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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军为何不如民团——砍柴闲看《水浒》之七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水浒》中梁山诸人造反后,官府派军队一再进剿,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统帅的军官级别越来越高,可结果一样,都落败而去。
  如果说晁盖刚刚劫了生辰冈,上了梁山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千人——出动的仅仅是当地武警,第一次攻打梁山,翦羽而归,是因为视梁山等人为普通打家劫舍的草寇,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后来朝廷逐步重视梁山的危害,进剿的力度加大,会巫术的高廉落败后,高太尉大兴三路兵,从大宋王朝的辖区内调拨精兵良将,并让名将之后呼延灼拜下连环阵,照样败北;最后高太尉亲任兵马大元帅,征调河南河北、上党太原、京北弘农、颖州汝南、中山安平、江夏零陵、云中雁门、陇西汉阳、琅琊彭城、清河天水等十路节度使各率一万兵,会剿梁山泊,此时已是集大宋政府各地部队之精锐,大举进剿,可结局仍然惨败,“齐声唤,前头捉了高太尉。”“不周山下红旗乱。”梁山好汉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与官军的无能相反,真正让梁山泊焦头烂额的竟然是民团,——套用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法,给起义军添大麻烦的是当地地主武装。
  和梁山毗邻、一个小小的祝家庄,就使宋公明三次兴兵,前两次不但没有搞定,还让许多大将被人俘虏,最后离间了祝、李、扈三家,使用了连环计,让反水的登州府军分区司令员孙立假装前来帮助祝家,才最后攻陷了祝家庄。
  攻打曾头市时,曾氏五兄弟加上一个家庭教师史文恭就让梁山好汉们纷纷落败,连梁山首义的领导人、梁山群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晁天王也中箭身亡。
  和官府那帮吃干饭的混蛋们比较,这些自筹钱粮、自练兵马的民团战斗力太强了。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攻守之势异也。打祝家庄、打曾头市,梁山泊部队是攻,民团是守,强龙对地头蛇当然花的力气要更大。而官军进攻梁山泊则是攻,此时的梁山部队是守。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三山的义军合兵打青州,也是主动出击,照样取得了胜利。我认为民团比官军战斗力强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
  有宋一代,国富而兵弱是出名的,不但在大辽和后来的大金面前屡战屡败,连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敢侵掠大宋疆域。中国历朝历代,恐怕没有比大宋朝更窝囊的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制得失》中说过,宋代是因养兵而亡国的。养兵本是为了护国,最后走向了其反面,这恐怕是太祖皇帝没有想到的。一个殿前检点(羽林军头目)赵匡胤发动兵变,就能黄炮加身,好比非洲一些小国,一个少校衔的总统府警卫队长,就敢赶下总统自己做。赵匡胤深知武将坐大之祸,杯酒释了兵权,在文官地位持续提高的同时,武将地位较低。宋代军队分禁军、厢军两类,基本上都是募兵即职业兵,从少小当兵到六十岁退伍,这样的兵还有什么战斗力?另外一种兵就是配军,像武松、宋江、杨志这样犯了罪的人,刺了字进军队服役。这样的兵闹不好像牧野之战的纣王部队一样,给你来个反戈一击。厢军就是些杂七杂八的地方部队,他们并不归军事首领统帅,而是由当地的文官如知府管理,——而文官是流官,常常调换的。平时不修战备,纯干些地方的建设项目,如苏东坡知杭州时,浚西湖修苏堤的主力是当地的厢兵,有些地方部队还经商,如《水浒》中的张团练(地方军分区司令员)就是“快活林”的后台老板。这样的部队,只有到了战时,才临时征调稍加训练就上前线,能有什么战斗力?而且这些临时征调的地方部队,其统帅并非平时朝夕相处的将领,也是临时选拔的。如《水浒》五十四回,高太尉集合了一些兵马准备去剿梁山,临时找了呼延灼做兵马指挥使,“(呼延灼)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领三十人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呼延到了东京后,又临时找了韩、彭二人做先锋。这样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如何能打仗?呼延带去打梁山的数万部队,恐怕只有从汝宁带过去的那个三十人的警卫排真心听他的话。
  禁军是从各地选拔,拱卫京师的,战斗力稍稍强一些,但开国日久,这些模范部队的战斗力也下降了。——就如唐代的神策军、满清的上三旗一样,最后徒有其名。因为禁军在皇帝身边,他更不敢长期让能干的军事将领统帅,大多交给高俅这样只会哄皇帝开心的弄臣管理。对付梁山这样的造反者,也只能多用各州厢兵,不敢轻易劳动禁军,因为如果京师空虚,北面大辽南下如何办?
  中国从秦始皇郡县天下后,真正的封建已经消亡。封建社会才是家中有家,国这个大家中有无数小家。国王对各地割据的贵族内部事务并不多加干涉,碰到外敌就像周幽王碰见狄戎入侵一样,用烽火召集各地诸侯来勤王。各地诸侯自己养兵,自己保卫自己,自然积极性很高,部队也有战斗力。但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就是诸侯用兵自重,不把老大放在眼里,像楚子那样,“吾有弊甲,欲观中原之政。”后代的皇权社会,皇帝老儿最大的担忧是武将拥兵自重,因此处心积虑地削弱军事将领对部队的影响。——宋代和明代这方面做得最彻底,宋、明皇帝恨不得天下几百万兵卒只听皇帝一个人的,而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将军,——管他是岳飞、还是戚继光或者袁宗焕。三人的悲剧也是源于此。既希望平时将兵分离,又希望打仗时将兵一体,英勇善战。这怎么可能呢?只有现代民主社会,真正做到军队国家化,文人统军、武人治军既能避免军人干政,又能保证常备军的战斗力。所以在皇帝用文官不断干预军事,不断折腾武将时,军队人数再庞大,如宋代一百多万,明代决不少于这个数字,在胡人和流寇的攻击下,一溃千里。就如那些去打梁山的官军一样,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眼里也没有军事统帅,临时抽调的将领也心里不平,受制于高俅那样的人,打不好还要当替罪羊,谁愿意死心塌地地打仗?
