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据说这是100年前的书里写的:中国人的性格:缺乏诚信
中国人的性格:缺乏诚信
作者是[美]亚瑟·亨·史密斯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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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英语里一般译为“sincerity”;在汉字中,它是个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
“五常”中,它位列最后。许多了解中国的人认为,“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
教授在谈了中国人“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如果在民族性格中有一种美德,不仅在行动中受到蔑视,而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
烈的反差,这一特征非信莫属。中国人公开的和私下里的表现,都与信背道而驰,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讽刺他们,虚伪矫饰,欺骗、不真诚和趋
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这种评价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再作判断。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没有多少差异,而且我们还深信,有资格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在信的标准上,中国
人不同于西方人。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在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从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会发现,对
西方人的直率,中国人有句很有意味的话:“直率而无分寸就成了无礼。”《论语》中孺悲与孔子的故事,西方人觉得意味深长,而儒生们却
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但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
故意让孺悲听见。”孔子不想接见孺悲这样的人,便以中国的方式来解决。
孔子的做法后来为孟子所仿效。孟子曾在某国作为客人被邀请上朝,但他希望国王能给他以第一次召见的荣誉,因此托病不出。第二天,
为表明这只是个借口,便在别处觐见国王。陪伴孟子的官员,夜里与孟子就孔子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次长谈,但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
,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撒谎的道德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现代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也没有超出上面
的讨论。
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古代中国人远远高出许多国家的当代人。他们历史虽然冗长;但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似乎最推崇中国的历史
,言辞中常流露出过分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1788年7月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科学考据很早
就认识到,并且越来越证明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
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处处充满谎
言与欺骗,此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确地记录历史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根据一定的精神和动机分
析。阐释事件。一些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人认为,从前者看,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的时代;从后者看,它们绝没有辛格博
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不了解的事物,我们不发表意见,只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
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强烈的爱或恨扭曲其他国家的历史,在中国,难道它们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其他地区发挥作用的因素难道在中
国会失效吗?
不仅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较大缺陷,而孔大圣人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并不紧盯着“圣人生平的暇疵”不放,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编篡
《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的历史,向后延续到孔子死后两年。下面一段引自莱格博士有关儒教的演
讲,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惧。作者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并
说世人因此了解他,也因此毁谤他。”但是当孔子谈到世人因此毁谤他时,不知他心里是否充满了疑虑。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
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我在《
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快刀斩乱麻,干脆否认《春秋
》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他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办法
,使他看不到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孔子及其弟子一直倡导真实性,但
《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帝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
我们已经看出,宣称中国历史真实的人只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存在历史的记述中。当然,不可能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撒谎。即使有
可能,我们也不愿那样做。等到中国人的良知苏醒,开始关注自己的信义时,自己会提供最有力的证据。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民族时,我们经常
可以听到,像海南岛首领所说的:“我们一开口,谎言就诞生。”可是,对我们来说,中国人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为撒谎而撒谎,撒谎是
为了获得谎言之外的某种利益。巴伯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一位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在拜访笔者的朋友时,为增
加词汇量,希望学会说“你撒谎”的英语表述方式。我的朋友就告诉他,这句话最好别用来说外国人,否则,肯定会挨揍。小伙子毫不掩饰地
对此表示惊讶,他觉得这句话就像说“你骗人”一样,不会伤害人。库克先生,1857年在作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时,谈到西方人最讨
