是1个男人和7个女人的关系——婆婆、媳妇、小姑、前妻、女儿、女同事、以前的情人，后来我意识到这个故事讲的是责任感。丈夫的责任、儿子的责任、同事间的责任。这之前我排过《上海屋檐下》，感受到上海男人的压力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居住环境的。男人在无法改变生活环境的时候，只能在做饭洗衣服上为家庭多尽力。1993年上海就搞过一个“沪上何时出大腕”的讨论，事实上北京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出产更多文化产品是天经地义的。不过作为一个搞文化的人，我在上海还是有一点失落。因为这里检验你的不是好作品，而是物质。-
上海的女性表达
上海城市的阴性气质似乎早就被下了定论，棉棉说，我爱上海，上海是母的。但是上海女人心里都是有股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个城市的人和事。
上海的专栏作家小宝说:“张爱玲、苏青那些小说家早就描绘过大都市的孤独，这两个作家都是那种自私的女人:自私、冷漠、物质主义，这样的女人是玩不起来的。如果你跟她们生活在同时代，会很反感她们的做派，但是隔了60年看回去，就容易接受她们了。”事实上，上海的女性气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女作家来体现的，从昔日的张爱玲艳丽的笔调到今日网络上安妮宝贝的呢喃，都透露出对上海的眷恋。
陈丹燕
对我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时长大的人，上海那些在书上看不见的、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每个人在那时候都有这种启蒙的机会，像尔东强拍照片，就是弄堂里一个老头教的。我们也会听到怎么吃西餐，切牛肉有一种带锯齿的刀等等。那时候同学之间流传着欧洲小说看，比如巴尔扎克和奥斯丁，我们的规矩是一本欧洲小说可以换两本中国小说，可以换三本解放后的中国小说，这个规矩就有价值观念了。那时候也有家庭音乐会，在某个人家里，大家一起听西洋音乐，我就是在那时听到了李斯特，听到歌剧，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的“文化结构”。我发现我的文章里有许多并不是中国语文里的东西，比如一些词，就是傅雷先生造出来的，我们看翻译小说看多了，以为那是中国自己的词。
我对上海的30年代没有任何贪恋，它的繁荣和现代化程度被夸大了。我对那个时代有很多疑问。如果说我夸大了什么，也许我在写70年代的时候有点夸大，因为那是追忆我小时候的事情，世界总会变得美好一些。
我在《上海色拉》书中画的插图是很偶然的，这本书更多的是写70年代和80年代，奇怪的是这个时期上海的照片非常难找，30年代、40年代的上海照片倒是有很多。70年代的关于上海的照片很少，我要找的并不是斗争的照片，而是那种“民生”的照片。找不到，就想找找那个时代的画家，看他们是不是能画，可七八十年代最好的画家都出国了，流散了，我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画出我成长时的上海。
素素
我们太投入这个生活了，情不自禁要描述它。我非常享受这种生活。它总是给你一种希望，有很多细节不免让人津津乐道。买菜呀，做饭呀，和朋友聊天喝咖啡，生活是由这些构成的，我们很享受这个，就是觉得锅碗瓢盆，时尚呀有意思。可能非常浅薄。这就是每天过日子呀。我做过一个比喻，泡在温水浴缸里的感觉，即使温水淹没了头顶，你还是觉得很舒服，也是心甘情愿的。我不介意别人说什么“小女人散文”。
赵波
我是1993年到上海的，2001年离开。有许多人呆在上海好多年，然后就离不开那里了。我在那里感到压抑，也许是南方呆久了，就会阴郁，我希望到北京来晒晒太阳，免得我这个人发霉了，上海很漂亮，粉饰的东西很多，那里适合女人生活，它是阴性的，有些妖媚，有些做作，女人在前台搔首弄姿的，男人是靠山。
