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札记:身在美国--我是一株非法移植的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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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2/02/22 12:36 中国青年
一说起海外华人,我不期然就会想起蒲公英:灰白色、毛茸茸的一大团,纷纷扬扬,飘到世界各地。用自己的身躯去适应异国的土壤,用古老博大的文化思想去适应异国的文化思想,也影响着异国的文化思想。两者惟一不同的是:蒲公英是随风而安,身不由己,出国的人却是自愿的,采用各种各样合法的,甚至是非法的手段。
在美国东北部的B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株非法移植的蒲公英。
去年的夏天,我想给房子外的小露台包上胶墙。几乎所有在黄页上找得到的注册建筑公司都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这桩工程实在太小了。于是朋友介绍我找到一个没有注册的小建筑工程队来帮忙做。
为什么会没有注册呢?常识告诉我,他们是偷渡者。在电话里,我听到一个年轻充沛的声音,这个领队自称“小陈”。根据声音和称呼,我得出“此人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小伙子”的推论。
我的推论很快被推翻了,第一次见面,我见到的是一张黝黑的脸庞,这张脸庞正在热情地笑着,于是,额头上的波浪,眼角处活泼的鱼尾,鼻翼两侧深深的“八”字,全都争先恐后地跑出来。如果用上小学作文时用滥了的一个形容词,就是:“绽开了一朵菊花”。如此一朵菊花少说也有三十七八岁了,称自己为“小×”难道是福建人的一个习俗?
小陈和他的兄弟们工作很负责,每天早上9点来开工,一直做到天黑了才收工。那时已经是9月底,“乍寒还暖”的天气。他们每天在瑟瑟秋风里搬着沉重的石块,用电锯割开粗大的铁条。每一个人的手掌都“很有骨气”,嶙峋突兀,粗砺得就像他们手里抬着的石块一样。
由于大的公司一般不肯接这些小工程,小陈告诉我,他们的生意一直很好,有时为了赚多点儿钱,初冬的时候他们也接户外的工程。
“你赚这么多钱干吗?”我好奇地问。
“刚来的时候是要还给蛇头偷渡的钱和机票。还清了这笔钱以后,就要开始储钱找律师办身份或者用钱买假结婚。”小陈很坦率,并不讳言自己偷渡者的身份。
怪不得要这么努力赚钱!
也许是我脸上露出来的某种“不忍”的神色令小陈有所触动。小陈慢慢地跟我说起了他在美国的经历。以下是小陈的一段自述:
刚来美国的时候,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我和几个弟兄到了一家中餐馆的厨房做黑工。别人说“漫漫长夜”,我们是“漫漫长日”,多么想到外面透一透气啊。然而连去厕所都要向老板请示,老板必要先看看外面的食客中是否有警察,然后才让我出去。如果一天申请超过三次,老板的脸色就会毫不留情地拉下来。我知道他并不是吝惜那几分钟的时间,而是怕人发现他窝藏黑工,那会给他带来高额的罚款。于是就学会了憋,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最想念的是什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是家乡的厕所!其次才是家乡的亲人。因为在家乡的厕所里我爱蹲多久就蹲多久。
第一次拿到薪水,被老板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扣掉一大截。真想把老板捆起来,让他也切切洋葱。然而只是想想而已,要吃饭,要还蛇头的钱,要在美国生存下去,都得靠他。谁让我们是黑工呢?美国的各种劳工法例都很健全,但我却不能用它来保护自己。
我有一个兄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更加想早日还清蛇头的债。于是铤而走险,给唐人街的黑社会帮派充当打手。仗着血气方刚,打折了不少人的腿,很快还清了蛇头的债。后来他的腿也让人给打折了,现在只能帮人做一些零碎的散工。他家里人至今还不知道他已经变成了残废。我们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家里人在千山万水的那一边,要帮忙也帮不上,那又何必说呢?
做了几年餐馆,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钱来得太慢。猴年马月才能还清蛇头的钱呀?还清蛇头的钱以后还要储买假结婚的钱,还要给家里寄钱,一切都是钱,钱,钱!我快让这个“钱”字给逼疯了!一个“三无”人员(无身份、无技术、无流利英语),除了去偷去抢以外,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赚更多的钱?说真的,当时那种心情就是:如果有人给我10万美元,让我把一个手指剁下来,我马上就乐呵呵地办了。
后来有人介绍我当建筑队的学徒,我知道这是一个能赚较多钱的行业。于是就累死累活地跟着师傅干,终于学到了技术。后来又和几个兄弟搞了这个工程队,这样才还清了蛇头的钱。现在就要向假结婚的目标迈进了,不过明天的事谁能说得准呢?说不定在我等到身份以前就给捉回去了……说不定我永远也等不到身份。
小陈脸上浮出一层无奈的、苦苦的笑。
我问他:“你储够钱办身份了吗?”