  和官军正好相反,民团有具体的战斗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庄园,保护自己的家。无论是祝家庄还是曾头市,他们厉兵秣马、修建濠垒的目的明确,抵抗那些动不动就来“借粮”,实则是烧杀抢掠的梁山人。这些人世代聚族而居,同枝共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练兵的目的明确,练兵的方法、防御的模式也很有针对性。他们不象官军那样,中间有无数的层级,决策者和战斗人员之间隔膜重重,信息不畅。这些民团的将兵之间,或亲戚、或世交、或师生,因此这样的民团,最小的成本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尽管秦汉以后,割据减弱。但各地的庄园主,还是喜欢训练民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官军,即自己纳税养起来的政府军极度不信任。在封建和民主社会之间,皇权社会实质上是个最糟糕的政体。封建社会是责任分解,用许倬云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总公司给各分公司极大的自主权,你自己练兵保护自己,只要别造董事长的反就行了。而现在民主社会,所有的股民买了股票,给你交了税,别的事情就不用再管了,自然政府有义务来保证社会稳定、保护国家不受侵犯。可是皇权社会里,老百姓已经支付了用于防卫的费用,即皇粮国税,官军并不能履行相应的义务,大的战端一开,各地的老百姓还得自己保护自己。你让官军打仗,他们会像明末那样,一次次为辽东战事临时加税,就好比你交税已经包括义务教育支出,可修学校还让你临时集资一样不合理。老百姓明明知道这种双重支付不合理,但为了自己的安宁,还是选择自己掏钱保卫自己,如祝家庄、曾头市,他们这样花钱至少能看到钱化在哪里,看到花钱所起的直接效果。
  其实,在中国由于皇权社会管理之混乱,效率之底下,官军的战斗力很多时候都不如“家军”——即民团。李闯能一鼓作气攻进北京,南退后却处处陷入地主武装的进攻,最后在九宫山丧于民团之手。满清铁骑由吴三桂迎入关内,打败李闯,可打了江南,柔弱之江南遗民处处毁家抗争。到了咸同之世,八旗、绿营等政府军一塌糊涂,翦除洪杨、廓清东南的依然是曾、左、李等人的民团。
  面对官军不如民团的历史怪圈,不仅要问:花费无数公帑,养兵干什么?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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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美文转贴 / 罪犯在监狱中的地位——砍柴闲谈水浒之一 (Z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一般说来监狱是关押、改造罪犯的地方,是体现国家权威、执行刑罚的专政机器。因此罪犯在监狱中的地方是很低的,甚至可以说不仅是自由甚至是生命系于管教之手。君不见我们今天许多监狱都写着这样的大标语:“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干什么?”这些标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犯人:你是罪犯在这里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而无别的选择。
      可不久前的一件旧闻却让人罪犯在监狱地位低的印象产生了怀疑。大连的黑老大邹显卫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大连监狱服刑。在监狱长谢红军等一干监狱民警的关照下,过起了大墙内的“星级生活”。报载:监狱把他安排在远离普通牢房的单间里,房间里有冰箱、彩电、电话等生活用品,两名犯人充当勤杂人员为其服务,随叫随到。很少参加劳动改造的邹显卫还担任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动不动就打骂其他犯人,简直可在监狱呼风唤雨。据说还有一位女民警投坏送抱,爱上了这位老大。
      看官莫要莫名惊诧,像邹显卫这样的牛逼罪犯古就有之,也算是中华法制史上一大光荣传统吧。
      宋江在监狱里服刑的日子比起邹显卫来更加舒服,其何止是呼风唤雨,甚至让监狱民警成为自己的马仔。
      《水浒》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中写道,黑宋江杀死了想举报自己的二奶阎婆惜,本来应当判死刑,可是在知县和刑警队长朱仝等人的关照下,上下其手,化些银子故意放走了这一杀人犯,最后不巧落到青州都监的手中,刺配江州,押到九江监狱去服刑。按理说九江离宋公明老家千里迢迢,这种异地服刑应该让犯人做不了什么文章,邹显卫之所以在监狱中那样牛,和他在家乡大连服刑不无关系,如果让他去新疆服刑,未必能有“星级生活”。然而大宋官家错了,异地服刑对一般犯人有用,可这宋江是何等人?那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及时雨。
      你看他刚到江州,“取三两银子,与了江州府公人”,便换取住单间的待遇。监狱长(两院节级)戴宗因为宋江没有及时送上“常例钱”,要打宋江一百棍,用戴宗的话来说:“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由此可见监狱警察对犯人生杀予夺的权威。
      可当他知道眼前的贼配军是宋江时,这位监狱长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人听了大惊,连忙作揖,说道: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兄长,此处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这戴宗立马和黑社会老大称兄道弟,不过他很有心眼,在众目睽睽之下,只作揖而已,可到了无别人看见的酒楼单间,“起身望着宋江便拜。”监狱长戴宗如此,那么他的死党、杀人外逃混进警察队伍的李逵,自然对宋江这个黑老大更是如众星参北斗一样。
      你看这宋江在监狱里过得什么日子。日日有戴宗、李逵陪着喝酒游玩,为了宋江吃上一口鲜鱼汤,本应监管他的警察李逵,不惜在浔阳江头和张顺大打出手。几人喝酒时,还有妙龄女子在旁边唱曲。那时没有女子做管教警察,如果有的话,像沈阳中院女院长爱上刘涌,大连监狱女警爱上邹显卫一样,没准某个女民警也会委身于宋江。
      无独有偶,另一位知法犯法,以刑警队长(都头)的身份杀人的武松,——这是宋代的杜书贵,被押送到东平府服刑,监区长施恩日日好酒好菜对他照顾。一则因为武松打虎英雄之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利用武松赶走蒋门神。
      那时候政法单位和部队办公司、搞经营也是常事。这施恩原来在孟州东门快活林办了一个大赌场。——警察精英黄、赌产业。亦有传统。可他是一个小警察,比起军分区司令张团练自然是小巫见大巫,张司令利用蒋门神赶走施恩,独自经营这个日进斗金的赌场。施恩便请出了自己手下的犯人武松,打败了蒋门神,重霸快活林。
