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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缺乏诚信
作者是[美]亚瑟·亨·史密斯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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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英语里一般译为“sincerity”；在汉字中，它是个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

“五常”中，它位列最后。许多了解中国的人认为，“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

教授在谈了中国人“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如果在民族性格中有一种美德，不仅在行动中受到蔑视，而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

烈的反差，这一特征非信莫属。中国人公开的和私下里的表现，都与信背道而驰，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讽刺他们，虚伪矫饰，欺骗、不真诚和趋

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这种评价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再作判断。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没有多少差异，而且我们还深信，有资格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在信的标准上，中国

人不同于西方人。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在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从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会发现，对

西方人的直率，中国人有句很有意味的话：“直率而无分寸就成了无礼。”《论语》中孺悲与孔子的故事，西方人觉得意味深长，而儒生们却

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但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

故意让孺悲听见。”孔子不想接见孺悲这样的人，便以中国的方式来解决。
　　孔子的做法后来为孟子所仿效。孟子曾在某国作为客人被邀请上朝，但他希望国王能给他以第一次召见的荣誉，因此托病不出。第二天，

为表明这只是个借口，便在别处觐见国王。陪伴孟子的官员，夜里与孟子就孔子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次长谈，但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

，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撒谎的道德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现代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也没有超出上面

的讨论。
　　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古代中国人远远高出许多国家的当代人。他们历史虽然冗长；但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似乎最推崇中国的历史

，言辞中常流露出过分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1788年7月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科学考据很早

就认识到，并且越来越证明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

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处处充满谎

言与欺骗，此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确地记录历史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根据一定的精神和动机分

析。阐释事件。一些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人认为，从前者看，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的时代；从后者看，它们绝没有辛格博

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不了解的事物，我们不发表意见，只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

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强烈的爱或恨扭曲其他国家的历史，在中国，难道它们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其他地区发挥作用的因素难道在中

国会失效吗？
　　不仅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较大缺陷，而孔大圣人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并不紧盯着“圣人生平的暇疵”不放，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编篡

《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的历史，向后延续到孔子死后两年。下面一段引自莱格博士有关儒教的演

讲，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惧。作者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并

说世人因此了解他，也因此毁谤他。”但是当孔子谈到世人因此毁谤他时，不知他心里是否充满了疑虑。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

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我在《

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快刀斩乱麻，干脆否认《春秋

》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他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办法

，使他看不到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孔子及其弟子一直倡导真实性，但

《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帝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
　　我们已经看出，宣称中国历史真实的人只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存在历史的记述中。当然，不可能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撒谎。即使有

可能，我们也不愿那样做。等到中国人的良知苏醒，开始关注自己的信义时，自己会提供最有力的证据。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民族时，我们经常

可以听到，像海南岛首领所说的：“我们一开口，谎言就诞生。”可是，对我们来说，中国人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为撒谎而撒谎，撒谎是

为了获得谎言之外的某种利益。巴伯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一位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在拜访笔者的朋友时，为增

加词汇量，希望学会说“你撒谎”的英语表述方式。我的朋友就告诉他，这句话最好别用来说外国人，否则，肯定会挨揍。小伙子毫不掩饰地

对此表示惊讶，他觉得这句话就像说“你骗人”一样，不会伤害人。库克先生，1857年在作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时，谈到西方人最讨

厌被称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道：‘我可不敢

对阁下撒谎’。说一个中国人‘撒谎成性，眼下正在撒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糟透了

的俏皮话’。”
　　中国人平时说话缺乏诚信，虽未达到作伪的程度，但他们所说的每一件，几乎都不是真相，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

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寻求你的帮助，比如打官司，他希望你全权代理，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是支吾

搪塞的本能所致，而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无论你从何处着手处理，整个事情一直要到最后才会显露出来。较为了

解中国的人不会听了一方陈述就觉得掌握了全部情况，他宁愿把听到的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来几位他最信任的人，就那些陈述再调查

一番，才判断事情的真相。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经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人不可理喻

，主要归咎于他们虚伪。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希求什么，但总觉得他们的言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跟前，贴在你

耳边，神秘地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你不可能不心头一沉。你不能确定他是在说事实，还是在诬陷那人。你也从来不能保证中国

人的最后通牒真的就是最后的。对于生意人、旅行家、外交官来说，这个很容易阐释的命题，包含着诸多令人烦恼的因素。
　　所有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都难以预料，即便知道，也不能确保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即使没受过教育，其本性也像一头狡猾的乌贼，受

到追踪时，立刻能喷出大量的墨汁，使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在旅途中，受到拜访，请求捐款给一些穷人，他们希望开发新的土地，

