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王怡的信教
2006年以前,王怡文章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篇:一是在作弊中慢慢成长,
二是步云乡乡长直选调查报告。前者坦诚、犀利,文笔出色,有不服从的精神;
后者的调查研究详尽充分,冷静客观,有注重实际的态度。两篇佳作出自同一人,
不得不佩服他。同为七十年代人,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最近几年他的文章越来越向法理的高深处走,同时又多参与维权活动。作为
思想者和行动者,王怡同时在进步。
2006年初听说王怡信教,惊讶之余深感困惑。然后听说见布什,失望。然后
有排郭事件传出,大惊讶、大失望。
白宫炉边会面,布什问了一个我也很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在无神论教育下
长大的他们,会选择信教?(假如真经历了超自然的神迹,我也会信神。)
王怡在对多维和开放的访谈中,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回答。
一方面,在理论上,他有对相对主义的恐惧:“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思想启蒙
和对自由的渴望,曾经发出过很多声音,但你发现最后往往都走不下去。问题就
出在没有信仰,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是有公义的,是有一个创造者、审
判者和救赎者的。那么善和恶怎么能分得开呢,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谁有胆子
敢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于是我慢慢感到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只是一个关于
价值的个人偏好系统,而不是价值本身。它不能安抚我的内心,甚至不能支撑我
长久地走在我所相信的渴望自由民主的道路上。”
另一方面,他害怕出现个人精神上的消沉:“一年来的打压,我虽然没有恐
惧害怕,但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疲惫感和虚无感…我有时就会担心,这种个人主
义的选择是不稳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变了,选择忍受了,妥协了,因为是
个人主义的就可以免于被质疑吗?”
简而言之,作为思想者的王怡和作为维权行动者的王怡,都已经到了“没有
信仰就走不下去”,为了追求完美的理论支点和完美的人格,他必须信教。诗人
气质和道德感,是其信仰的基础。从楼梯跌下的事故和面向大海的启发,可以用
神迹神谕解释,也可以用自我暗示来解释。
反复比较王怡信教前后的言论,我更欣赏过去的王怡。他曾经:
1. 很羡慕,也很尊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但始终认为自己终其一生都不可能
进到那种“境界”中去
2. 警惕那种士大夫自以为义的自我圣化的情结
3. 强调自己的个人主义立场
这三点是我极其认同的。更进一步,我承认自己的立场是不稳定的,我对事
物的判断会根据认识的深入而转变;我会出于虚荣骄傲而努力,也会因为恐惧害
怕而停顿,会因为疲惫虚无而消沉。
但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某人一时的软弱,不会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翻翻科
学史,没有一个科学家是无所不知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他的定律也只在
一定范围内适用;所有的人都是站在别人肩膀上,世界文明,每天进步一点点。
美国的国父们,几乎个个有坏毛病。华盛顿有勇无谋,亚当斯虚荣,杰弗逊多变。
而美丽岛的囚犯们,差不多都写过悔过书。
这不是说软弱消沉不是缺陷,而是说,人必然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是可以原
谅的。进一步说,他们的伟大,是作为人的伟大,而不是神的伟大。“归根结底,
上帝既然可以心想事成,也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David McCullough)
“我相信民主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值得中国人在这个世代去追求,也是善
和公义的。” 但追求这个公义和善的责任不是个人的,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上帝
的,而是所有中国人的。
对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思考,保持开放的心灵。除非掩起耳朵,没
有什么主义可以被人不质疑。“自以为义的自我圣化”,并非士大夫独有。企图
把理论绝对化,个人思想纯洁化,这种行为恰恰流行在王怡最深恶痛绝的文革时
代。
信教的王怡
信教,毕竟是个人选择。既然都在谈民主自由,只要遵循民主自由的原则,
只要言之有理即可。作为个人选择,王怡可以把基督教作为支持自己的精神支柱,
问题在于,他不能由此把自己理解的宗教准则凌驾于世俗的规则之上;利用其公
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实现其政治目标。
在“拯救”一文中,王怡批评“东京审判”幼稚狭隘,而赞许“日本沉没”
中的悲情感和人类感。有一个误导的观点。就是把王怡在拯救一文提倡的“法治”
当作理性的标准,而把梅法官当成王怡的对立面,把对“拯救”的批评者简约成
提倡“东京大屠杀”的愤青;当然,愤青一定对王怡不满;但是对此不满的未必
就是愤青。
阅读王怡“拯救”一文的时候,固然要清晰切割与狂人们的界限。但同时,
请明白,这种超高标准的人类感才是感性多于理性。连中国人都做不到,还谈什
么全人类?如果连战犯都不能惩治,还谈什么公义?慷慨赴死的牧师,其个人品
德固然高尚,但是否就此制止杀人了呢?卢旺达暴行的终止,最终是靠维和部队
的枪杆子。
在这个话题上,书话的文艺男鹦鹉有个帖子“回想我笔下的日本人和日本
国”,他写到:
“记得第一次见导演,我就提出,不要再去刻画那种超民族超国界的亲情友
情爱情。我不想病态的体现中华民族的宽大为怀,似乎侵华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
的痛苦,还要胜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怎么可能呢?——就算各有悼亡,
他们的亲人,可是不远万里赶来杀人的,我们的亲人,可是坐在家中屡屡被屠
的!”
