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堂会”变迁的考量
田青
近来，围绕“堂会”的复出，引发了一场关于“堂会”是简单的“复旧”，还是含有新因子的“再生”的论争。对此，不妨从堂会的变迁中作些思考。
最近，一种名为“堂会”的商业演出形式悄悄走进了京城，在成都、广州甚至江南小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堂会”。
“堂会”的复出，引发了一场争论“堂会”的复出引发了一场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堂会”有很浓的旧时代色彩，“过去都是有权有势人家玩的游戏”，表示一听到“堂会”这个词就“不舒服”。一位曲艺界的老前辈说：“小时候我就经常到有钱人家去唱堂会，不管小孩还是老人，只要是做寿就给人家磕头，就是为了一个红包。那时候，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去唱堂会都是为了生存。不过，在那里演出几乎失去了人格和尊严，我可以说身受其害。”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新社会条件下“堂会”的复出，是艺术市场化的自然结果，满足了社会对艺术的消费需求，也为许多青年演员提供了艺术实践的机会，不但不是旧社会丑恶现象的重现，而且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恰好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在新形势下向民众普及文化、传播文化的方式。
“堂会”的变迁，反映了清代皇权的逐渐衰落和民间艺术的广泛崛起
对于“堂会”这种形式和现象是应该大声叫好，还是应该严厉批判呢？首先要弄清旧时候的“堂会”是个什么东西。堂会，是清代、民国年间流传的一种重要演出形式，尤以北京等大城市为最。在艺术形式上，它可以是主家喜欢的任何戏曲、任何曲艺，任何剧目曲目；任何出得起钱的人都可以为任何私人目的（婚嫁、祝寿、孩子满月等等）办堂会。它与正式的剧场演出的惟一的区别在于其演出的地点或场合。简单说，私人或团体为私人目的在专业剧场之外的地方包场演出(在本府 会馆 饭庄中) 都叫“堂会”。艺术的发展，需要一个环境，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持。西方学者在论述艺术史时，常常用一个“恩主”的概念。我们可以不喜欢这个词，可以认为它伤害了艺术家的自尊，也没有正确反映艺术家是推动艺术前进的主要力量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任何时代，都只有富有的阶级才有能力提供艺术家进行艺术活动所必须的条件的事实。实际上，这个“恩主”的角色随着社会的改变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并呈逐渐下移的趋势。堂会在清代中期之后在我国滥觞，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艺术在那个时代，已经从历来最大的“恩主”宫廷下移到普通富裕阶层，反映了清代皇权的逐渐衰落和民间艺术的广泛崛起。当然，统治阶级扶持艺术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旧社会的有钱人办了堂会今天就视其为罪恶之源。
怎样看待“堂会是旧社会艺人的悲哀”的观点？
有人认为“堂会是旧社会艺人的悲哀”，是出自说者自己亲身的体会。对历史观察中个体生命的感受，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和理解。但是，虽然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和经济，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和经济。当我们判断历史的时候，应该超越个体的主观感受而用一种群体的、更高、更广阔、更客观的视角。一个人的感受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还需要更多人相同感受的验证。
前些时候，《今天杂志》曾刊载了一篇名为《下岗女演员独创京剧堂会的特别经历》的文章，讲述“一个江南小城的失业京剧女演员，在经历了谋生的困顿与迷惘之后，终于文化回归，创立了独具一格的京剧堂会，她在为自己找到了充分施展才艺的新舞台的同时，也为小城增添了一道民俗新景观。”我想，这个下岗女演员对“堂会”的个体感受，便与那位老前辈不同，似乎也可能更具现实意义。重要的是，这个关于“堂会”的争论，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艺术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复杂性。从艺术的发展来说，当年的堂会的确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它使艺术家得到了更多互相观摩切磋和表演的机会，也使更多人欣赏了原本只有皇亲国戚才能欣赏的艺术。
“堂会”只是一种形式，不应把它泛政治化和当作艺术本身