你的仆人不会像你一样，干脆说：“你花钱不关我的事，随你的便。”而是“面带孩子般的笑容”解释道，你袋里的钱只够你自己用的。这样

，你就无法捐款了。我们也很少发现某个看门的人，会像外国人对待他那样，对一群中国人说：“这儿你不能进。”他只是在一旁悄悄地看着

，等他们一进去，他就放狗。
　　中国人能自觉守约者，寥寥无几。这与他们误解的天赋、淡薄的时间观念有关。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将有趣地发现他们会寻找

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般，中国人被指责爽约时，会说道，这个约会无足轻重，重要的约会，他总会守约。如果谴责他的某个缺点，发誓改正的

话就会像流水一样从他嘴里喷泻而出。他承认错误很全面——实际上是太全面了，除了信用之外，你再没别的可期待了。
一位中国先生，曾被雇来抄写，注释一些格言。在一些古老的警句之后，他解释道，不能马上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即使实际上不想帮忙，

也要表面上答应。“拖到明天，接着，再一个明天，这样，请求者心里会得到安慰。”负债的人一般也采用这种方法。谁也别指望一次就可把

债讨回，要债者也不会因此失望，欠债者会信誓旦旦地说，下一次还。然后再下一次，再下一次。
　　最能说明中国人虚伪的，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不诚实，而且无论孩子本人，还是施教者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孩

子还在牙牙学语、朦朦胧胧懂话的时候，大人就告诉他，要是不听话，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咬他。外国人也常被比做未知的怪物，

这也能较好地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经常对我们说脏话。孩子们很小就对我们怀有模糊的恐惧感，长大后，一旦意识到我们并不可怕，只是可笑而

已，怎么会不在街上哄赶我们呢？
　　车夫拉着外国人，后面跟着一群高声喊叫的顽童。他被激怒了，向他们吼道，他要捉几个，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吓

唬道，用开水浇他们。“我揍你”、“我砍死你”这类话，对懂点事的孩子来说，就等于“别那样做”。
　　中国人要想装得“懂礼”，必须掌握一大套词汇，他们能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听话者的高贵。“懂礼”的人提到自己的妻子，如果必须

称呼，就说“拙荆”，或其他类似的文雅的谦称。农村人，虽然不会文雅的辞令，也能抓住“礼”的精髓，称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为“臭婆

娘”。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故事，可以恰当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征。一位拜访者身穿最好的礼服，坐在客厅里等候主人的出现。一只老鼠正

在梁上嬉戏，把鼻子伸进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就逃，结果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华丽的外衣立刻

沾满了油污。正当客人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进来了。一阵寒喧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来到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走

，贵油罐落于鄙人寒服之上，狼狈之极实令足下见笑。”
　　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需要长期的锻炼。主人走向宴席时，要热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温和地招呼：“

诸位请坐，请用膳。”或把茶杯举到唇边，环视左右，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不同场合的“叩头”、“叩

头”，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拜倒在你脚下”。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

意思是礼数不周，忽略了小细节。或者，骑着马，中途遇到熟人，就停下来，对他说：“我下来，你骑吧。”一点也不考虑你往哪儿走，或他

的做法是否符合情理。即使是最没教养、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迫使最无同情心的西方人无意识中对此赞叹不已，因为别

人会，而他不会。我们在各种场合不断看到的小小的礼仪，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奉献，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如果拒绝作出这种奉献，就会

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车夫停下来问路，假如忘了取下辫子，很可能会被指错路，另外，还可能会遭到辱骂。
　　判断送什么礼物最合适，在东方，这也是一门学问，其他国家可能也如此。对于收礼物的人，有些东西，绝对不能接受，而另外一些东西

则不能全部接受。假如外国人在这方面自作主张，一定会做错事。一般情况下，有人送礼，要慎重对待，特别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即使是

生儿子这样的喜事，也要小心，“我怕希腊人，即使他带着礼物”，这句格言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中国也一样。送礼背后总有

文章，像中国歇后语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或者，换句话说（实质上是），要求的回报要比送的多。
　　许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送礼的虚伪性，都有所体会，我们曾有幸熟悉了送礼的全部细节。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一个小村庄

为他们搭台唱戏，当然，谁都明白，外国人应该设宴回敬。可是村民们对此执意拒绝，请求他们捐一笔款，哪怕是一点点也行，可以用于公共

设施的建设。在这个村子，他们照做了。此后不久，又有十“一个村子，说是被外国人救济灾荒和医疗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接二连三地派

代表请他们去看戏。这些村子都清楚，邀请肯定会被拒绝。每个代表听到被拒绝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哀的惊愕神情，然后又全部转向