比人类感和悲情感,我们是追不上王怡了;但基本的是非黑白和常识,不知
道王怡能不能追上我们?
还有所谓的“自以为义”,按照王怡的说法,信仰的反面,是(凡人)
“自我神化、是智性的骄傲(也包括审美的骄傲)”。但是现实生活中最骄傲、
最善于自我神化的,最不能接受不同意见的,恰恰是那些打着上帝旗号的上帝代
言人。比如布什,比如余杰。无论面对多少批评,他们都可以在神的庇佑下,心
安理得转过身去。假如王怡真的对“自以为义”那么警醒,首先,就该和那些人
划清界限。
也许因为是教友,就必须互相支持?这一边倒的选择,也体现在他最近的文
章里。网友“皇帝走了”说:王怡批电影没错,批电影人物也没错,偏偏画蛇添
足批了不该批的现实历史人物,这就大错特错了。但是,作为教徒的王怡,再不
能简单地就事论事了。显然,文章的角度和材料的选择,都已经被先行的主题所
决定。
最近的系列影评,有一根共同主线:非暴力。
“对基督徒来说,非暴力不是策略,而是生命本身的要求,是无条件的。哪
怕非暴力会导致专制时代延长一百年,那就延长一百年。基督徒也看自由民主是
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爱邻人的善行。但基督徒不把这世上的结局当作最高的
目标。因为一切结局都在上帝手中。所以非暴力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上帝在基督
里的命令。”
非暴力自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王怡的呼吁是单向的。他呼吁的对象是在挣
扎反抗的弱者,要他们爱,顺服,消除心中的软弱、苦毒和怨恨。V 之相对于极
权,梅法官之相对于最高统帅和战犯,他们的抗争或许是极端狭隘的,但他们的
对手们,也许更应该倾听非暴力的声音。
2004年王怡曾和陈永苗讨论伊战的正义性。可惜在白宫,和兄弟般的布什见
面的时候,却没提一句战争的暴力。而会面之前,不肯走非暴力路线的郭飞雄刚
刚被踢出局。假如说暴力只是强者独有的武器,那么所谓非暴力,恐怕只能是弱
者的墓志铭。我更相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可惜,苦毒和怨恨并没有彻底从王怡心中消失。不然,他不会说,“想想大
英图书馆那两道恶狠狠的脚印吧。” 从当年作弊中成长的少年,到今天的虔诚
教徒,对共产理论的痛恨,一直没有消除过。
我们知道,在横扫一切宗教信仰的文革时代,其实存在着最大的个人崇拜。
“自1956年始,毛泽东步步为营,以群众的颠覆性力量摧毁了共产主义居高临下
的精英立场,和上帝代理人的身份。事实上使一种妄图统治个人灵魂的意识形态,
在文革之后惨遭阉割。” 而在在对“V字仇杀队”的评论中,王怡写到:事实上,
二十世纪并未诞生真正的“反乌托邦”精神,因为只有乌托邦才能反乌托邦。
不错,用乌托邦反乌托邦。神学政治、上帝之城不就是一个乌托邦?“而在
上帝已死的年代,每个人都可以模仿天使,每一种思想都企图成为新的创世纪。
一个崭新的乌托邦,一个重建的伊甸,一个新的千年王国和新的人子。这是多么
令人激昂的事业啊。”
出于对一种意识形态垄断的仇恨,而投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垄断。其行为模
式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就像要血洗东京的愤青,本质上和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
人相同。
毛主席与上帝,红语录与圣经,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宪法和十诫指导下的
宪法,区别到底在哪里?“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了这个真理,
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
螺旋之后,却回到自己所苦苦逃避抗争的苦境。难道,所谓的领悟,不过是
给自己寻找一种安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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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前,王怡文章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篇:一是在作弊中慢慢成长,
二是步云乡乡长直选调查报告。前者坦诚、犀利,文笔出色,有不服从的精神;
后者的调查研究详尽充分,冷静客观,有注重实际的态度。两篇佳作出自同一人,
不得不佩服他。同为七十年代人,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最近几年他的文章越来越向法理的高深处走,同时又多参与维权活动。作为
思想者和行动者,王怡同时在进步。
2006年初听说王怡信教,惊讶之余深感困惑。然后听说见布什,失望。然后
有排郭事件传出,大惊讶、大失望。
白宫炉边会面,布什问了一个我也很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在无神论教育下
长大的他们,会选择信教?(假如真经历了超自然的神迹,我也会信神。)
王怡在对多维和开放的访谈中,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回答。
一方面,在理论上,他有对相对主义的恐惧:“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思想启蒙