今天的“堂会”，当然也不是为打工者服务的，但让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在“堂会”上接受一些艺术的熏陶，哪怕只是浅层次艺术的熏陶，也总比让他们在麻将桌上或洗头房里“消费”要好得多。至于认为“堂会”现象的出现，加剧了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更是张冠李戴、打错了靶子。今天的“堂会”，无论是其内容、形式，还是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已经与旧时的堂会有所不同了。“堂会”，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一个演出场合。把它泛政治化不对，把它就当成艺术本身更不对。一场“堂会”是“旧社会”腐朽东西的“复辟”，还是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展，甚至是新艺术的展现，应该视这场“堂会”所包含的节目内容而定。假如在名为“堂会”的演出中出演的是优秀的、正派的传统艺术，我们为什么不为它叫好呢？也许，在今天的“堂会”里令艺术家的尊严受到侵害的事情还会发生，但我相信，那种坚持要演员表演《关公战秦琼》的“老爷子”，毕竟会越来越少。因为，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我还是相信文明的进步。虽然，这进步常常很慢，并常常要求我们付出超出我们想象的代价。（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图）旧时，北京的曲艺堂会多请“子弟八角鼓”演出。子弟八角鼓原为满族八旗子弟的一种自娱性质的艺术形式。参加演出的演员称为票友，其演出是纯义务性质的，但排场讲究，声势浩大。图为子弟八角鼓票房“过排”。 链接 “堂会”小史
堂会起源很早，在中国戏曲诞生之前，官民上下即有类似的演出活动。但堂会的称谓则约在清代中后期才逐渐被梨园界人士叫开。旧京，上至皇室、王公大臣、各级官僚、绅商富贾，下至一般庶民小康之家，在举办喜宴会时，往往要请戏曲界的艺人演出助兴。用来烘托喜庆气氛，藉以炫耀“天恩祖德，功名富贵”；家族之间进行自我祝愿；作为一种精神慰藉和娱乐；同时又是对于前来随礼祝贺的亲朋好友的一种招待与酬谢。
因堂会戏剧演出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庆贺、祝愿、娱乐、联欢等性质，是红喜事中的盛举，故谓之“喜庆堂会”。喜庆堂会是个“通称”、“泛称”。如果根据堂会的性质来分，大体上可分为：人生礼仪庆典堂会、谢天酬神祭典堂会、年节人际交往堂会三大类。
———辑自《喜庆堂会》（常人春、张卫东著，学苑出版社出版）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田青
近来，围绕“堂会”的复出，引发了一场关于“堂会”是简单的“复旧”，还是含有新因子的“再生”的论争。对此，不妨从堂会的变迁中作些思考。
最近，一种名为“堂会”的商业演出形式悄悄走进了京城，在成都、广州甚至江南小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堂会”。
“堂会”的复出，引发了一场争论“堂会”的复出引发了一场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堂会”有很浓的旧时代色彩，“过去都是有权有势人家玩的游戏”，表示一听到“堂会”这个词就“不舒服”。一位曲艺界的老前辈说：“小时候我就经常到有钱人家去唱堂会，不管小孩还是老人，只要是做寿就给人家磕头，就是为了一个红包。那时候，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去唱堂会都是为了生存。不过，在那里演出几乎失去了人格和尊严，我可以说身受其害。”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新社会条件下“堂会”的复出，是艺术市场化的自然结果，满足了社会对艺术的消费需求，也为许多青年演员提供了艺术实践的机会，不但不是旧社会丑恶现象的重现，而且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恰好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在新形势下向民众普及文化、传播文化的方式。
“堂会”的变迁，反映了清代皇权的逐渐衰落和民间艺术的广泛崛起
对于“堂会”这种形式和现象是应该大声叫好，还是应该严厉批判呢？首先要弄清旧时候的“堂会”是个什么东西。堂会，是清代、民国年间流传的一种重要演出形式，尤以北京等大城市为最。在艺术形式上，它可以是主家喜欢的任何戏曲、任何曲艺，任何剧目曲目；任何出得起钱的人都可以为任何私人目的（婚嫁、祝寿、孩子满月等等）办堂会。它与正式的剧场演出的惟一的区别在于其演出的地点或场合。简单说，私人或团体为私人目的在专业剧场之外的地方包场演出(在本府 会馆 饭庄中) 都叫“堂会”。艺术的发展，需要一个环境，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持。西方学者在论述艺术史时，常常用一个“恩主”的概念。我们可以不喜欢这个词，可以认为它伤害了艺术家的自尊，也没有正确反映艺术家是推动艺术前进的主要力量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任何时代，都只有富有的阶级才有能力提供艺术家进行艺术活动所必须的条件的事实。实际上，这个“恩主”的角色随着社会的改变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并呈逐渐下移的趋势。堂会在清代中期之后在我国滥觞，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艺术在那个时代，已经从历来最大的“恩主”宫廷下移到普通富裕阶层，反映了清代皇权的逐渐衰落和民间艺术的广泛崛起。当然，统治阶级扶持艺术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旧社会的有钱人办了堂会今天就视其为罪恶之源。