上海看不到精神上闪光的东西，比如都是泡酒吧在外面混，北京就能形成参差的交流，而上海那些外来的人外来的文化全是商人全是商业，让你觉得无聊。上海的文化人都是呆在家里，他们不交流，自己有一块小天地。离开上海一年了，回想起来，我最怀念坐在双层巴士上看淮海路，我在小说里写过，说我的青春就是在淮海路上滑过去的。淮海路两边商店里进进出出的人群就像是立体电影，那是俗世的快乐。-
马湘东的享受生活
◎刘运辉
马湘东在上海和北京各买了一套房子。每周五晚上，马湘东和丈夫各自会从北京和厦门飞回上海一起过周末;而周日晚上，丈夫会飞回厦门料理自己的生意，马湘东也会在周二早上准时飞回北京上班。
“除了上海，在国内哪个城市居住都会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上海给了我生活上的追求，上海人的那种生活质量太到位了。而北京给了我精神上的追求，北京人的那种文化上的交流太到位了。在上海和北京两边跑，可以换环境，始终保持对一个城市的新鲜感。”
马湘东喜欢新开张的地方:“上海开了新的餐馆和酒吧或者好玩的地方，朋友们就会告诉我，我就去。比如，‘凯悦’开的时候，我就先跑去了。在那里的健身房，有强劲的迪斯科音乐伴奏，面对大玻璃窗跑步时可以边锻炼边看上海全景，锻炼后再在室内游泳池里游个泳，很棒！”
马湘东非常喜新厌旧:1998、1999年偶尔会到衡山路的酒吧，现在对她来说早就是old fashion了，2000年喜欢东平路上的“热巧克力”，“凯悦”出来了跑“凯悦”，前一段时间是“新天地”。至于餐馆，“现在‘小南国’和‘鲜墙坊’这些地方都不会去吃了。我对一个地方的排斥非常快，两三个月就会换新地方。因为在上海老有新地方出现，更替得也特别快。前阵子喜欢吃‘锦江’里的日本烧烤，‘名豪’里的鲍鱼，还有‘星光’里的大闸蟹。这段时间就是‘鼎泰丰’、‘巴国布衣’了。这方面北京就差多了。北京三里屯有个叫‘藏酷’的地方前两年是最好的，前两天居然人家还跟我说‘藏酷’、‘99号’还是北京比较好的、流行的，那我就很不满意啦。在上海一个地方再时髦，三个月也就撑死了，因为有新的，更好的了。”
“在上海的周末就是玩和休息，很喜欢和女朋友坐咖啡厅和酒吧，最近比较常去古北的那家白桦咖啡厅。但我特别不喜欢唱卡拉OK。以前特别喜欢跳舞，在‘PARK97’和‘罗杰’两个地方跳迪斯科。我现在没有以前挑剔，以前即使见一个陌生人也会穿得非常讲究，现在被改造得放松一点了。”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硬件上和纽约越来越接近，差的是‘创新’和‘新意’，是人的素质。就以女孩子为例，纽约的女孩子特别讲究气质或者STYLE(风格化)、个性化，很独立。讲究健身，讲究对事物有独特的看法，很潇洒。而上海的女孩子健身意识比较淡，讲究的是漂亮，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味道’。而纽约的女孩子讲究的不是你的脸蛋怎么样，而是你给人的整体印象。”-
我在上海写吃饭
◎番茄蛋汤
说真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我为什么会成为“番茄蛋汤”，当初只是好玩，帮朋友写了几篇关于餐厅的文章，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上海喜欢吃番茄蛋汤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文章出来后，到我写过的饭店没事一起和老板偷着乐，前提是这家餐厅的确很不错。我开心的是我写文章能获得这么多人的肯定，几乎每次我介绍的主要的几个菜都会被清空。
有个留学加拿大的同学，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属于很铁的那种。每次他放假回来，总会叫上我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小店里吃饭。