      在吏制腐败、司法黑暗的社会,所谓的执法权到了具体的执法者手里,便是由公权变成私人的资源。套用吴思先生的理论,这种执法权是由个人支配的伤害能力,既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如每个犯人进监狱后,必须给戴宗上供常例钱,否则就会吃皮肉之苦,甚至像只苍蝇一样被打死。同时这种由个人掌握的执法权又能拿来做人情,像戴宗、李逵、施恩等小吏心中,哪有什么制度、规矩、朝廷,他们心中只有银子和所谓的义气。由于这种司法现状,使警察和罪犯的地位有着滑稽的倒置。从制度上说,戴宗他们是管教宋江等人的,自然在宋江面前他们应该威风凛凛。可自古警匪一家,那时节的执法人员,也多栖身于两种体系内。明的说来他们是帮朝廷、帮赵官家当差的。可这份差事仅仅是他们用来谋取利益的工具而已,他们自觉的定位则是江湖中人,因此对一个人地位的判断,大多数如戴宗、李逵、雷横等等依据的不是“白道”上的标准,而是“黑道”上的标准。因此对白道而言,正在服刑的宋江是个杀人犯,要被好好管教才对。可对黑道而言,他是江湖上声名显赫的黑老大,在他面前,无论是刑警队长雷横、朱仝还是监狱警察戴宗、李逵,都是用江湖的规则来尊重他,保护他。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浔阳江头题反诗,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小小的戴宗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已不能再罩着他。他在九江监狱这种“星级生活”也许会一直过下去。
      有人也许会奇怪,宋江这个犯人被戴宗、李逵像大爷一样供着,为什么有关部门就不知道呢?直到提反诗,才有黄文炳告到知府那里呢?且等之二:小吏的能量。砍柴再作讨论。

    作者:十年砍柴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小吏的能量——砍柴闲谈水浒之二 (Z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水浒》、《红楼》、《西游》这类游戏文字,可自问世后,都如六经一样,让后人纷纷按照自己的意图注解。写一百单八将聚义梁山的《水浒》更是如此,在不到三十年前的中国,意识形态一通江湖,政制权威无孔不入,水浒更是演绎成投降与反投降,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教科书。众头领也按阶级划线,而主张招安的大头领宋江自然是篡夺革命果实、一心想投降的地主子孙。
         其实说梁山这干杀人放火、只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强盗们是“农民起义”,完全是后人附会。除了游手好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阮氏三兄弟和农民沾边外,其他谁是地道农民?
         与其说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小吏造反。这一百单八将里许多人原来是体制内的小吏,——那时候民事、军事分野不严格,因此下级军官也可算小吏。我粗略地算了算。这些小吏有如下这些。
         大头领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这是个舞文弄墨的文吏,大概算县委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或秘书,在这个职位上必定心细,善文墨、懂相关法律政策、多权谋、交往广。宋江在这个职位上结交天下英雄,拿公家的政策送人情从而博得大名,最后成为造反的众吏之首决非偶然。
         警察序列的:都头(刑警队长)武松、朱仝、雷横、李云等。监狱警察或司法警察有戴宗、李逵、施恩、蔡福、蔡庆、杨雄等人。
         下级军官有林冲、(八十万禁军的普通教头品级不高,他并非总教头,这便是参谋与参谋长的区别,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如果他是高级武官,陪夫人进香怎只能有丫鬟锦儿陪判而无公职跟随?又怎能随便和一个野和尚结拜弟兄?)鲁达、索超、杨志、花荣、孙立、孙新、徐宁、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定圭、魏定国、张清等人。呼延灼、秦明也就是个中级武官。
         另外梁山水泊的前领导核心晁盖是个保正,即东溪村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任,无小吏之名,有小吏之实。
         这些人上梁山的具体路径不一样,有主动投奔,有逼上梁山,有被哄骗上梁山的,也有随大流糊里糊涂上山的。但从整个小吏群体来看,他们造反,其杀伤力要比普通的农民大得多,普通的农民上梁山也就是个进不了序列的喽罗。他们拿赵官家的俸禄,小吏的职位也曾为他们带来风光,他们为什么还要造反?
         我们得从中国古代的官制说起,从汉代举孝廉开始,中国逐步形成成熟的文官制度。有妻到了隋唐,科举取士日趋完备,文官地位日高,官和吏即政务官、事务官泾渭分明,不经科举的能吏要想混个大官,没有特殊机遇几乎不可能。
         具体说到宋代,宋太祖这个政变起家的丘八坐了龙廷后,鉴于前朝得失,采取了抑武重文的国策。文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高于前代任何一朝,每次进士录取名额是唐代的几十倍。必然造成“冗官”,这么多正经出身的文人涌进官场,势必把任何一个官位占忙,而众多小吏即使干得再好,除非在自己的岗位上楷点油外,几乎只能终身为吏而不能升官。无激励机制就不会有责任性,而时间一长,整个群体还会对朝廷心生不满。
         你看宋江浔阳江头题反诗那一节。几杯酒下肚,任宋江平时如何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此时也醉后吐真言。他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于是便有了那首满纸反意的《西江月》:“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可以说是宋江对体制不满的全部暴露,他的反意早有了,如果他一直是个忠于朝廷的小吏,他怎会主动结交天下的盗贼强梁,又怎会主动做“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几次以老父在堂为由不入梁山,只是一则时候未到,二则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这正是宋江狡诈过人之处。
        宋代的文吏命运如此,军官更是这样了。宋代当兵的和囚犯地位差不多,像秦明这样一州军事统领,见了文官知州,就如保镖见到老板,他安能服气?中级军官如此,更不用说下级军官了,除了战功一途,他们几乎不能出头。而北宋长达百年的“岁币”买和政策,他们也难以有战功。那么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下级军官极易造反。——林冲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可见军官待遇。
        而且在那时候,权力和责任又不是成正比的。当官的有权有势却不办事不负具体责任,做小吏的无大权,待遇不高却责任重大。正如今天所说:“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任何重大的事情,必须通过小吏才能在基层落实。你看杨志失了生辰纲,因担不起责任而入了盗贼;而在有关部门侦察这惊天大案时,也是太师责府尹,府尹责观察、观察责公人。最后压力落在具体办事的小吏身上。府尹以充军威胁缉捕使臣何涛速速破案。——就如政法委领导批示下面基层公安限期破案一样。
        你看府尹所说:“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限我投沙门岛走一遭。”他当然只有打具体办事人的板子,这具体办事的小吏又如何服气?因为即使破了案,向太师报喜领赏最后升官的是府尹,干小吏何事?小吏能口服心服吗?不过破案的还是何涛这个小吏,离开小吏什么太师、府尹顶个啥用?