厌被称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道:‘我可不敢
对阁下撒谎’。说一个中国人‘撒谎成性,眼下正在撒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糟透了
的俏皮话’。”
中国人平时说话缺乏诚信,虽未达到作伪的程度,但他们所说的每一件,几乎都不是真相,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
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寻求你的帮助,比如打官司,他希望你全权代理,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是支吾
搪塞的本能所致,而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无论你从何处着手处理,整个事情一直要到最后才会显露出来。较为了
解中国的人不会听了一方陈述就觉得掌握了全部情况,他宁愿把听到的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来几位他最信任的人,就那些陈述再调查
一番,才判断事情的真相。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经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人不可理喻
,主要归咎于他们虚伪。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希求什么,但总觉得他们的言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跟前,贴在你
耳边,神秘地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你不可能不心头一沉。你不能确定他是在说事实,还是在诬陷那人。你也从来不能保证中国
人的最后通牒真的就是最后的。对于生意人、旅行家、外交官来说,这个很容易阐释的命题,包含着诸多令人烦恼的因素。
所有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都难以预料,即便知道,也不能确保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即使没受过教育,其本性也像一头狡猾的乌贼,受
到追踪时,立刻能喷出大量的墨汁,使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在旅途中,受到拜访,请求捐款给一些穷人,他们希望开发新的土地,
你的仆人不会像你一样,干脆说:“你花钱不关我的事,随你的便。”而是“面带孩子般的笑容”解释道,你袋里的钱只够你自己用的。这样
,你就无法捐款了。我们也很少发现某个看门的人,会像外国人对待他那样,对一群中国人说:“这儿你不能进。”他只是在一旁悄悄地看着
,等他们一进去,他就放狗。
中国人能自觉守约者,寥寥无几。这与他们误解的天赋、淡薄的时间观念有关。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将有趣地发现他们会寻找
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般,中国人被指责爽约时,会说道,这个约会无足轻重,重要的约会,他总会守约。如果谴责他的某个缺点,发誓改正的
话就会像流水一样从他嘴里喷泻而出。他承认错误很全面——实际上是太全面了,除了信用之外,你再没别的可期待了。
一位中国先生,曾被雇来抄写,注释一些格言。在一些古老的警句之后,他解释道,不能马上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即使实际上不想帮忙,
也要表面上答应。“拖到明天,接着,再一个明天,这样,请求者心里会得到安慰。”负债的人一般也采用这种方法。谁也别指望一次就可把
债讨回,要债者也不会因此失望,欠债者会信誓旦旦地说,下一次还。然后再下一次,再下一次。
最能说明中国人虚伪的,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不诚实,而且无论孩子本人,还是施教者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孩
子还在牙牙学语、朦朦胧胧懂话的时候,大人就告诉他,要是不听话,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咬他。外国人也常被比做未知的怪物,
这也能较好地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经常对我们说脏话。孩子们很小就对我们怀有模糊的恐惧感,长大后,一旦意识到我们并不可怕,只是可笑而
已,怎么会不在街上哄赶我们呢?
车夫拉着外国人,后面跟着一群高声喊叫的顽童。他被激怒了,向他们吼道,他要捉几个,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吓
唬道,用开水浇他们。“我揍你”、“我砍死你”这类话,对懂点事的孩子来说,就等于“别那样做”。
中国人要想装得“懂礼”,必须掌握一大套词汇,他们能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听话者的高贵。“懂礼”的人提到自己的妻子,如果必须
称呼,就说“拙荆”,或其他类似的文雅的谦称。农村人,虽然不会文雅的辞令,也能抓住“礼”的精髓,称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为“臭婆
娘”。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故事,可以恰当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征。一位拜访者身穿最好的礼服,坐在客厅里等候主人的出现。一只老鼠正
在梁上嬉戏,把鼻子伸进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就逃,结果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华丽的外衣立刻
沾满了油污。正当客人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进来了。一阵寒喧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来到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走
,贵油罐落于鄙人寒服之上,狼狈之极实令足下见笑。”
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需要长期的锻炼。主人走向宴席时,要热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温和地招呼:“
诸位请坐,请用膳。”或把茶杯举到唇边,环视左右,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不同场合的“叩头”、“叩
头”,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拜倒在你脚下”。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
意思是礼数不周,忽略了小细节。或者,骑着马,中途遇到熟人,就停下来,对他说:“我下来,你骑吧。”一点也不考虑你往哪儿走,或他
的做法是否符合情理。即使是最没教养、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迫使最无同情心的西方人无意识中对此赞叹不已,因为别
人会,而他不会。我们在各种场合不断看到的小小的礼仪,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奉献,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如果拒绝作出这种奉献,就会
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车夫停下来问路,假如忘了取下辫子,很可能会被指错路,另外,还可能会遭到辱骂。
判断送什么礼物最合适,在东方,这也是一门学问,其他国家可能也如此。对于收礼物的人,有些东西,绝对不能接受,而另外一些东西
则不能全部接受。假如外国人在这方面自作主张,一定会做错事。一般情况下,有人送礼,要慎重对待,特别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即使是
生儿子这样的喜事,也要小心,“我怕希腊人,即使他带着礼物”,这句格言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中国也一样。送礼背后总有
文章,像中国歇后语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或者,换句话说(实质上是),要求的回报要比送的多。