这种小店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毫无特别之处，也谈不上有什么特色菜。设备很简陋。装潢几乎没有，面积很小，最多可以坐十几个人。价格不是最便宜，比排挡要贵一点点，两个人几十块钱也可以吃到蛮多的东西。在现在请客吃饭的过程中，已经慢慢被淘汰出历史的餐桌。但对很多时尚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菜永远要比山珍海味吃得惯，因为下饭。
这家店的主人是一对夫妻，老婆是掌勺的，老公是“大堂经理”，做出的菜就像他们的为人一样朴实但有味道。
我不知道好吃的含义是什么，只知道，吃过一口想吃一盆的那种菜是好吃的。不是少的就好吃;不是贵的就好吃。说得夸张一点:人不分贵贱，菜也不分贵贱。这种餐厅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在上海，川菜馆最近在这段时间里真的是发疯了，开了一家又一家，本来有几次想到不做川菜的饭店吃饭，但走进店堂坐下后，发觉又上当了。前几天坐车到虹桥，在延安路高架，定西路处看到一块店招，名字很特别——“鸡鸡蛙蛙”。看他的名字想应该和川菜无关。想不到这家店还是做川菜的，实在是有点失望。不过看在它的装潢的格调是我所喜欢的那种份上，就马马虎虎吃它一顿。但没想到一吃就吃出很有趣的东西。让人记忆最深的东西上桌了，是什么呢？昆虫大拼盆，48元。栩栩如生。女孩子一片尖叫声，我的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不会吧。以前也吃过蝎子和蚕蛹。但这次除了这些外还有蚂蚱、蚂蚁和豆虫，全是油炸的。蚂蚁女孩子还勉勉强强可以吃几口。可其余几个家伙，几乎没人敢吃，我只能充老档，硬着头皮每种吃了一个。蝎子几乎没有什么味道，又香又脆。吃蝎子对人体的好处是去风湿和美容。蚂蚱腿比尾巴好吃，原因很简单，腿没有尾巴这样怕人。豆虫，如果不告诉我是豆虫，味道非常好，有很浓的豆香味。
有一个大三的学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来吧”的老板。19岁的她看上去更像16岁花季，天真，烂漫。
“来吧”有一个亲切的名字，一群富有活力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刚刚开始的梦想。
这个酒吧像她，每一件装饰品，布局和颜色都是按照她对酒吧的理解而设计的，就像她一样，充满着执著和坚定。音乐和朋友在她的生命里是不可缺少的，她的生命因为有了音乐而精彩，她的生命因为有了朋友而灿烂，她开店的原因就是那么简单。
她和她妈妈从江西到上海，在她读初中的时候，摇滚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重点，而开酒吧的梦想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来吧”没有衡山路酒吧的豪华，没有巨鹿路酒吧的喧闹，有的只是一种随和，把所有的客人都当作是自己的朋友，不会感到太拘束。整个酒吧最醒目的是乐器，两把吉他和一套鼓，没有固定的乐队表演，每天都会有乐手自弹自唱，来表演的人大都是老板的朋友，或者是客人。
虽然“来吧”饮料和酒的价格并不是很高，10～25元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里的生意不怎么好。无论如何，“来吧”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或许以前，人们不知道“来吧”的故事，不了解一个女孩子的梦想。但现在，希望这个梦想能够延续下去。
现在上海的餐厅起名字，实在让人搞不懂，千奇百怪。有些地方，看店名还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干活，就像我起文章的标题一样。
华山路上WALA
WALA餐厅，门口很亮的霓虹灯也就这几个字母，叫人如何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然后坦坦然然地进去。如果让我猜，最有可能的一定是酒吧。