和对自由的渴望,曾经发出过很多声音,但你发现最后往往都走不下去。问题就
出在没有信仰,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是有公义的,是有一个创造者、审
判者和救赎者的。那么善和恶怎么能分得开呢,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谁有胆子
敢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于是我慢慢感到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只是一个关于
价值的个人偏好系统,而不是价值本身。它不能安抚我的内心,甚至不能支撑我
长久地走在我所相信的渴望自由民主的道路上。”
另一方面,他害怕出现个人精神上的消沉:“一年来的打压,我虽然没有恐
惧害怕,但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疲惫感和虚无感…我有时就会担心,这种个人主
义的选择是不稳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变了,选择忍受了,妥协了,因为是
个人主义的就可以免于被质疑吗?”
简而言之,作为思想者的王怡和作为维权行动者的王怡,都已经到了“没有
信仰就走不下去”,为了追求完美的理论支点和完美的人格,他必须信教。诗人
气质和道德感,是其信仰的基础。从楼梯跌下的事故和面向大海的启发,可以用
神迹神谕解释,也可以用自我暗示来解释。
反复比较王怡信教前后的言论,我更欣赏过去的王怡。他曾经:
1. 很羡慕,也很尊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但始终认为自己终其一生都不可能
进到那种“境界”中去
2. 警惕那种士大夫自以为义的自我圣化的情结
3. 强调自己的个人主义立场
这三点是我极其认同的。更进一步,我承认自己的立场是不稳定的,我对事
物的判断会根据认识的深入而转变;我会出于虚荣骄傲而努力,也会因为恐惧害
怕而停顿,会因为疲惫虚无而消沉。
但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某人一时的软弱,不会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翻翻科
学史,没有一个科学家是无所不知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他的定律也只在
一定范围内适用;所有的人都是站在别人肩膀上,世界文明,每天进步一点点。
美国的国父们,几乎个个有坏毛病。华盛顿有勇无谋,亚当斯虚荣,杰弗逊多变。
而美丽岛的囚犯们,差不多都写过悔过书。
这不是说软弱消沉不是缺陷,而是说,人必然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是可以原
谅的。进一步说,他们的伟大,是作为人的伟大,而不是神的伟大。“归根结底,
上帝既然可以心想事成,也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David McCullough)
“我相信民主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值得中国人在这个世代去追求,也是善
和公义的。” 但追求这个公义和善的责任不是个人的,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上帝
的,而是所有中国人的。
对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思考,保持开放的心灵。除非掩起耳朵,没
有什么主义可以被人不质疑。“自以为义的自我圣化”,并非士大夫独有。企图
把理论绝对化,个人思想纯洁化,这种行为恰恰流行在王怡最深恶痛绝的文革时
代。
信教的王怡
信教,毕竟是个人选择。既然都在谈民主自由,只要遵循民主自由的原则,
只要言之有理即可。作为个人选择,王怡可以把基督教作为支持自己的精神支柱,
问题在于,他不能由此把自己理解的宗教准则凌驾于世俗的规则之上;利用其公
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实现其政治目标。
在“拯救”一文中,王怡批评“东京审判”幼稚狭隘,而赞许“日本沉没”
中的悲情感和人类感。有一个误导的观点。就是把王怡在拯救一文提倡的“法治”
当作理性的标准,而把梅法官当成王怡的对立面,把对“拯救”的批评者简约成
提倡“东京大屠杀”的愤青;当然,愤青一定对王怡不满;但是对此不满的未必
就是愤青。
阅读王怡“拯救”一文的时候,固然要清晰切割与狂人们的界限。但同时,
请明白,这种超高标准的人类感才是感性多于理性。连中国人都做不到,还谈什
么全人类?如果连战犯都不能惩治,还谈什么公义?慷慨赴死的牧师,其个人品
德固然高尚,但是否就此制止杀人了呢?卢旺达暴行的终止,最终是靠维和部队
的枪杆子。
在这个话题上,书话的文艺男鹦鹉有个帖子“回想我笔下的日本人和日本
国”,他写到:
“记得第一次见导演,我就提出,不要再去刻画那种超民族超国界的亲情友
情爱情。我不想病态的体现中华民族的宽大为怀,似乎侵华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
的痛苦,还要胜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怎么可能呢?——就算各有悼亡,
他们的亲人,可是不远万里赶来杀人的,我们的亲人,可是坐在家中屡屡被屠
的!”