捐款问题，仍然是公共设施。他们每个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表示。
　　不单单是外国人在这方面受到困扰。富有的中国人不幸遇到喜事时，邻居就会拿着一点儿不值得一提的礼物前来祝贺，比如为新生婴儿买

的不值钱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答谢——在中国，这是一种永远合乎时宜的方式。这时，即使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赞叹中国格言的精

妙：“吃自己的，吃出泪水；吃别人的，吃出汗水。”主人还要被迫装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为了不丢“面子”，满腔怒火全都压抑在肚子

里，丢“面子”可比损失食物更要命。
　　这表明，中国人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讲面子”有意做出来的。在受雇时，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大部分礼节，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尤其

是在大城市中，将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行为比较一下，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据说，有一位中国先生，在他的外国主人家里，向来被奉

为遵守礼节的楷模。可假如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主人，就会怒目而视，好像要“杀掉他”，因为倘若和主人打招呼，就会让别人看出，这位饱读

诗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野蛮的外国人来混碗饭吃——尽管这情形已是众所周知，但在表面上，尤其在公共场合不能承认。几个中国人

进屋时，只给屋里的中国人行礼，完全无视其中外国人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中国老师会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力准确，发音完美，在接受语

言方面会很快超过其他同学。可同时，这位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错误，却会成为这位老师与他同事间的笑料。一般情况下，雇来教汉语的老

师理所当然被视为最有权决定他汉语语音正确性的人。
　　另一个可以说明中国礼貌的表面性与虚伪性的现象，是口头上应承，而实际上不做。送礼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送礼者也不灰心丧气，因

为早就知道事情可能办不成，但送礼者的面子保住了。同样，假如在酒馆里，你和老板在付款上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可能会站出来调停，决

定不足的部分由他来付，然后将手伸进你的钱袋。如果他掏自己的钱，最后账仍会算在你头上。倘若提醒是他自己要付的，他会说：“你能指

望参加葬礼的人一同被埋进坟墓吗？”
　　尽管表里不一，中国仍有许多人是真正谦逊的，不过，无论男女，肯定也有不少人的谦逊是假的。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某些观念难以直

接表达时，他们就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间接地来表达。可这些谈吐优雅的人，一旦被激怒，连最难听的话都骂得出。
　　虚假的谦逊与虚伪的同情同是由空话组成。但是，中国人不应因此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长期维持对如此众多人的同情。最

令人恶心的倒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对死者假装同情时，又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巴伯先生提到四川的一个苦力，看到两条野狗在纤道上吞

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汉语老师听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最疼爱的孩子夭折，长时间

的悲痛会使父母变得表情麻木，这与上面的情形不同，因为沉默的悲痛和违背人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鲁愚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如前所述，西方人和中国人实行贸易往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商业信誉也多次得到验证。为不使结论显得有如空

穴来风，应该举些例证作基础。下面就是一个范例。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卡麦伦先生在他的告别发言中，有这样一段：“我已谈了西方商团的

高标准的贸易原则，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落后。实际上，没有谁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很快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任何事情都

有例外。但为了表明我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一有力的结论，我可以告诉诸位，过去二十五年内，我们的银行在上海与中国人做了很大一笔生意

，总额达数亿两白银，迄今为止，我们还未遇到过不守信用的中国人”。对这段发言最好的评价可能是三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

港的一位买办，使银行在蒙受损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仍能每年赚取一百万元的利润。
　　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零售与整卖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们无从得知。但为了使我们的思考显得更全面，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上述结果是否完全

没有中国人令人赞叹的责任感的作用——这是一个西方人应该好好学习的优点，中国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讲信用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

的利润，所以，我们获得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最大限度的信任，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如此，长期广泛的观察仍只能证明：中国人的商业

活动是这个民族缺乏信用的最大例证。
　　一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论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

就是雅各布和拉班之间的关系，或者像中国说的，是铁刷遇铜盆。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

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绝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无意于表明中国无诚实，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很难保证可以找到。和一个不重视事实的民族交往，还会出现别的情况吗？

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大言不惭地告诉外国人，他不识字。可如果递给他一本小书，他会毫不迟疑地悄悄地从人群中溜走，钱都不付，虽然那

本小书至多只值三个铜板。对此，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反倒沾沾自喜，把愚蠢的外国人骗了，那家伙竟然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

向外国人买东西，经常少付一个铜钱。他宣称，身上没钱了。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耳朵上正夹着一枚铜钱呢，他会极不情愿地取下来交给你

，那情形就跟受了骗似的。同样，一个人会磨蹭“老半天”，想免费从你那儿得到点东西，理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可是最后却会取出一大串