怎样看待“堂会是旧社会艺人的悲哀”的观点？
有人认为“堂会是旧社会艺人的悲哀”，是出自说者自己亲身的体会。对历史观察中个体生命的感受，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和理解。但是，虽然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和经济，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和经济。当我们判断历史的时候，应该超越个体的主观感受而用一种群体的、更高、更广阔、更客观的视角。一个人的感受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还需要更多人相同感受的验证。
前些时候，《今天杂志》曾刊载了一篇名为《下岗女演员独创京剧堂会的特别经历》的文章，讲述“一个江南小城的失业京剧女演员，在经历了谋生的困顿与迷惘之后，终于文化回归，创立了独具一格的京剧堂会，她在为自己找到了充分施展才艺的新舞台的同时，也为小城增添了一道民俗新景观。”我想，这个下岗女演员对“堂会”的个体感受，便与那位老前辈不同，似乎也可能更具现实意义。重要的是，这个关于“堂会”的争论，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艺术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复杂性。从艺术的发展来说，当年的堂会的确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它使艺术家得到了更多互相观摩切磋和表演的机会，也使更多人欣赏了原本只有皇亲国戚才能欣赏的艺术。
“堂会”只是一种形式，不应把它泛政治化和当作艺术本身
今天的“堂会”，当然也不是为打工者服务的，但让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在“堂会”上接受一些艺术的熏陶，哪怕只是浅层次艺术的熏陶，也总比让他们在麻将桌上或洗头房里“消费”要好得多。至于认为“堂会”现象的出现，加剧了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更是张冠李戴、打错了靶子。今天的“堂会”，无论是其内容、形式，还是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已经与旧时的堂会有所不同了。“堂会”，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一个演出场合。把它泛政治化不对，把它就当成艺术本身更不对。一场“堂会”是“旧社会”腐朽东西的“复辟”，还是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展，甚至是新艺术的展现，应该视这场“堂会”所包含的节目内容而定。假如在名为“堂会”的演出中出演的是优秀的、正派的传统艺术，我们为什么不为它叫好呢？也许，在今天的“堂会”里令艺术家的尊严受到侵害的事情还会发生，但我相信，那种坚持要演员表演《关公战秦琼》的“老爷子”，毕竟会越来越少。因为，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我还是相信文明的进步。虽然，这进步常常很慢，并常常要求我们付出超出我们想象的代价。（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图）旧时，北京的曲艺堂会多请“子弟八角鼓”演出。子弟八角鼓原为满族八旗子弟的一种自娱性质的艺术形式。参加演出的演员称为票友，其演出是纯义务性质的，但排场讲究，声势浩大。图为子弟八角鼓票房“过排”。 链接 “堂会”小史
堂会起源很早，在中国戏曲诞生之前，官民上下即有类似的演出活动。但堂会的称谓则约在清代中后期才逐渐被梨园界人士叫开。旧京，上至皇室、王公大臣、各级官僚、绅商富贾，下至一般庶民小康之家，在举办喜宴会时，往往要请戏曲界的艺人演出助兴。用来烘托喜庆气氛，藉以炫耀“天恩祖德，功名富贵”；家族之间进行自我祝愿；作为一种精神慰藉和娱乐；同时又是对于前来随礼祝贺的亲朋好友的一种招待与酬谢。
因堂会戏剧演出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庆贺、祝愿、娱乐、联欢等性质，是红喜事中的盛举，故谓之“喜庆堂会”。喜庆堂会是个“通称”、“泛称”。如果根据堂会的性质来分，大体上可分为：人生礼仪庆典堂会、谢天酬神祭典堂会、年节人际交往堂会三大类。
———辑自《喜庆堂会》（常人春、张卫东著，学苑出版社出版）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