        小吏地位卑微,可惜他们的能量却不小。自古中国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为回避,因为深迁。科举出来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几年就走了,而小吏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太熟了,张村有哪几户富翁,李村有几个二流子,他们清清楚楚。他们不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场和朝廷的各种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员,要么读圣贤书出来的,每天吟诗作对,要么如蔡九、梁中书这样靠裙带关系起来的,具体带有技术性的事务活,他们远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盗、收钱、送发公文这些话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做官的信息渠道不畅,而具体办事能力不行,碰上宋江这类见识广、神通大的能吏,能不轻易被瞒骗么?
        你看何涛破案后,报知府尹,府尹却不亲自出马抓贼,而是让小小的缉捕使臣何涛去通知郓城县政府——依靠当地公安捉拿大盗。恰好碰上了郓城县黑社会第一保护伞、晁盖的结义兄弟宋江。——可见平时官僚主义到何等的地步,府一级官吏对自己属下的郓城县重要书吏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毫不知情,何况远在东京的赵官家?这种信息不畅使宋江有通风报信的机会。
        你看这个能吏官场上手腕何等娴熟,他先恭维何涛:“观察是上司差来该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休说太师处着落,便是观察自赍公文来要,敢不捕送。”捎带上大骂晁盖:“晁盖这厮,奸顽役户。”用如簧的巧舌稳住了何涛,然后去东溪村报信。——在抓捕晁盖等人的行动中,不止是宋江,包括郓城县两大都头朱仝、雷横也正相通风报信。主要办事的胥吏如此,难怪如赖昌兴这样的老大随便就能逃走。
        对于宋江这样能干的书吏,当官的容易被蒙骗,同样做吏的同行则未必会被骗。——因为他们平时行事和宋江一样,自家人那点伎俩谁不知道。
        你看宋江到了江州,日日和监狱警察戴宗、李逵喝酒游乐,当地官员竟然得不到信息,这又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又一证据。直到题写反诗被另一能吏黄文炳报告到蔡九那里,知府下令抓人。这戴宗又出主意,让宋江装疯。——今天这类把戏也不少,多少人犯罪后买通医院出具有精神病的诊断,以逃避刑事处罚。可黄文炳却不会像蔡九这样的公子哥那样愚蠢,他说:“休信这话。本人作的的诗词,写的笔迹,不是有风症的人,其中有诈!好歹只顾拿来!便走不动,扛也扛将来。”评点水浒的金圣叹读到此处也大赞“黄文炳能。”后来蔡九写信给父亲蔡京请示,被吴用请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伪造文书和图章,几乎骗过了蔡九这个纨绔,可还是骗不过黄文炳。原来这封假冒的书信用的是“翰林蔡京”图章,这中间的毛病,技术上作假水平再高的金大坚和梁山其他草莽自然不明白,只有吴用和黄文炳才明白。你看黄文炳所说:“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将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这封假冒书信便几乎要了宋江、戴宗的命。能吏宋江、戴宗终于栽在另一个能吏手中。
        吏中如宋江这样能干者不乏其人,他们这种办事能力、办事功绩与自己的待遇、身份不相称,让他们公忠体国如何可能呢?他们无非将吏这一公共职位作为自己谋取私利、伤害别人保护自己的工具而已。那时候吏的工资并不高,像宋江、朱仝这样的富户做吏恐怕更多是为了保护本家财富、更兼有某些政治抱负而已,好比现在一些地方富翁的子弟花钱也要进公安,买身警服保护自己。而像李逵这样的牢子也许还是编外人员,他不向犯人敲诈行吗?
