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李加建老师好。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1)。读您的诗集《人与大地》和《东方诗篇》,最让人震撼的是那些反思历史的作品。“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对年轻一代已经陌生。巴金曾经建议国家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因各种原因没有实现。当局也一直有意鼓励淡忘这段历史。中国传统上推崇“诗史”。杜甫,元好问的诗比正史更能让我们贴近当时。“诗史”可以侧重小我意义上的个人心灵史,和大我意义上的民族史。您在写作时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2)。中国新诗的发展只有近一百年的历史。您亲历了近六十多年来诗歌潮流的变迁。按时间顺序阅读您的诗集,可以看出您在艺术风格上的不断探索。以悼亡诗而为例,您写于八十年代初的《凌晨,在黄坡》与近期的《2月20日上午,杨世煌灵堂》就完全不相似。许多著名诗人有意识地拒绝同代诗人对自己个人风格的影响。您在写作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晓鸣你好!
您提的两个问题,简单答覆如下:1,记得斯大林先生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乍听这话,不由浑身毛骨悚然。其实,咱们祖先早就说过“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也就是这个意思。董狐先生没参透这个道理,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我是一直不相信文字书写的历史的,因为我经历了两个朝代,发觉对于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各人其说不一。四川农民有句俗话:“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大脑,由记忆去构建历史的一个侧面、一个层次。
真实的民族史,只存活在组成这一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具体的生命过程之中,它几乎使得史家的书写总成虚妄,却与文学家对个人命运和他的生存境况的关切与表述十分接近,这使得真正的作家、诗人与政治家很难成为朋友。
我是在文学要贬抑“小我”、弘扬“大我”的教诲中过了几十年。我这人特别不知趣,头脑特笨(即批斗我时说的“花岗岩脑袋”是也!)对于“大我”“小我”一直弄不清楚。也曾试过揑鼻闭嘴使劲鼓气,想像气球那样膨胀得“大“起来,终因憋得难受,作罢。
我在写作时从没想过什么“小我”“大我”,原因如前所说。
2,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写作,只是自己生命自由舒展的一种形态。作品,以文字呈现心灵。因此,很少在艺术手法上去钻研学习,“吾日三省吾身”倒是有的,尽可能去发现、剔除心灵中愚昧、丑恶的东西,坚决拒绝任何权威与大师来修改自已。
诗中的感情浸透了思想。观念变化、角度变化,所谓的“个人风格”大概也就相应有了改变。
晓鸣:
我小时候就接触到与李先生同时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他们成长的少年青年时代,正值旧政权腐败到极点的时期。按一位英国学者的话说,那时要是不左倾就是没有良心。但他们后来的曲折经历,对他们早年的真诚是一个挑战。他们在重新获得写作自由之后,在回顾自己的从前时, 心情一定是复杂的。诗人穆旦说过“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了笑谈。”我在读李先生最近二十多年的作品中,也感觉得到这种复杂心情。在二十多前的《秋思赋》中,虽然对战争的过程和性质有所保留,但仍然肯定“热血的真实和信念的真诚”。但先生近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系列作品,已经超越了个人经验,甚至超越了党派,信仰,国家的界线,在人类的共同价值基础上判断一些历史事实。我不知道我这种阅读判断是否准确,请先生指教。
LI:
我常常在想,文化的发展是不是把很多极为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人,是不是最终会迷失于自已所创造的历史之中?
设想:我们与一个同类相遇于一无所有的荒原,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人”;是和我同类的“人”。其次,才是他的种属、他的国藉、他的信仰……
这个基本出发点,决定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诸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主权与人权……
可惜,我明白这点已经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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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您的诗集《人与大地》和《东方诗篇》,最让人震撼的是那些反思历史的作品。“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对年轻一代已经陌生。巴金曾经建议国家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因各种原因没有实现。当局也一直有意鼓励淡忘这段历史。中国传统上推崇“诗史”。杜甫,元好问的诗比正史更能让我们贴近当时。“诗史”可以侧重小我意义上的个人心灵史,和大我意义上的民族史。您在写作时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2)。中国新诗的发展只有近一百年的历史。您亲历了近六十多年来诗歌潮流的变迁。按时间顺序阅读您的诗集,可以看出您在艺术风格上的不断探索。以悼亡诗而为例,您写于八十年代初的《凌晨,在黄坡》与近期的《2月20日上午,杨世煌灵堂》就完全不相似。许多著名诗人有意识地拒绝同代诗人对自己个人风格的影响。您在写作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晓鸣你好!
您提的两个问题,简单答覆如下:1,记得斯大林先生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乍听这话,不由浑身毛骨悚然。其实,咱们祖先早就说过“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也就是这个意思。董狐先生没参透这个道理,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我是一直不相信文字书写的历史的,因为我经历了两个朝代,发觉对于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各人其说不一。四川农民有句俗话:“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大脑,由记忆去构建历史的一个侧面、一个层次。
真实的民族史,只存活在组成这一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具体的生命过程之中,它几乎使得史家的书写总成虚妄,却与文学家对个人命运和他的生存境况的关切与表述十分接近,这使得真正的作家、诗人与政治家很难成为朋友。
我是在文学要贬抑“小我”、弘扬“大我”的教诲中过了几十年。我这人特别不知趣,头脑特笨(即批斗我时说的“花岗岩脑袋”是也!)对于“大我”“小我”一直弄不清楚。也曾试过揑鼻闭嘴使劲鼓气,想像气球那样膨胀得“大“起来,终因憋得难受,作罢。
我在写作时从没想过什么“小我”“大我”,原因如前所说。
2,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写作,只是自己生命自由舒展的一种形态。作品,以文字呈现心灵。因此,很少在艺术手法上去钻研学习,“吾日三省吾身”倒是有的,尽可能去发现、剔除心灵中愚昧、丑恶的东西,坚决拒绝任何权威与大师来修改自已。
诗中的感情浸透了思想。观念变化、角度变化,所谓的“个人风格”大概也就相应有了改变。
晓鸣:
我小时候就接触到与李先生同时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他们成长的少年青年时代,正值旧政权腐败到极点的时期。按一位英国学者的话说,那时要是不左倾就是没有良心。但他们后来的曲折经历,对他们早年的真诚是一个挑战。他们在重新获得写作自由之后,在回顾自己的从前时, 心情一定是复杂的。诗人穆旦说过“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了笑谈。”我在读李先生最近二十多年的作品中,也感觉得到这种复杂心情。在二十多前的《秋思赋》中,虽然对战争的过程和性质有所保留,但仍然肯定“热血的真实和信念的真诚”。但先生近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系列作品,已经超越了个人经验,甚至超越了党派,信仰,国家的界线,在人类的共同价值基础上判断一些历史事实。我不知道我这种阅读判断是否准确,请先生指教。
LI:
我常常在想,文化的发展是不是把很多极为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人,是不是最终会迷失于自已所创造的历史之中?
设想:我们与一个同类相遇于一无所有的荒原,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人”;是和我同类的“人”。其次,才是他的种属、他的国藉、他的信仰……
这个基本出发点,决定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诸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主权与人权……
可惜,我明白这点已经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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