许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送礼的虚伪性,都有所体会,我们曾有幸熟悉了送礼的全部细节。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一个小村庄
为他们搭台唱戏,当然,谁都明白,外国人应该设宴回敬。可是村民们对此执意拒绝,请求他们捐一笔款,哪怕是一点点也行,可以用于公共
设施的建设。在这个村子,他们照做了。此后不久,又有十“一个村子,说是被外国人救济灾荒和医疗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接二连三地派
代表请他们去看戏。这些村子都清楚,邀请肯定会被拒绝。每个代表听到被拒绝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哀的惊愕神情,然后又全部转向
捐款问题,仍然是公共设施。他们每个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表示。
不单单是外国人在这方面受到困扰。富有的中国人不幸遇到喜事时,邻居就会拿着一点儿不值得一提的礼物前来祝贺,比如为新生婴儿买
的不值钱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答谢——在中国,这是一种永远合乎时宜的方式。这时,即使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赞叹中国格言的精
妙:“吃自己的,吃出泪水;吃别人的,吃出汗水。”主人还要被迫装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为了不丢“面子”,满腔怒火全都压抑在肚子
里,丢“面子”可比损失食物更要命。
这表明,中国人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讲面子”有意做出来的。在受雇时,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大部分礼节,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尤其
是在大城市中,将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行为比较一下,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据说,有一位中国先生,在他的外国主人家里,向来被奉
为遵守礼节的楷模。可假如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主人,就会怒目而视,好像要“杀掉他”,因为倘若和主人打招呼,就会让别人看出,这位饱读
诗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野蛮的外国人来混碗饭吃——尽管这情形已是众所周知,但在表面上,尤其在公共场合不能承认。几个中国人
进屋时,只给屋里的中国人行礼,完全无视其中外国人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中国老师会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力准确,发音完美,在接受语
言方面会很快超过其他同学。可同时,这位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错误,却会成为这位老师与他同事间的笑料。一般情况下,雇来教汉语的老
师理所当然被视为最有权决定他汉语语音正确性的人。
另一个可以说明中国礼貌的表面性与虚伪性的现象,是口头上应承,而实际上不做。送礼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送礼者也不灰心丧气,因
为早就知道事情可能办不成,但送礼者的面子保住了。同样,假如在酒馆里,你和老板在付款上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可能会站出来调停,决
定不足的部分由他来付,然后将手伸进你的钱袋。如果他掏自己的钱,最后账仍会算在你头上。倘若提醒是他自己要付的,他会说:“你能指
望参加葬礼的人一同被埋进坟墓吗?”
尽管表里不一,中国仍有许多人是真正谦逊的,不过,无论男女,肯定也有不少人的谦逊是假的。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某些观念难以直
接表达时,他们就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间接地来表达。可这些谈吐优雅的人,一旦被激怒,连最难听的话都骂得出。
虚假的谦逊与虚伪的同情同是由空话组成。但是,中国人不应因此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长期维持对如此众多人的同情。最
令人恶心的倒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对死者假装同情时,又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巴伯先生提到四川的一个苦力,看到两条野狗在纤道上吞
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汉语老师听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最疼爱的孩子夭折,长时间
的悲痛会使父母变得表情麻木,这与上面的情形不同,因为沉默的悲痛和违背人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鲁愚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如前所述,西方人和中国人实行贸易往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商业信誉也多次得到验证。为不使结论显得有如空
穴来风,应该举些例证作基础。下面就是一个范例。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卡麦伦先生在他的告别发言中,有这样一段:“我已谈了西方商团的
高标准的贸易原则,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落后。实际上,没有谁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很快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任何事情都
有例外。但为了表明我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一有力的结论,我可以告诉诸位,过去二十五年内,我们的银行在上海与中国人做了很大一笔生意
,总额达数亿两白银,迄今为止,我们还未遇到过不守信用的中国人”。对这段发言最好的评价可能是三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
港的一位买办,使银行在蒙受损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仍能每年赚取一百万元的利润。
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零售与整卖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们无从得知。但为了使我们的思考显得更全面,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上述结果是否完全
没有中国人令人赞叹的责任感的作用——这是一个西方人应该好好学习的优点,中国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讲信用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
的利润,所以,我们获得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最大限度的信任,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如此,长期广泛的观察仍只能证明:中国人的商业
活动是这个民族缺乏信用的最大例证。
一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论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
就是雅各布和拉班之间的关系,或者像中国说的,是铁刷遇铜盆。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
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绝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无意于表明中国无诚实,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很难保证可以找到。和一个不重视事实的民族交往,还会出现别的情况吗?