WALA WALA餐厅的全称是WALA WALA世界拉丁音乐餐厅，感觉就像宇宙牌香烟，听起来很是宏伟。
有一家餐厅在新闸路和常德路的交叉口，它的香港大厨很年轻，而且非常腼腆，请教的几个问题基本上要别人协助才马马虎虎听得懂讲些什么。也许他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还有可能他对他自己讲的国语没有太多信心。为了让他有那么一点信心，我也只能善意地欺骗他一下，对他讲了一句广东话:“吾关系，我识听广东话。”听到这句，这位老兄讲话果然流利很多，用广东话。
这样年轻的香港大厨很少见到，不仅因为年轻，还因为这家餐厅的一个老板是蔡澜先生，开张那天，我去了，和蔡先生聊了一会，听到最开心的一句话——懂得吃的人是越吃越瘦的。和吴佳丽聊到了毛蚶，她的最爱，整个人花枝乱颤，虽然年岁已是不小，面上皱纹几乎不见，总结:保养皮肤多吃生的东西。
粗菜馆是这家餐厅的名字，总部在香港，很多明星都去那里吃它的炒猪杂、香辣鱼腩和猪油捞饭。过几天我去了，点了这几个菜，外加了东坡骨和猪颈肉。炒猪杂确实不一般，鱼腩味道不错，其余几个还算及格。虽然是蔡先生开的，但还是要实事求是。
有一次去报社对面的小笼馆吃午餐，发现对面几个北方朋友也在吃小笼，不过吃法有点特别，先把里面的汤去掉，再吃，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吃法，后来请教了几个北方朋友才知道，北方人不爱吃汤。-
半国际主义城市
去年初，崔健结束了在上海的亚洲音乐节上的演出后，带着自己的小号去了上海最出名的爵士吧棉花俱乐部，他没有在台下给自己找位子，人们愉快地看见他直接走上台，开始吹奏爵士。
上海的爵士迷每周至少要去这三个酒吧:星期天在茂名路的爵士布鲁斯，星期一在波特曼酒店的Ritz-Carlton酒吧，而爵士迷们最喜欢星期二去棉花俱乐部。Ritz-Carlton的音乐总监丹尼·伍迪(Danny Woody)说:“在中国，爵士乐热潮又开始了。特别是在上海。”伍迪曾经在北京的爵士吧Big Easy呆过两年，他说，“5年前的北京，到爵士吧里的大多数是老外，现在是中国人占了多数，他们很多人是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他们真的喜欢爵士，也懂爵士。”上海萨克斯管演奏家肖路说:“以前我们都希望在国家乐团里找个稳定工作，现在音乐系的学生都往爵士吧跑。”和西式餐厅在上海迅速增长一样，爵士吧也开始多了:或许这不过是酒吧市场的小策略，但是对玩爵士的人来说，是好消息。
3月1日晚，马友友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了德沃夏克专场音乐会，上海是马友友2002年亚洲巡演的第一站。这天，几乎所有被采访的上海人都提及这场音乐会:你去看了吗？某种程度上，爵士乐似乎正在转变成又一种版本的古典音乐:一种公认的由一个废弃的风格占大多数的保留曲目所组成的，由艺术家们为了一群在经济上成熟的人和中产阶级的公众而演奏。上海人说，北京有摇滚，香港有流行音乐，上海人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迈尔斯·戴维斯？
北京的酒吧正流行视觉系乐队“二手玫瑰”，他们的歌词几乎就是一个接一个黄段子。东北土产二人转也在北京演出了，那更是直截了当的出口成“脏”。“上海的酒吧有个缺陷:不像北京酒吧在音乐方面很有原创性，这也是上海的缺陷，不够多元化。上海似乎特别容易和消费主义结合起来，它做得特别快也特别好。但是像北京这种哪怕粗糙点，但是有活力的东西，上海很少。”包亚明说，他是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经负责一个关于上海酒吧的课题研究。