        吏的地位卑微底下而无制度性的保障,所以他们可以伤害别人也容易被别人伤害。那么他们在体制内三心二意处处为自己留后路完全可以理解,你让他们拿那点钱诚心诚意为赵官家,为上司干活,从而得罪江湖人士,可能吗?除非他们脑子进水。——黄文炳的下场就是所有小吏的反面教材。
        日积月累的不平、委屈碰上时机,那就只有造反了。正因为他们来自体制内,所以并非真正反这个体制。他们反的是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正如宋江那样能力出众,年过而立却只有江湖上的虚名,而没有真能光宗耀祖的官位一样。造反后再受招安做大官便是他们自然的选择,当年我们说投降派头子是宋江,这也很自然,因为他们作为小吏并没有真正造那个体制的反,而是造那些能力不如自己、却占据高位、在分肥中占尽优势的大官们的反。造反的目的是为了从吏到大官,为了分肥更方便。
        这样的造反不是真造反,那么这样的投降也不是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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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个失败二奶的教训.——砍柴闲谈水浒之三 (Z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水浒描写的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满篇多是杀人、放火、喝酒、吃肉,描写风月的笔墨不多。寥寥可数的女人中,除了林冲娘子这样的贞节烈妇外,其他的不是如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友”,就是潘金莲、潘巧云那样的淫女荡妇。
        在这些女人中间,有两个“二奶”不可不提,那就是让宋江最终为寇的阎婆惜和促使雷横落草的白秀英。
        这两个二奶都是东京人士,也就是说在首都长大,从小操一口京片子,眼界开阔,阅人无数,见识过“五陵年少争缠头”的京都美女,山东郓城那样小地方的汉子,即使如江湖上声名赫赫的宋江,照样难入她等青眼。——因为风尘中慧眼识李靖的红拂女毕竟是奇缺得如大熊猫一样。就像现在,某些满口雪莱的诗人或者动辄哈维尔的宪政精英,进了歌厅,还没有大街上刚刚混江湖的“古惑仔”更讨小姐喜欢。
        阎婆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和父母一起从东京流落到郓城那个穷地方(未必是她的亲父母,或许是养“瘦马”的养父母),父亲死了,当地还刚刚解决好温饱问题,娱乐业不发达。《水浒》中写道:“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估计那时候公款娱乐还不甚流行,她只能屈身给宋江作了没名没份的“二奶”。
        宋江在江湖中是及时雨,是小孟尝那样的人,可在“我拿青春赌明天”的阎婆惜眼中却一无是处。如果名媒正娶的话,宋江再无趣终究是她的老公,要一起生孩子过日子,可她的出身不可能成为已进于郓城上流社会宋江的妻室,甚至连妾的名份也不确切。而宋江长得太对不起观众,黑黑胖胖,又生活无趣,胸怀壮志心忧江湖却不能哄女孩子。除了被宋江养活外,她既得不到乐趣,又满足不了性欲,还不可能有名份,那么她喜欢上年轻英俊、乖巧伶俐的张文远便是自然的事情。
        阎婆惜毕竟只是个普通的风尘女子,没有红拂的眼光,没有李师师的福气,没有杜十娘的心计,她只能一心一意爱上张文远,而及时雨的威望、名气以及勃勃雄心这些无形资产,在一个婊子的眼里也许不如一朵玫瑰花。——因为她不可能理解另外一个价值体系中的事物。
        同为押司显然宋江的资历、人际关系、声望远远高于张文远,舍宋江而爱张文远,这是阎婆惜的第一错,——真正爱情对于二奶来说是奢侈品也是杀伤自己的刀刃。傍大款还挑什么年龄相貌?主要看他是否有钱是否有发展前途。——阎婆惜可能以为宋江只能永身为吏了。
        阎婆惜的第二错就是低估了一代枭雄宋押司的狠毒与权谋,此等女子毫无江湖常识,引来杀身之祸也是自找的。她可能以为宋江无非和自己的相好张文远一样,不过是见到县令相公唯唯诺诺的小吏而已。她读完了晁盖等人给宋江的感恩信,应该想到,敢于将犯那样重大罪行的江洋大盗放走,能被黑道众多好汉拜服的宋押司,其胆量、智慧以及江湖地位可想而知。二奶得知包养自己的黑老大惊天大秘密时,应当如何做呢?
        第一种选择是装着不知道,反正宋江喝醉了。自己装着根本没有动过招文袋,即使宋江怀疑也不至于当场杀死她。
        第二种选择就是对老大说,我知道了但小妾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说出去,而且发誓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着老大走。——没准以后真做个押寨夫人。
        可被爱情与金钱冲晕脑袋的阎婆惜做了最不应该的选择:敲诈宋江。你敲诈一点金子不要紧,还扬言要立马给钱,不然拿着书信去公厅告官。从阎婆惜的话中可以看出她很有些小聪明的。看惯了曲本(现在的肥皂剧)的小女子知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没有将送来金子退回的一般规律,也知道“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她害怕退回书信宋江再也不会承认,因为在郓城县宋江黑白两道通吃,他的话更容易被人相信。但也可以让宋江打个欠条呀,等金子拿到,立刻回到东京,盘个店铺,招个郎君过小日子不也很好吗?这个傻妞枉跟宋江一场,对宋江一点也不了解,最后把宋江逼上绝路便把自己逼上死路。她不明白,在杀一个当地没有根基的风尘女子和作为公务员放走江洋大盗的罪行,前面的更小。
        大概五年前深圳也有过类似阎婆惜这样的傻二奶,这位二奶被杀倒不是讨厌包养者而是因为她太爱包养者。湖南衡阳一位刘姓女子花容月貌,在深圳某防疫站工作,做了一个派出所所长的情妇。这位湘女犯了和杜十娘一样的错误,动了真情,最后非得要嫁给那个派出所长。那位已有妻室的所长是公安系统的先进,他怎能为一个二奶和糟糠之妻离婚,搞得身败名裂误了前程?所长答应给她青春损失费,从30万加码到80万,那可是五年前呀。可这位痴情女子说就是给她一座金山她也不干,她只要和所长结婚,否则就告发到公安局。以此要挟以为点中了命门,最后所长只好雇用黑道上的人,制造车祸结果了这女子的性命。
        如果说阎婆惜是傻而被灭口,那么白秀英则是因狂遭祸。
        白秀英也是从东京来郓城捞世界的,可她傍对了人,是新任知县的二奶。也许因为来郓城时间太短,她和当地最高首长的亲密关系还不被很多人知道,那时候的干部选拔考核还有些规矩,至少知县的二奶依然卖唱,没有承包县政府的工程,更没有由舞女变为法官。——因此不识泰山雷横一不小心触了霉头。
        白秀英唱完后讨大家的赏钱,坐在第一位的雷横忘了带钱——作为刑警队长的雷都头,在郓城地面上,信许没有带钱的习惯。你想新警察小武都可以免票看电影,而且坐在包厢里面,堂堂的都头来看戏岂不是抬举你?