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大言不惭地告诉外国人,他不识字。可如果递给他一本小书,他会毫不迟疑地悄悄地从人群中溜走,钱都不付,虽然那
本小书至多只值三个铜板。对此,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反倒沾沾自喜,把愚蠢的外国人骗了,那家伙竟然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
向外国人买东西,经常少付一个铜钱。他宣称,身上没钱了。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耳朵上正夹着一枚铜钱呢,他会极不情愿地取下来交给你
,那情形就跟受了骗似的。同样,一个人会磨蹭“老半天”,想免费从你那儿得到点东西,理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可是最后却会取出一大串
铜钱,满脸不高兴地递给你,叮嘱你只取他应付的钱。假如你相信了他,让他不付钱就把东西拿走,他会心花怒放,就像杀死了一条蛇。
中国人一向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打招呼,这大概也是社会团结的一种表现吧。“借”来的东西大部分被立
即送进了当铺,主人想要时,必须自己拿钱去取。教会学校的一个中国男孩,在偷一个管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的钱时,被发现了。在不容置辩
的证据面前,他抽抽搭搭地解释说,在家时,他一直习惯于偷妈妈的钱,而这位外国老师太像他的妈妈了,于是,他不由地想偷一偷。
中国社会明显存在许多邪恶,西方无疑也存在,但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前面说过,中国人缺乏信义,
其事虽不常见,但经常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在我们讨论其他论题时,已经列举了,还有一些应作详细的论述。
要是具备必要的知识,可以就中国人的敲诈勒索写一套非常有趣的书——上至龙椅上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人人都那样干。中国人
具有注重实际的智慧,他们惜以使敲诈勒索形成一个完备的行为体系,每个人就像离不开大气层一样,脱离不了这一天罗地网的笼罩。它是如
此恶毒,堕落,除非对整个帝国进行彻底整顿,才能将其铲除。
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现状,必然导致西方人很难以务实的态度在最大范围内同中国人交往,同时还能保住“上等人”的名誉——假
如他有幸获得这一名誉。人们经常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买卖中间人,不论犯什么罪,按常规,一律杀头。他们,以及与他们地
位相当的人,和外国人间的关系很特殊。因为外国人宁愿忍受欺诈,也不愿引起社会风波。这方面,他们一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然而中
国人内部如果破坏了公正原则,却只有通过社会风波才能使社会最终达到平衡。
一个人难以做到不偏不倚时,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一定是个非凡的人物。既不猜疑,又不轻信,是中庸之道最完美的体现。如果我们对似
乎必需的不诚实表示不满,敏于判断人的性格的中国人,就会把我们归入“性情人物”那一类。佛的涅盘境界,对于易激动的人来说,想时刻
保持,并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保持这种宁静的品性,也会被当成被进一步任意勒索的最佳对象。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受雇为外国人做事。
有一天,看见一个小贩沿街叫卖泥捏的外国小人,那些小人造型精巧,服饰得体。他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对小贩说:“啊,你玩的不过是
玩具,我玩弄的可是真家伙。”
勿需赘言,就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似乎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点的重要例证。在整个中外关系史上,以及有名的中国官僚与民众的关系
史上,也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文告,就是一个独特、简明的例证。这些文告篇幅冗长,文辞华美,内容繁杂,表现出高
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华美的命令并不准备让人们去执行。这一点,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从不会发生误解。“
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颗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
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背井离乡而哀叹。他高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定一项协议后,私下里说,那不过
是一时骗人的玩艺儿。”勿容置疑,中国也有公正无私的官员,不过很难找到而已,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无
法如愿以偿。把最有机会了解中国经典的人的处境和这些经典的教义比较一下,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引导社会走向更高一种境界时,是多么
的无能为力。
“你知道多少值得信任的中国人?”这里仅指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验和评价中国人的标准,因此回答也千差
万别。大多数外国人会回答:“很少”,“七、八个”,“一打”,视情况而定。有时,也有人回答:“很多”,“多得记不清”,可是,我
们深信,在有见识和辨别能力的人当中,做出这种回答的肯定极少。
观察被一个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在探讨中国人相互猜疑的特征时,我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
很自然的事,其理由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来统治,相反,掌握全部权力的
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
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谚语说,蛇知道自己的窟在哪儿。另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受到商人阶层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知道
,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一层表面的外壳,不久,就会脱落。一个中国的泥瓦匠,花了很长时间,用没调和好的灰浆抹平盖得很糟的烟囱与
屋顶,可他心里很清楚,第一次生火,烟囱会四处冒烟;第一次下雨,屋顶会漏水。在中国,这不过是一桩极平常的事。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开发各处的资源,只要有信心,羞怯的资本就会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
,各类人才应有尽有。但是,假如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彼此信任,这一切都不足以使帝国复兴。
几年前,一位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来向笔者请教,如何解决某个地区打井难的问题。中国人打井,一般是井内从上至下都用砖头砌上。可在
当地,井打好后,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井壁也随之坍塌,只剩一个小洞,井也渐渐地干枯了。治疗中国长期忍受的病痛,与对