“还没有,就算储够了,还要等机会,那么多偷渡的人,成功拿到身份的只是少数。”
沉默了一会儿,小陈又说:“如果没有机会,也不知耗着好还是带钱回国好。没有身份,就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我,又不能回去探亲,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尝过家的滋味了。但是如果真的回去,出境记录上了黑名单,就再也不能来了。哎,不说这些丧气话了,你祝我好运吧!能找到人假结婚或申请到身份,就什么都解决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回去探亲,第二件事就是敲锣打鼓找老婆。”小陈的脸上焕发出一种希望的光来。
“好!到时候我送你一面铜锣!”我鼓励他。
“多谢!多谢!我自己再买一只鼓,这样才够声势!”小陈哈哈大笑。
明知路难行,却偏要执著,许多人不介意自己艰苦的生活,只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不会永远这样艰苦下去。
然而生活不一定因为你有信念,就会对你格外眷顾。
其实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想说而不敢说出来:就算最后能侥幸办到身份又怎么样呢?用十年甚至更长的青春,用失去亲情、爱情的代价,只换来一张绿卡,值得吗?
在唐人街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偷渡客用了长达15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一个假结婚的机会,拿到了身份。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去医院做体检,却验出来已经到了肺癌晚期。是长期的餐馆油烟、超负荷工作弄坏了身体……
小陈他们中午只休息半小时左右,由小陈买了饭回来,然后几个人围成一个圈坐在地上吃饭。从窗户里看出去,只看见一件件油漆斑斑的粗布衣裳。食物的热气一团团地升起,一阵风吹过,工程卸下的垃圾尘土浓浓地扬起一大片,与食物的热气纠缠在一起,变成一股雾。雾中的几个人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就像他们不明不白的身份,犹犹豫豫的人生。
工程接近尾声了,新的露台做工精细,扎实稳妥,比我想像中的还要好。我和小陈也成为了朋友,这几个偷渡工人的坦率、勤劳,也改变了我心目中把偷渡客跟各种犯罪活动紧紧相连的片面印象。
一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收到小陈要我送铜锣的通知。刚巧有一位朋友的房子需要翻新,我就给她介绍了小陈。我们约好了小陈用车来载我到朋友家商谈。
小陈比一年前更黑更瘦了,脸上的菊花快变成地图了。笑声特别响亮,好像有什么开心事似的。我不禁问他:
“什么事这么高兴呀?”
“我弟弟也偷渡过来了。”
天哪。
我再问他:“赚够钱买身份了吗?”
“够了。”小陈快乐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还是这么漂着。”
车上的音响正播放着潘美辰的歌《我想有个家》:
好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伤的时候
我可以回家……
“你知道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还不到20岁,只身来到美国,那种滋味……所以一听就爱上了。”
慢着,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也是20岁不到呀?!
“你几岁了?”我眼睛瞪得老大。
“28。”
原来他真的是“小陈”!(文/小巫)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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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海外华人,我不期然就会想起蒲公英:灰白色、毛茸茸的一大团,纷纷扬扬,飘到世界各地。用自己的身躯去适应异国的土壤,用古老博大的文化思想去适应异国的文化思想,也影响着异国的文化思想。两者惟一不同的是:蒲公英是随风而安,身不由己,出国的人却是自愿的,采用各种各样合法的,甚至是非法的手段。
在美国东北部的B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株非法移植的蒲公英。
去年的夏天,我想给房子外的小露台包上胶墙。几乎所有在黄页上找得到的注册建筑公司都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这桩工程实在太小了。于是朋友介绍我找到一个没有注册的小建筑工程队来帮忙做。
为什么会没有注册呢?常识告诉我,他们是偷渡者。在电话里,我听到一个年轻充沛的声音,这个领队自称“小陈”。根据声音和称呼,我得出“此人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小伙子”的推论。
我的推论很快被推翻了,第一次见面,我见到的是一张黝黑的脸庞,这张脸庞正在热情地笑着,于是,额头上的波浪,眼角处活泼的鱼尾,鼻翼两侧深深的“八”字,全都争先恐后地跑出来。如果用上小学作文时用滥了的一个形容词,就是:“绽开了一朵菊花”。如此一朵菊花少说也有三十七八岁了,称自己为“小×”难道是福建人的一个习俗?
小陈和他的兄弟们工作很负责,每天早上9点来开工,一直做到天黑了才收工。那时已经是9月底,“乍寒还暖”的天气。他们每天在瑟瑟秋风里搬着沉重的石块,用电锯割开粗大的铁条。每一个人的手掌都“很有骨气”,嶙峋突兀,粗砺得就像他们手里抬着的石块一样。
由于大的公司一般不肯接这些小工程,小陈告诉我,他们的生意一直很好,有时为了赚多点儿钱,初冬的时候他们也接户外的工程。
“你赚这么多钱干吗?”我好奇地问。
“刚来的时候是要还给蛇头偷渡的钱和机票。还清了这笔钱以后,就要开始储钱找律师办身份或者用钱买假结婚。”小陈很坦率,并不讳言自己偷渡者的身份。
怪不得要这么努力赚钱!