        雷横不识庐山真面貌可以理解,你白秀英只要暗示一下,雷都头不仅明天会补钱,也许还会派人来给你护场子。可白秀英这位京都女子自以为有和县令的关系,狂得不得了。——她难道不了解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规则?也不了解一下社情?了解一下郓城地面上的人物再做买卖。当别人说这是雷都头时,她还辱骂道“只怕是驴筋头。”——堂堂的刑警队长哪受过这样的侮辱?打她一拳是自然的。
        可挨了打的白秀英还不吸取教训。雷横知道她的身份后肯定会负荆请罪,赔上银子,你就坡下驴给个面子,雷都头就会成为你在郓城的保镖。可她因为有大靠山,告了恶状让县令枷了雷横,而且枷在她经营的构栏面前示众,还让其他的公人,原来雷横的部下或同事打雷横。这个县官也是脑子进水,履新不久为了自己的二奶如此得罪手下的众多干部。因为这不仅对堂堂汉子雷横是奇耻大辱,而且让其他的干部也有唇亡齿寒之之感。正如雷横母亲控诉那样:“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
        这不识字的老婆子都明白起码的法律,即使执法也应当由政府来执法,哪能由原告执法?不过现在好像公安拿原告的办案经费去抓被告也不新鲜。可恶的白秀英还打了老太婆,标准的孝子雷横再也忍不住了,用枷打死了白秀英。——这叫欺人太甚,自取其祸。
        今天像白秀英这样狂的二奶也不少。当年成克杰在位时,他的二奶李平在广西便能呼风唤雨。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某看上了某饭店的女理发师,——这巡抚大人连郓城县令的品味都不如,人家包养的好歹是京城名妓呀。一位商人送给这位省委书记大人的二奶数十万元,通过她搞定书记大人,从而操纵贵州官场,成为地下组织部长。
        做二奶的,不能像阎婆惜那样傻,也不能像白秀英那样狂,这样的教训得吸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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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砍柴闲谈水浒之四 (Z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和两个失败的二奶阎婆惜和白秀英相比,李师师显然是一个成功的二奶。她不仅傍上了天下第一人道君皇帝宋徽宗这个大款,还狠狠地赚了梁山泊那伙强盗的一大笔银子,让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出了银子还对其感恩涕零。
         李师师有如此的通天本事,能成为天下第一二奶,仅仅因为其色艺双全是不够的,通过水浒的描写,我们能窥见她过人的智慧,娴熟的交际手腕和通达的处世态度。——和阎婆惜、白秀英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白秀英因为仗着是县令的二奶。骄狂得不把整个郓城的大小官吏放在眼里,最后侮辱了雷横母子遭遇杀身之祸。照这个逻辑,皇帝的二奶李师师可以狂到天上去了,天下人除了皇帝谁也不能入她的青眼。但李师师能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正是李师师高于白秀英等人的地方。
         作为东京最大的娱乐公司的花魁和汴梁歌舞团最红的歌星,李师师被皇帝包养后,应该金盆洗手专司伺候道君皇帝,或者搞一个正物品、从四品之类的歌舞团团长,让赵官家掏公帑把她养起来。——她在皇帝耳旁吹吹枕边风,这事不难办到。可李师师没有这样做,她还是在风月场所做她的花魁,而且是真做,依然笑迎天下客。不过因为是御用的,价码高了点。——哪像现在一些大牌歌星被某些地市级官员包养后,寻常百姓就难近芳颜了。从这点看,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还是能与民同乐的。这位后来被金人俘虏的皇帝虽然荒淫,但写得一笔好字,更兼吹拉弹唱无所不通,也算多才多艺吧。
         因为李师师还坚守在为大宋风月事业兢兢业业工作的态度,宋江等梁山泊的反贼才可能通过“二奶”路线,让自己想被招安的心思上达天听。
         皇帝常居深宫,中间关山重隔,又被高太尉这样的奸臣蒙蔽,想通过高太尉等权臣向皇帝表白真心受招安之心的路子已不可行。走李师师这个二奶的路子,是当时梁山诸人的唯一选择。
         通过风月歌舞界,向上层施加影响传播信息的古老办法至今还在使用。赖昌兴的“远华”走私案中,似乎就有这种当红歌星帮着沟通上层的关系。
         宋江等人在东京的茶楼里向茶博士询问李师师:“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看来当时关于皇帝包养风月女子的小道消息满天飞,直传到偏僻的山野陋村,真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梁山泊首先派出了第一美男兼公关部长情报处长燕青出马,三两下就搞定了李师师的经纪人李妈妈。然后再带领宋江等人去见李师师。由于出手阔绰,立马被李师师母女另眼相看。你看李师师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态度多么谦恭,谈吐多么得体。
        等宋江喝了点酒,指指点点吆三喝四,露出梁山泊贼首的面貌后,再加上骂骂咧咧、长得粗野的李逵,作为沾过天子雨露的李师师来说,心底里对这伙举止不雅的土财主未必瞧得起,但她恪守了风月场良好的职业道德。宋江介绍李逵:“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你看李师师如何幽默:“我倒不打紧,辱莫了太白学士。”风流倜傥的大才子李白,色冠群芳的李师师,只会杀人喝酒的李逵,三个姓李的如此排列在一起,令人开心。这与时下一些风月场所只会讲黄段子的小姐们相比,砍柴不得不感叹,优秀的青楼文化,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
        李逵打了为皇帝提供保卫的杨太尉后,惊了御驾。宋江一伙的真实面貌露了出来,接待如此重大的反贼,隔在别人那里早就被东京警备厅抓进去了。可因为是皇帝的二奶,“李师师只推不知。”——二奶的级别越高,安全系数也越高。
        等燕青再次进京见了李师师后,李师师已经知道上次闹东京一帮人的身份。但见过了大风大浪的师师根本不当回事,她对燕青说:“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决无干休。”听说梁山泊人真心想招安时,李师师安慰燕青:“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为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
        侠肝义胆的李师师,向皇帝引荐了燕青,燕青报告了宋江真心想招安一事。没有师师的引荐,梁山泊人不可能被招安,宋江被招安的愿望实现,功劳最大的就是李师师。我也不得不佩服燕青,当李师师撩拨他时,为了招安大业,他以结拜姐弟的理由堵住了李师师,避免成为皇帝的情敌而坏了大事。