直隶省的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相同,一切药方都难以将其根治。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的,整个帝国最终只能像满载珠宝的大车陷进绝望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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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美]亚瑟·亨·史密斯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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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英语里一般译为“sincerity”;在汉字中,它是个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
“五常”中,它位列最后。许多了解中国的人认为,“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
教授在谈了中国人“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如果在民族性格中有一种美德,不仅在行动中受到蔑视,而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
烈的反差,这一特征非信莫属。中国人公开的和私下里的表现,都与信背道而驰,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讽刺他们,虚伪矫饰,欺骗、不真诚和趋
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这种评价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再作判断。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没有多少差异,而且我们还深信,有资格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在信的标准上,中国
人不同于西方人。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在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从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会发现,对
西方人的直率,中国人有句很有意味的话:“直率而无分寸就成了无礼。”《论语》中孺悲与孔子的故事,西方人觉得意味深长,而儒生们却
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但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
故意让孺悲听见。”孔子不想接见孺悲这样的人,便以中国的方式来解决。
孔子的做法后来为孟子所仿效。孟子曾在某国作为客人被邀请上朝,但他希望国王能给他以第一次召见的荣誉,因此托病不出。第二天,
为表明这只是个借口,便在别处觐见国王。陪伴孟子的官员,夜里与孟子就孔子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次长谈,但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
,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撒谎的道德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现代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也没有超出上面
的讨论。
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古代中国人远远高出许多国家的当代人。他们历史虽然冗长;但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似乎最推崇中国的历史
,言辞中常流露出过分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1788年7月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科学考据很早
就认识到,并且越来越证明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
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处处充满谎
言与欺骗,此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确地记录历史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根据一定的精神和动机分
析。阐释事件。一些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人认为,从前者看,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的时代;从后者看,它们绝没有辛格博
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不了解的事物,我们不发表意见,只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
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强烈的爱或恨扭曲其他国家的历史,在中国,难道它们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其他地区发挥作用的因素难道在中
国会失效吗?
不仅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较大缺陷,而孔大圣人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并不紧盯着“圣人生平的暇疵”不放,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编篡
《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的历史,向后延续到孔子死后两年。下面一段引自莱格博士有关儒教的演
讲,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惧。作者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并
说世人因此了解他,也因此毁谤他。”但是当孔子谈到世人因此毁谤他时,不知他心里是否充满了疑虑。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
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我在《
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快刀斩乱麻,干脆否认《春秋
》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他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办法
,使他看不到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孔子及其弟子一直倡导真实性,但
《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帝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
我们已经看出,宣称中国历史真实的人只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存在历史的记述中。当然,不可能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撒谎。即使有
可能,我们也不愿那样做。等到中国人的良知苏醒,开始关注自己的信义时,自己会提供最有力的证据。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民族时,我们经常
可以听到,像海南岛首领所说的:“我们一开口,谎言就诞生。”可是,对我们来说,中国人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为撒谎而撒谎,撒谎是
为了获得谎言之外的某种利益。巴伯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一位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在拜访笔者的朋友时,为增
加词汇量,希望学会说“你撒谎”的英语表述方式。我的朋友就告诉他,这句话最好别用来说外国人,否则,肯定会挨揍。小伙子毫不掩饰地
对此表示惊讶,他觉得这句话就像说“你骗人”一样,不会伤害人。库克先生,1857年在作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时,谈到西方人最讨