上海的电影院今年计划扩充。徐家汇的永乐电影城、柯达超级电影世界从设备上说都堪称豪华，它们在上海甚至在全国的票房也始终占据前两位。上海的扩充计划中包括再建造10个具有超过10个放映厅的电影院。“从硬件上看，电影院的档次规模已经全面超过香港，但上海超过香港了吗？除了主流的A类电影，我还能看到别的B类电影吗？或者一般人不看的电影？当然这和检查制度有关系，但国际化都市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多元性以及对多元性的容纳，任何多元性的东西在全球性都市里都能找到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上海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从这方面来说，你可以说上海的国际化是肤浅的。”包亚明说。
以下是一份上海大剧院2002年排出的海外节目单:古巴芭蕾舞团《唐吉诃德》(5月)、全版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6月)、以色列小提琴家伊萨克·帕尔曼(8月)、法国马赛芭蕾舞团新作《罗丹的情人》(9月)。英文杂志《That’s Shanghai》的艺术与娱乐版编辑林慧心觉得这样的演出多少有些闷人，虽然上海大剧院的选择无可厚非:这样的选择比较安全，能够保证票房收入。但林慧心还是称之为“保守的国际化”。
林慧心描述在上海“舒舒服服的，走在街上就觉得有很多东西看，特别有娱乐性，我喜欢喝Orgren Tea这个牌子，在上海很容易能买到”。这些便利似乎过于唾手可得，林慧心注意的是目前呆在上海的外国人和在北京的外国人似乎并不一样——一个英国BBC驻沪记者经典地形容“上海是一个舒适的中国”。上海在1942年曾经有15万外国侨民，1949年还有28000人。如果去问年龄比较大的上海人“你的外语是怎么学的？”他可能会说:“我家对面就曾经住过一个白俄。”根据上海外事办的统计，目前驻上海的外国人有26000人左右，他们在上海的时间大多不会太长，林慧心说:“我对这个城市没有归属感，它很方便，但缺乏强烈的吸引力。事实上广州有时候会表现得更加国际化，广州人的生活态度放松得特别彻底，也很可爱。”-
上海与香港蓝调
一个“百万富翁”式的题目:伦敦可以和哪个城市互为双城？传统答案，巴黎。如果说上海和某个城市出演双城记的话，可供选择的答案包括北京，香港，台北，东京，巴黎，甚至加尔各达——曾经有印度学者讨论过上海和加尔各达的后殖民化城市问题。
上海人说跟中国城市有什么好比的？弗搭界。我们愿意跟纽约比。
香港却被上海搞得有点奇怪。去年10月底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东亚高峰会，香港特首董建华特地说:“香港不会被上海取代，因为香港人一直很勤奋努力，香港会一直领先上海。”今年初，香港贸易发展局发布了《沪港双城优势报告》，首席经济师梁海国说香港和上海都是推动亚太区发展的主要动力，更是通往中国内地的大门，彼此是策略伙伴过于正面交锋的竞争对手。香港仍然是上海最大的外来资金来源地，上海目前正致力于发展为一个面向国际的经济中心，香港则朝着世界顶级城市的目标推进。如果香港、上海按照过去10年各自的平均增长速度发展计算，上海需要15年才能赶上香港的生产总值，20年才能追上香港的人均收入。香港由此很焦虑，担心自己的花样年华已然逝去，未来是上海的。
香港的焦虑，或许恰恰是因为香港一直都有上海情结。李欧梵在《上海摩登》里认为上海曾经和香港互为他者，它们是两面带有同质的镜子。如今的上海则使这种镜像变成了双重的: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老上海为蓝本，而新上海看上去像是香港的现代或者后现代复制——在硬件方面尤其明显。令人吃了一惊的是，1980年代香港那种到处洋溢着机会和自由的快乐梦想似乎也开始弥漫21世纪的上海了。
香港中环的兰桂坊是一个高度贵族化区域，充满了以异国情调命名的新潮酒吧和餐厅。