比人类感和悲情感,我们是追不上王怡了;但基本的是非黑白和常识,不知
道王怡能不能追上我们?
还有所谓的“自以为义”,按照王怡的说法,信仰的反面,是(凡人)
“自我神化、是智性的骄傲(也包括审美的骄傲)”。但是现实生活中最骄傲、
最善于自我神化的,最不能接受不同意见的,恰恰是那些打着上帝旗号的上帝代
言人。比如布什,比如余杰。无论面对多少批评,他们都可以在神的庇佑下,心
安理得转过身去。假如王怡真的对“自以为义”那么警醒,首先,就该和那些人
划清界限。
也许因为是教友,就必须互相支持?这一边倒的选择,也体现在他最近的文
章里。网友“皇帝走了”说:王怡批电影没错,批电影人物也没错,偏偏画蛇添
足批了不该批的现实历史人物,这就大错特错了。但是,作为教徒的王怡,再不
能简单地就事论事了。显然,文章的角度和材料的选择,都已经被先行的主题所
决定。
最近的系列影评,有一根共同主线:非暴力。
“对基督徒来说,非暴力不是策略,而是生命本身的要求,是无条件的。哪
怕非暴力会导致专制时代延长一百年,那就延长一百年。基督徒也看自由民主是
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爱邻人的善行。但基督徒不把这世上的结局当作最高的
目标。因为一切结局都在上帝手中。所以非暴力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上帝在基督
里的命令。”
非暴力自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王怡的呼吁是单向的。他呼吁的对象是在挣
扎反抗的弱者,要他们爱,顺服,消除心中的软弱、苦毒和怨恨。V 之相对于极
权,梅法官之相对于最高统帅和战犯,他们的抗争或许是极端狭隘的,但他们的
对手们,也许更应该倾听非暴力的声音。
2004年王怡曾和陈永苗讨论伊战的正义性。可惜在白宫,和兄弟般的布什见
面的时候,却没提一句战争的暴力。而会面之前,不肯走非暴力路线的郭飞雄刚
刚被踢出局。假如说暴力只是强者独有的武器,那么所谓非暴力,恐怕只能是弱
者的墓志铭。我更相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可惜,苦毒和怨恨并没有彻底从王怡心中消失。不然,他不会说,“想想大
英图书馆那两道恶狠狠的脚印吧。” 从当年作弊中成长的少年,到今天的虔诚
教徒,对共产理论的痛恨,一直没有消除过。
我们知道,在横扫一切宗教信仰的文革时代,其实存在着最大的个人崇拜。
“自1956年始,毛泽东步步为营,以群众的颠覆性力量摧毁了共产主义居高临下
的精英立场,和上帝代理人的身份。事实上使一种妄图统治个人灵魂的意识形态,
在文革之后惨遭阉割。” 而在在对“V字仇杀队”的评论中,王怡写到:事实上,
二十世纪并未诞生真正的“反乌托邦”精神,因为只有乌托邦才能反乌托邦。
不错,用乌托邦反乌托邦。神学政治、上帝之城不就是一个乌托邦?“而在
上帝已死的年代,每个人都可以模仿天使,每一种思想都企图成为新的创世纪。
一个崭新的乌托邦,一个重建的伊甸,一个新的千年王国和新的人子。这是多么
令人激昂的事业啊。”
出于对一种意识形态垄断的仇恨,而投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垄断。其行为模
式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就像要血洗东京的愤青,本质上和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
人相同。
毛主席与上帝,红语录与圣经,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宪法和十诫指导下的
宪法,区别到底在哪里?“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了这个真理,
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
螺旋之后,却回到自己所苦苦逃避抗争的苦境。难道,所谓的领悟,不过是
给自己寻找一种安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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