厌被称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道:‘我可不敢
对阁下撒谎’。说一个中国人‘撒谎成性,眼下正在撒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糟透了
的俏皮话’。”
中国人平时说话缺乏诚信,虽未达到作伪的程度,但他们所说的每一件,几乎都不是真相,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
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寻求你的帮助,比如打官司,他希望你全权代理,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是支吾
搪塞的本能所致,而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无论你从何处着手处理,整个事情一直要到最后才会显露出来。较为了
解中国的人不会听了一方陈述就觉得掌握了全部情况,他宁愿把听到的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来几位他最信任的人,就那些陈述再调查
一番,才判断事情的真相。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经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人不可理喻
,主要归咎于他们虚伪。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希求什么,但总觉得他们的言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跟前,贴在你
耳边,神秘地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你不可能不心头一沉。你不能确定他是在说事实,还是在诬陷那人。你也从来不能保证中国
人的最后通牒真的就是最后的。对于生意人、旅行家、外交官来说,这个很容易阐释的命题,包含着诸多令人烦恼的因素。
所有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都难以预料,即便知道,也不能确保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即使没受过教育,其本性也像一头狡猾的乌贼,受
到追踪时,立刻能喷出大量的墨汁,使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在旅途中,受到拜访,请求捐款给一些穷人,他们希望开发新的土地,
你的仆人不会像你一样,干脆说:“你花钱不关我的事,随你的便。”而是“面带孩子般的笑容”解释道,你袋里的钱只够你自己用的。这样
,你就无法捐款了。我们也很少发现某个看门的人,会像外国人对待他那样,对一群中国人说:“这儿你不能进。”他只是在一旁悄悄地看着
,等他们一进去,他就放狗。
中国人能自觉守约者,寥寥无几。这与他们误解的天赋、淡薄的时间观念有关。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将有趣地发现他们会寻找
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般,中国人被指责爽约时,会说道,这个约会无足轻重,重要的约会,他总会守约。如果谴责他的某个缺点,发誓改正的
话就会像流水一样从他嘴里喷泻而出。他承认错误很全面——实际上是太全面了,除了信用之外,你再没别的可期待了。
一位中国先生,曾被雇来抄写,注释一些格言。在一些古老的警句之后,他解释道,不能马上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即使实际上不想帮忙,
也要表面上答应。“拖到明天,接着,再一个明天,这样,请求者心里会得到安慰。”负债的人一般也采用这种方法。谁也别指望一次就可把
债讨回,要债者也不会因此失望,欠债者会信誓旦旦地说,下一次还。然后再下一次,再下一次。
最能说明中国人虚伪的,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不诚实,而且无论孩子本人,还是施教者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孩
子还在牙牙学语、朦朦胧胧懂话的时候,大人就告诉他,要是不听话,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咬他。外国人也常被比做未知的怪物,
这也能较好地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经常对我们说脏话。孩子们很小就对我们怀有模糊的恐惧感,长大后,一旦意识到我们并不可怕,只是可笑而
已,怎么会不在街上哄赶我们呢?
车夫拉着外国人,后面跟着一群高声喊叫的顽童。他被激怒了,向他们吼道,他要捉几个,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吓
唬道,用开水浇他们。“我揍你”、“我砍死你”这类话,对懂点事的孩子来说,就等于“别那样做”。
中国人要想装得“懂礼”,必须掌握一大套词汇,他们能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听话者的高贵。“懂礼”的人提到自己的妻子,如果必须
称呼,就说“拙荆”,或其他类似的文雅的谦称。农村人,虽然不会文雅的辞令,也能抓住“礼”的精髓,称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为“臭婆
娘”。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故事,可以恰当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征。一位拜访者身穿最好的礼服,坐在客厅里等候主人的出现。一只老鼠正
在梁上嬉戏,把鼻子伸进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就逃,结果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华丽的外衣立刻
沾满了油污。正当客人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进来了。一阵寒喧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来到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走
,贵油罐落于鄙人寒服之上,狼狈之极实令足下见笑。”
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需要长期的锻炼。主人走向宴席时,要热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温和地招呼:“
诸位请坐,请用膳。”或把茶杯举到唇边,环视左右,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不同场合的“叩头”、“叩
头”,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拜倒在你脚下”。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
意思是礼数不周,忽略了小细节。或者,骑着马,中途遇到熟人,就停下来,对他说:“我下来,你骑吧。”一点也不考虑你往哪儿走,或他
的做法是否符合情理。即使是最没教养、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迫使最无同情心的西方人无意识中对此赞叹不已,因为别
人会,而他不会。我们在各种场合不断看到的小小的礼仪,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奉献,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如果拒绝作出这种奉献,就会
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车夫停下来问路,假如忘了取下辫子,很可能会被指错路,另外,还可能会遭到辱骂。
判断送什么礼物最合适,在东方,这也是一门学问,其他国家可能也如此。对于收礼物的人,有些东西,绝对不能接受,而另外一些东西
则不能全部接受。假如外国人在这方面自作主张,一定会做错事。一般情况下,有人送礼,要慎重对待,特别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即使是
生儿子这样的喜事,也要小心,“我怕希腊人,即使他带着礼物”,这句格言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中国也一样。送礼背后总有
文章,像中国歇后语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或者,换句话说(实质上是),要求的回报要比送的多。