        李师师相助梁山泊人成了招安大事,除了受了钱财,喜欢燕青等原因外,我认为还由于李师师的见识与经历有关。风月中人按理最应当理解江湖人士,他们往往都有难言的人生际遇,有种种辛酸,他们的道德观、是非观不同于正常社会。李师师有幸傍上了皇帝,但她没有得意忘形,依然明白自己的身份。能对梁山泊人给予“同情的理解”。——看水浒中女人,我以为最可爱的就是李师师。
        二奶左右王侯,妓院胜于官衙,风月影响政治。这算是我国政治传统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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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铁牛哥哥眼中的法律——砍柴闲谈水浒之五 (Z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黑旋风”李逵天真烂漫,尽管他将杀人当成游戏,如江州劫法场时不管官吏百姓,见人就砍,为逼朱仝上山残忍地杀死知府的小公子,但读水浒的人,大多喜欢这位铁牛哥哥。
         你以为铁牛哥哥真的是个不谙世事、有着顽童性格的人么?非也,出身赤贫之家,避祸远走他乡,又当过小牢子的他,对世道的评价更为精确。在《李逵打死段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中,铁牛哥哥一句话如有穿云裂帛之力。他是这样说的:
        “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原来柴进的叔叔柴皇城,住在高唐州,家里的花园被知府的小舅子段天锡看上,要强行拆迁,限这位柴皇城几天内搬走。无儿的柴皇城只能找侄子柴进前来出头交涉,作为保镖的的黑旋风跟着小旋风来到高唐州,便惹出了一番大祸,最后让龙子龙孙上了梁山水泊。
        这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是权臣高俅的堂兄弟,而他的小舅子又仗着高廉的权势鱼肉乡民。你看这权力的接力衍生好比一个连环套。皇帝宠高俅,高俅便牛逼。——高俅的兄弟高廉于是可以作知府——知府的小舅子就可以胡作非为。这个权力路径图是中国几千年来所谓的裙带关系最典型的说明。
        可这柴家不比寻常百姓家,他们是大周皇帝世宗的后代,赵家的江山是柴家禅让的。当年大周皇帝托孤给义弟赵匡胤,可老赵在陈桥驿披上了黄袍,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这毕竟有些不地道,于是为了堵天下人悠悠之口,赵家给了柴家誓书铁券。这誓书铁券以成文法的形式将柴家后人的特权固定下来了。柴家子孙不但有诸多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还有司法豁免权,——即使犯杀人罪也可以免死,不受大宋法律的管辖。
        这誓书铁券是大宋开国皇帝太祖的庄严承诺,对后代皇帝、官员来说有着宪法一样的权威,理应高于一切的民事、刑事类法律,更不用说是寻常官员自己搞出来的土政策和随意的批示了。
        可是柴进碰到的却是:一个鸟知府以及他小舅子的个人行为,高于具有宪法权威的誓书铁券。和官府亲近的段“府舅”根本不把誓书放在眼里,就像如今一样,合法财产在宪法和许多法律中都写明必须受到保护,可在拆迁中,商人和官家一联手,宪法算个什么?不如某县长一纸命令。
        大宋这种有法不依的状态连李逵这样不识字的粗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当柴进还天真地想拿出宋太祖颁发的誓书来维护自己权益时,铁牛哥哥大叫:“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这句粗话说出了天下的乱源——即有条例(法)不依,所谓的法全留在纸面上,现实中谁有势力谁就可以践踏法律。
        当段天锡又来强迫柴家拆迁时,而且叫嚣:“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火爆脾气的铁牛哥哥便让这厮见了阎王。
        知府的小舅子被打死后,铁牛逃走柴进被抓,他还迷信太祖颁发的铁券,以为知府不能把他怎样,何况又不是他教唆的。如果说段天锡作为一个混混,不知道太祖颁发的铁券之权威性,一府的最高首长高知府不可能不知。可在知府眼里,铁券照样一钱不值。
        且看这官府的人如何操纵法律的。李逵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能力,作为柴进的庄客,他打死人,该负一定连带责任的柴进也罪不致死,何况还有免死铁券。可高知府对柴进这位大周皇帝后代,大宋皇帝名令有豁免权的公子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下,柴进只能招供:“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段天锡。”变成了主犯,关进了死牢,等待杀头。多受柴进恩惠的梁山众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救出了柴进一起上了梁山。
        像宋江这样的小吏反了我不痛惜,李逵、张青之类的群氓反了更是自然,就算是秦明这样的中高级武官反了我也能理解。可受铁券保护的、大周皇帝后裔、举止温文尔雅的贵族柴进终于反了,这大宋还有什么希望?
        在段天锡之死中,有连带责任的柴进被冤枉为主犯重判为死刑。可在阎婆惜被杀一案中,宋江杀人动机具有,犯罪事实清楚。可阎婆惜一个风尘女子,没人最后给她说话,而宋江黑白两道都通。宋江被父亲死了的假消息骗回老家,被官府抓捕后,弄出来这样一个供招:
        “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
        最后就依照宋江自己的供述,判了个刺配,服刑地还是渔米之乡江州(今九江),宋代的江西无论在经济文化上都属于最发达地区之一。你看宋江如何开脱的:先说被害人自己有过错——“为因不良”,然后说自己喝了酒两人争殴,最后的结论是“误杀身死”。宋江不愧是能吏,刀笔好厉害。不过比起现在他这番开脱也不算高水平。你看“宝马案”中,一死十一伤,就被“精神溜号”、“忙乱中发动汽车”等理由认定为误杀误伤,判了个有期徒刑二年而且缓期执行三年。我靠,宋江还是现刑,真正的文了面,发配到江州了。不过想想,宋江只是个科级干部,神通当然没有苏某广大。
        对照段天锡和阎婆惜两人被杀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有罪可变成无罪,无罪可变成有罪。重罪可变成轻罪,轻罪可变成重罪。
        中国的官家,自古没有遵循法律的传统,铁牛哥哥所说的“条例”,只是他们治人的工具而已。想起了民国初年,为清帝退位和清室签订了优待条约,允诺宣统长住紫禁城。可没几年民国还在,丘八们就用枪杆子把人家赶出去。文革中,刘少奇的地位比柴进当时的地位高多了吧,红卫兵来抓他时,他认为自己是国家主席,还没有开人代会免去,便手拿宪法当成誓书铁券,可革命小将哪理他那一套!