铜钱，满脸不高兴地递给你，叮嘱你只取他应付的钱。假如你相信了他，让他不付钱就把东西拿走，他会心花怒放，就像杀死了一条蛇。
　　中国人一向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打招呼，这大概也是社会团结的一种表现吧。“借”来的东西大部分被立

即送进了当铺，主人想要时，必须自己拿钱去取。教会学校的一个中国男孩，在偷一个管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的钱时，被发现了。在不容置辩

的证据面前，他抽抽搭搭地解释说，在家时，他一直习惯于偷妈妈的钱，而这位外国老师太像他的妈妈了，于是，他不由地想偷一偷。
　　中国社会明显存在许多邪恶，西方无疑也存在，但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前面说过，中国人缺乏信义，

其事虽不常见，但经常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在我们讨论其他论题时，已经列举了，还有一些应作详细的论述。
　　要是具备必要的知识，可以就中国人的敲诈勒索写一套非常有趣的书——上至龙椅上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人人都那样干。中国人

具有注重实际的智慧，他们惜以使敲诈勒索形成一个完备的行为体系，每个人就像离不开大气层一样，脱离不了这一天罗地网的笼罩。它是如

此恶毒，堕落，除非对整个帝国进行彻底整顿，才能将其铲除。
　　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现状，必然导致西方人很难以务实的态度在最大范围内同中国人交往，同时还能保住“上等人”的名誉——假

如他有幸获得这一名誉。人们经常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买卖中间人，不论犯什么罪，按常规，一律杀头。他们，以及与他们地

位相当的人，和外国人间的关系很特殊。因为外国人宁愿忍受欺诈，也不愿引起社会风波。这方面，他们一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然而中

国人内部如果破坏了公正原则，却只有通过社会风波才能使社会最终达到平衡。
　　一个人难以做到不偏不倚时，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一定是个非凡的人物。既不猜疑，又不轻信，是中庸之道最完美的体现。如果我们对似

乎必需的不诚实表示不满，敏于判断人的性格的中国人，就会把我们归入“性情人物”那一类。佛的涅盘境界，对于易激动的人来说，想时刻

保持，并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保持这种宁静的品性，也会被当成被进一步任意勒索的最佳对象。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受雇为外国人做事。

有一天，看见一个小贩沿街叫卖泥捏的外国小人，那些小人造型精巧，服饰得体。他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对小贩说：“啊，你玩的不过是

玩具，我玩弄的可是真家伙。”
　　勿需赘言，就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似乎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点的重要例证。在整个中外关系史上，以及有名的中国官僚与民众的关系

史上，也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文告，就是一个独特、简明的例证。这些文告篇幅冗长，文辞华美，内容繁杂，表现出高

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华美的命令并不准备让人们去执行。这一点，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从不会发生误解。“

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颗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

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背井离乡而哀叹。他高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定一项协议后，私下里说，那不过

是一时骗人的玩艺儿。”勿容置疑，中国也有公正无私的官员，不过很难找到而已，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无

法如愿以偿。把最有机会了解中国经典的人的处境和这些经典的教义比较一下，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引导社会走向更高一种境界时，是多么

的无能为力。
　　“你知道多少值得信任的中国人？”这里仅指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验和评价中国人的标准，因此回答也千差

万别。大多数外国人会回答：“很少”，“七、八个”，“一打”，视情况而定。有时，也有人回答：“很多”，“多得记不清”，可是，我

们深信，在有见识和辨别能力的人当中，做出这种回答的肯定极少。
　　观察被一个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在探讨中国人相互猜疑的特征时，我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

很自然的事，其理由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来统治，相反，掌握全部权力的

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

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谚语说，蛇知道自己的窟在哪儿。另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受到商人阶层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知道

，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一层表面的外壳，不久，就会脱落。一个中国的泥瓦匠，花了很长时间，用没调和好的灰浆抹平盖得很糟的烟囱与

屋顶，可他心里很清楚，第一次生火，烟囱会四处冒烟；第一次下雨，屋顶会漏水。在中国，这不过是一桩极平常的事。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开发各处的资源，只要有信心，羞怯的资本就会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

，各类人才应有尽有。但是，假如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彼此信任，这一切都不足以使帝国复兴。
　　几年前，一位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来向笔者请教，如何解决某个地区打井难的问题。中国人打井，一般是井内从上至下都用砖头砌上。可在

当地，井打好后，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井壁也随之坍塌，只剩一个小洞，井也渐渐地干枯了。治疗中国长期忍受的病痛，与对

直隶省的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相同，一切药方都难以将其根治。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的，整个帝国最终只能像满载珠宝的大车陷进绝望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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