许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送礼的虚伪性,都有所体会,我们曾有幸熟悉了送礼的全部细节。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一个小村庄
为他们搭台唱戏,当然,谁都明白,外国人应该设宴回敬。可是村民们对此执意拒绝,请求他们捐一笔款,哪怕是一点点也行,可以用于公共
设施的建设。在这个村子,他们照做了。此后不久,又有十“一个村子,说是被外国人救济灾荒和医疗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接二连三地派
代表请他们去看戏。这些村子都清楚,邀请肯定会被拒绝。每个代表听到被拒绝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哀的惊愕神情,然后又全部转向
捐款问题,仍然是公共设施。他们每个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表示。
不单单是外国人在这方面受到困扰。富有的中国人不幸遇到喜事时,邻居就会拿着一点儿不值得一提的礼物前来祝贺,比如为新生婴儿买
的不值钱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答谢——在中国,这是一种永远合乎时宜的方式。这时,即使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赞叹中国格言的精
妙:“吃自己的,吃出泪水;吃别人的,吃出汗水。”主人还要被迫装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为了不丢“面子”,满腔怒火全都压抑在肚子
里,丢“面子”可比损失食物更要命。
这表明,中国人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讲面子”有意做出来的。在受雇时,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大部分礼节,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尤其
是在大城市中,将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行为比较一下,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据说,有一位中国先生,在他的外国主人家里,向来被奉
为遵守礼节的楷模。可假如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主人,就会怒目而视,好像要“杀掉他”,因为倘若和主人打招呼,就会让别人看出,这位饱读
诗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野蛮的外国人来混碗饭吃——尽管这情形已是众所周知,但在表面上,尤其在公共场合不能承认。几个中国人
进屋时,只给屋里的中国人行礼,完全无视其中外国人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中国老师会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力准确,发音完美,在接受语
言方面会很快超过其他同学。可同时,这位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错误,却会成为这位老师与他同事间的笑料。一般情况下,雇来教汉语的老
师理所当然被视为最有权决定他汉语语音正确性的人。
另一个可以说明中国礼貌的表面性与虚伪性的现象,是口头上应承,而实际上不做。送礼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送礼者也不灰心丧气,因
为早就知道事情可能办不成,但送礼者的面子保住了。同样,假如在酒馆里,你和老板在付款上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可能会站出来调停,决
定不足的部分由他来付,然后将手伸进你的钱袋。如果他掏自己的钱,最后账仍会算在你头上。倘若提醒是他自己要付的,他会说:“你能指
望参加葬礼的人一同被埋进坟墓吗?”
尽管表里不一,中国仍有许多人是真正谦逊的,不过,无论男女,肯定也有不少人的谦逊是假的。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某些观念难以直
接表达时,他们就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间接地来表达。可这些谈吐优雅的人,一旦被激怒,连最难听的话都骂得出。
虚假的谦逊与虚伪的同情同是由空话组成。但是,中国人不应因此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长期维持对如此众多人的同情。最
令人恶心的倒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对死者假装同情时,又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巴伯先生提到四川的一个苦力,看到两条野狗在纤道上吞
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汉语老师听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最疼爱的孩子夭折,长时间
的悲痛会使父母变得表情麻木,这与上面的情形不同,因为沉默的悲痛和违背人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鲁愚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如前所述,西方人和中国人实行贸易往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商业信誉也多次得到验证。为不使结论显得有如空
穴来风,应该举些例证作基础。下面就是一个范例。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卡麦伦先生在他的告别发言中,有这样一段:“我已谈了西方商团的
高标准的贸易原则,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落后。实际上,没有谁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很快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任何事情都
有例外。但为了表明我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一有力的结论,我可以告诉诸位,过去二十五年内,我们的银行在上海与中国人做了很大一笔生意
,总额达数亿两白银,迄今为止,我们还未遇到过不守信用的中国人”。对这段发言最好的评价可能是三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
港的一位买办,使银行在蒙受损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仍能每年赚取一百万元的利润。
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零售与整卖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们无从得知。但为了使我们的思考显得更全面,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上述结果是否完全
没有中国人令人赞叹的责任感的作用——这是一个西方人应该好好学习的优点,中国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讲信用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
的利润,所以,我们获得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最大限度的信任,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如此,长期广泛的观察仍只能证明:中国人的商业
活动是这个民族缺乏信用的最大例证。
一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论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
就是雅各布和拉班之间的关系,或者像中国说的,是铁刷遇铜盆。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
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绝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无意于表明中国无诚实,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很难保证可以找到。和一个不重视事实的民族交往,还会出现别的情况吗?