香港诗人梁秉均在《兰桂坊的悲哀》里流露出对全球化压力在城市中刻下的印记的情感反映，对梁秉均来说，兰桂坊体现了香港的混血文化:“东方和西方，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都自由地、杂乱地填塞在这里。”它制造了一种“各色人等来者不拒的开放空间”的形象——包括外国移民和当地人，旅游者，艺术家，年轻人。然而，这一形象不过是对熔炉意识形态的程式化的重复。在1992年新年夜的事故中，有20个人在兰桂坊拥挤的人群中被踩踏致死，之后，香港政府力图整顿这个地区。梁秉均提供的故事是对全球化压力感伤的阐述，它记录了那些除了全球化主题公园之外另有期望的人悲哀的原因:“兰桂坊总是让我想起香港。我们拥有的空间是一个混合的、杂交的空间，一个拥挤的、危险的空间，即使在危难时刻也像狂欢节一样，如同天堂，但是又与灾难相去不远，很容易进入，也很容易被政治、经济和其他力量盗用……这个对我们开放的空间也非常容易让我们感到迷惑。”
王家卫是5岁时离开上海的。“我为什么要对上海有兴趣呢？我自己看到的上海的记忆是我外祖母的家，”“我也不怀旧，根本无旧可怀。我感兴趣的是空间。”
王家卫用摄影机来描述香港，他试图用个人的眼光来描绘城市以便在它永远消失之前给香港记录一个真实可信的图像。“很多人问我《重庆森林》是不是我写给香港的一封情书。可是我没那么浪漫。对我来说，它就像一部日记或者一张地图。所有情节都是按照这个空间的逻辑设置的。如果你看了《重庆森林》之后再去香港，你就不会迷路。”
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香港光鲜动人的神话空间就被那些破烂建筑的店面、稀松平常的公寓和廉价的快餐店代替了。吸引国际投资者和游客的地方可能距离阿菲、警察633和223并不远，但实质上确实他们在城市中的徒步生活经验是遥不可及的。在卫慧的小说里，陕西南路的阴阳吧分为上下两层，穿过长长的楼梯下去，位于地下室的跳舞场呈现一种快活的气氛，这个酒吧充满了酒精、口水、香水、大麻、肾上腺激素和身体交易的味道。在小说里热闹非凡的阴阳吧现在看起来客人不多，装修还是数年前的，颇为冷落。阴阳吧的老板程梯米身体不好，带着心脏起搏器，他轻言细语地说:“我打算告她，大家都做点广告。”
仿佛香港电视台的老牌节目《寻找他乡的故事》，程梯米自称是“最后一代香港上海人”:父母是上海人，20世纪50年代移民香港，程梯米在香港长大，去伦敦受教育，1992年3月来上海，如今定居上海，每年回香港过春节。
上海目前有20万台湾人在上海工作或学习，定居人数超过2万人。而香港政府最近对香港市民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香港人愿意降低10%左右的薪水到内地工作，44%的香港人选择上海，9%的人愿意去北京，选择广东的占22%。上海成为香港人首选的城市，对行业选择方面则是服务行业占的比重最大。
“香港人是实在的、拼命的、富于理性的，但在精神上少了一点浪漫和梦幻。上海这个城市同样现实，但是在晚上12点以后，这个城市有一种月亮的美，很漂亮。”当然对程梯米来说，为上海付出的代价未免太高了。在上海的十年里，他开过酒吧、中东餐厅、美发沙龙，甚至游戏厅，投入800万元，如今剩下的不多。
“这十年的改变，就是我的酒吧里的客人都去别的地方了，市场越来越壮大，但是真正懂PUB的人还是没有多少，还是不理性，不成熟。”“另一个改变就是红双喜从2元6角一包到了8块钱，大家都抽国烟不抽外烟了。”
关于上海，程梯米有自己的解释:“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是赌徒，90%的投资者都输了，没有钞票拿回家。这些钞票都变成这里的人穿了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零用有多少了。现在上海人都到位了。”
出人意料地，程梯米认为自己并非失败者，“我不打算离开，所以我不是输的人”。他说，“这不是纯数字的计算，我得到了经验。这种经验对于回归之后的最后一代香港上海人是很丰富的。这些就是我的资产。上海就是这么一回事，整个世界也是一个赌场。”他有些悲喜交织:“你看上海这些高架桥，多漂亮！这里面也有我的贡献呀！”
(记者◎王晓峰 邹剑宇 邢慧敏 苗炜)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