也许是我脸上露出来的某种“不忍”的神色令小陈有所触动。小陈慢慢地跟我说起了他在美国的经历。以下是小陈的一段自述:
刚来美国的时候,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我和几个弟兄到了一家中餐馆的厨房做黑工。别人说“漫漫长夜”,我们是“漫漫长日”,多么想到外面透一透气啊。然而连去厕所都要向老板请示,老板必要先看看外面的食客中是否有警察,然后才让我出去。如果一天申请超过三次,老板的脸色就会毫不留情地拉下来。我知道他并不是吝惜那几分钟的时间,而是怕人发现他窝藏黑工,那会给他带来高额的罚款。于是就学会了憋,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最想念的是什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是家乡的厕所!其次才是家乡的亲人。因为在家乡的厕所里我爱蹲多久就蹲多久。
第一次拿到薪水,被老板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扣掉一大截。真想把老板捆起来,让他也切切洋葱。然而只是想想而已,要吃饭,要还蛇头的钱,要在美国生存下去,都得靠他。谁让我们是黑工呢?美国的各种劳工法例都很健全,但我却不能用它来保护自己。
我有一个兄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更加想早日还清蛇头的债。于是铤而走险,给唐人街的黑社会帮派充当打手。仗着血气方刚,打折了不少人的腿,很快还清了蛇头的债。后来他的腿也让人给打折了,现在只能帮人做一些零碎的散工。他家里人至今还不知道他已经变成了残废。我们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家里人在千山万水的那一边,要帮忙也帮不上,那又何必说呢?
做了几年餐馆,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钱来得太慢。猴年马月才能还清蛇头的钱呀?还清蛇头的钱以后还要储买假结婚的钱,还要给家里寄钱,一切都是钱,钱,钱!我快让这个“钱”字给逼疯了!一个“三无”人员(无身份、无技术、无流利英语),除了去偷去抢以外,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赚更多的钱?说真的,当时那种心情就是:如果有人给我10万美元,让我把一个手指剁下来,我马上就乐呵呵地办了。
后来有人介绍我当建筑队的学徒,我知道这是一个能赚较多钱的行业。于是就累死累活地跟着师傅干,终于学到了技术。后来又和几个兄弟搞了这个工程队,这样才还清了蛇头的钱。现在就要向假结婚的目标迈进了,不过明天的事谁能说得准呢?说不定在我等到身份以前就给捉回去了……说不定我永远也等不到身份。
小陈脸上浮出一层无奈的、苦苦的笑。
我问他:“你储够钱办身份了吗?”
“还没有,就算储够了,还要等机会,那么多偷渡的人,成功拿到身份的只是少数。”
沉默了一会儿,小陈又说:“如果没有机会,也不知耗着好还是带钱回国好。没有身份,就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我,又不能回去探亲,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尝过家的滋味了。但是如果真的回去,出境记录上了黑名单,就再也不能来了。哎,不说这些丧气话了,你祝我好运吧!能找到人假结婚或申请到身份,就什么都解决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回去探亲,第二件事就是敲锣打鼓找老婆。”小陈的脸上焕发出一种希望的光来。
“好!到时候我送你一面铜锣!”我鼓励他。
“多谢!多谢!我自己再买一只鼓,这样才够声势!”小陈哈哈大笑。
明知路难行,却偏要执著,许多人不介意自己艰苦的生活,只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不会永远这样艰苦下去。
然而生活不一定因为你有信念,就会对你格外眷顾。
其实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想说而不敢说出来:就算最后能侥幸办到身份又怎么样呢?用十年甚至更长的青春,用失去亲情、爱情的代价,只换来一张绿卡,值得吗?
在唐人街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偷渡客用了长达15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一个假结婚的机会,拿到了身份。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去医院做体检,却验出来已经到了肺癌晚期。是长期的餐馆油烟、超负荷工作弄坏了身体……
小陈他们中午只休息半小时左右,由小陈买了饭回来,然后几个人围成一个圈坐在地上吃饭。从窗户里看出去,只看见一件件油漆斑斑的粗布衣裳。食物的热气一团团地升起,一阵风吹过,工程卸下的垃圾尘土浓浓地扬起一大片,与食物的热气纠缠在一起,变成一股雾。雾中的几个人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就像他们不明不白的身份,犹犹豫豫的人生。
工程接近尾声了,新的露台做工精细,扎实稳妥,比我想像中的还要好。我和小陈也成为了朋友,这几个偷渡工人的坦率、勤劳,也改变了我心目中把偷渡客跟各种犯罪活动紧紧相连的片面印象。
一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收到小陈要我送铜锣的通知。刚巧有一位朋友的房子需要翻新,我就给她介绍了小陈。我们约好了小陈用车来载我到朋友家商谈。
小陈比一年前更黑更瘦了,脸上的菊花快变成地图了。笑声特别响亮,好像有什么开心事似的。我不禁问他:
“什么事这么高兴呀?”
“我弟弟也偷渡过来了。”
天哪。
我再问他:“赚够钱买身份了吗?”
“够了。”小陈快乐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还是这么漂着。”
车上的音响正播放着潘美辰的歌《我想有个家》:
好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伤的时候
我可以回家……
“你知道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还不到20岁,只身来到美国,那种滋味……所以一听就爱上了。”
慢着,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也是20岁不到呀?!
“你几岁了?”我眼睛瞪得老大。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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