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大言不惭地告诉外国人,他不识字。可如果递给他一本小书,他会毫不迟疑地悄悄地从人群中溜走,钱都不付,虽然那
本小书至多只值三个铜板。对此,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反倒沾沾自喜,把愚蠢的外国人骗了,那家伙竟然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
向外国人买东西,经常少付一个铜钱。他宣称,身上没钱了。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耳朵上正夹着一枚铜钱呢,他会极不情愿地取下来交给你
,那情形就跟受了骗似的。同样,一个人会磨蹭“老半天”,想免费从你那儿得到点东西,理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可是最后却会取出一大串
铜钱,满脸不高兴地递给你,叮嘱你只取他应付的钱。假如你相信了他,让他不付钱就把东西拿走,他会心花怒放,就像杀死了一条蛇。
中国人一向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打招呼,这大概也是社会团结的一种表现吧。“借”来的东西大部分被立
即送进了当铺,主人想要时,必须自己拿钱去取。教会学校的一个中国男孩,在偷一个管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的钱时,被发现了。在不容置辩
的证据面前,他抽抽搭搭地解释说,在家时,他一直习惯于偷妈妈的钱,而这位外国老师太像他的妈妈了,于是,他不由地想偷一偷。
中国社会明显存在许多邪恶,西方无疑也存在,但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前面说过,中国人缺乏信义,
其事虽不常见,但经常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在我们讨论其他论题时,已经列举了,还有一些应作详细的论述。
要是具备必要的知识,可以就中国人的敲诈勒索写一套非常有趣的书——上至龙椅上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人人都那样干。中国人
具有注重实际的智慧,他们惜以使敲诈勒索形成一个完备的行为体系,每个人就像离不开大气层一样,脱离不了这一天罗地网的笼罩。它是如
此恶毒,堕落,除非对整个帝国进行彻底整顿,才能将其铲除。
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现状,必然导致西方人很难以务实的态度在最大范围内同中国人交往,同时还能保住“上等人”的名誉——假
如他有幸获得这一名誉。人们经常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买卖中间人,不论犯什么罪,按常规,一律杀头。他们,以及与他们地
位相当的人,和外国人间的关系很特殊。因为外国人宁愿忍受欺诈,也不愿引起社会风波。这方面,他们一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然而中
国人内部如果破坏了公正原则,却只有通过社会风波才能使社会最终达到平衡。
一个人难以做到不偏不倚时,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一定是个非凡的人物。既不猜疑,又不轻信,是中庸之道最完美的体现。如果我们对似
乎必需的不诚实表示不满,敏于判断人的性格的中国人,就会把我们归入“性情人物”那一类。佛的涅盘境界,对于易激动的人来说,想时刻
保持,并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保持这种宁静的品性,也会被当成被进一步任意勒索的最佳对象。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受雇为外国人做事。
有一天,看见一个小贩沿街叫卖泥捏的外国小人,那些小人造型精巧,服饰得体。他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对小贩说:“啊,你玩的不过是
玩具,我玩弄的可是真家伙。”
勿需赘言,就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似乎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点的重要例证。在整个中外关系史上,以及有名的中国官僚与民众的关系
史上,也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文告,就是一个独特、简明的例证。这些文告篇幅冗长,文辞华美,内容繁杂,表现出高
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华美的命令并不准备让人们去执行。这一点,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从不会发生误解。“
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颗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
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背井离乡而哀叹。他高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定一项协议后,私下里说,那不过
是一时骗人的玩艺儿。”勿容置疑,中国也有公正无私的官员,不过很难找到而已,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无
法如愿以偿。把最有机会了解中国经典的人的处境和这些经典的教义比较一下,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引导社会走向更高一种境界时,是多么
的无能为力。
“你知道多少值得信任的中国人?”这里仅指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验和评价中国人的标准,因此回答也千差
万别。大多数外国人会回答:“很少”,“七、八个”,“一打”,视情况而定。有时,也有人回答:“很多”,“多得记不清”,可是,我
们深信,在有见识和辨别能力的人当中,做出这种回答的肯定极少。
观察被一个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在探讨中国人相互猜疑的特征时,我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
很自然的事,其理由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来统治,相反,掌握全部权力的
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
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谚语说,蛇知道自己的窟在哪儿。另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受到商人阶层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知道
,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一层表面的外壳,不久,就会脱落。一个中国的泥瓦匠,花了很长时间,用没调和好的灰浆抹平盖得很糟的烟囱与
屋顶,可他心里很清楚,第一次生火,烟囱会四处冒烟;第一次下雨,屋顶会漏水。在中国,这不过是一桩极平常的事。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开发各处的资源,只要有信心,羞怯的资本就会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
,各类人才应有尽有。但是,假如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彼此信任,这一切都不足以使帝国复兴。
几年前,一位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来向笔者请教,如何解决某个地区打井难的问题。中国人打井,一般是井内从上至下都用砖头砌上。可在
当地,井打好后,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井壁也随之坍塌,只剩一个小洞,井也渐渐地干枯了。治疗中国长期忍受的病痛,与对
直隶省的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相同,一切药方都难以将其根治。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的,整个帝国最终只能像满载珠宝的大车陷进绝望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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