        想到这些,心中有种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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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吏毕竟是小吏——砍柴闲谈水浒之六 (Z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这是《诗经。邶风》中一首描写小吏生活贫穷艰难的诗歌,它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写小公务员生存的文学作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侯不尿国王,大夫和各地封建主也不尿诸侯,做一个小国的小吏,确实没有多少生财之道,也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他不得不慨叹:“王事适我,政事一埤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不但要做牛做马一样干没完没了的活,而且要受人奚落指责。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胜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公务人员寻租的机会要多得多,可以包揽官司、敲诈农商,这时候的小吏比《北门》中的小吏要好一些,但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多做吏要么如李逵那样纯粹为一碗饭吃,要么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样,将手中的公权力私有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为保护伞经营特殊行业。但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卑微,在科举出身者的眼里,无非是群奴才而已。
         宋江一怒杀了阎婆惜以后,逃到家里避祸,朱仝等人来庄园找宋太公,太公出示了文书,说他和宋江已经脱离了父子关系,因此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水浒》中道:“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的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武里。”
         这就是官越大越好当的道理,做吏的风险这么大,为什么还能网罗宋江这样有能耐的人?主要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最大限度地扩大收益。如宋江等人和父母在法律上断绝关系,跟现在某些官吏在老婆犯事后闹个假离婚一样的道理。顶着这样大的风险做吏,如果不好好地捞一把,那还不如回家做个田舍翁。所以我们看到施恩父子和张团练争夺“快活林娱乐公司”的经营权,戴宗让每个犯人必须交“见面礼”的潜规则。小吏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一般会想方设法转嫁给老百姓,就如现在所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个部门布置达标、搞各种检查,最后多要落实在乡镇,乡镇干部要应付上面的大佬们,免得因为工作不力而受处分,必须通过各种名目将成本分摊到农民头上。其实,现在的小吏也不容易,收容制度害死了孙*志*刚,李*思*怡被饿死,上法庭受审判的好像都是派出所副所长或者一般警察这样的芝麻官,不但受审的小吏们心里不服气,恐怕其他小吏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既然冒着当替罪羊的危险,那还不利用机会大捞特捞?
        宋江这样的小吏,尽管见多识广、心狠性狡,但他们的经验多是底层经验,也就是说对江湖上的事情明明白白,对基层政府的运作清清楚楚。知道如何瞒上欺下,如何结交三教九流,如何化解风险。如宋江凭的就是“仗义疏财”,到了江州结识了戴宗、李逵后,就会一路使银子,柴进庄上遇到武松后,也是用金钱笼络武松。——这方法应当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如何使银子,如何走门子,基层和庙堂还是有差别的,像宋江这样的能吏,用结交晁盖、李逵、武松的方法去京城,就不太灵光了。
        宋江每次离开梁山出去私访,喜欢带四个人。前两个自然是落难时结交的死党戴宗与李逵,戴宗是他第一心腹,而且就如蒋氏的戴笠,是个情报头子当然要十分仰仗;李逵不但忠心耿耿,更兼武艺出众,是最好的保镖。另外两位就是燕青、柴进,这两人的优势是宋、戴、李三个小吏最缺乏的。燕青长大大城市,是著名大企业家卢俊义的心腹,相貌英俊,精通各种方言,了解各地风月,连李师师这样阅人无数的花魁也一见倾心,可见其魅力。宋江这样的人顶多能在山东县城里的卡拉ok厅里摆摆谱,到了北京的“天上人间”,他就傻眼了。
        你看他们一行到了东京,见到了李师师。“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指指点点,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这样的大台面,自然只有柴进和燕青才能撑起来。柴进骗过了值班的王观察头上的翠花(大内的通行证,那时没有照片只能如此),然后进了皇宫侦探了一番。这活只能柴进做,他是周世宗嫡传后裔,真的天潢贵胄,那种贵族气质梁山其他人物谁也学不会。戴宗已经够能干的吧,拿着伪造的蔡京信件来见蔡九知府,当知府问他在蔡府见了谁,他杜撰在蔡府,早晨寻见了一个门子接了书信,一会又是这个门子接待,次日又是这个门子交给回信。金圣叹批阅道“寻见二字好笑,写得如市之门,可张罗雀。”“只是这个门子,如贫士仓头相似”,一个常常处在基层的监狱官,他如何想象的出相府的气派?就如笑话中将农民想象皇帝的日子就是每天吃油条,用绸缎擦屁股一样。蔡九更加相信书信是假冒的,他骂戴宗:“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递知里面,才收礼物。便要回书,也须得伺候三日。”可怜的戴宗,可怜的小吏,这样繁琐的办事程序让小地方的人如何了解,尤其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
        宋江后来极力诱柴进、卢俊义、呼延灼这些高层次人才上山,有经济的、军事的考量,但不可忽视的一种原因他是希望改变领导层多是低层次人物构成的状况。靠这样的人起事可以,做大就不行了。太平天国一直坚持用紫荆山起事的两广老兄弟,视儒士如狗,焉能不败?
        聪明的草寇是不甘心永远做草寇,一有机会就会极力改变其核心层的组成。刘邦靠沛县一般小吏起家,但能网罗天下贵族,如韩贵族后裔张良;朱元璋是个叫花子,但他手下的宋濂、刘基、李善长等人无论学问、声望、智慧都是人中之杰。当年我们学历史常常说农民起义成功后被地主阶级夺取胜利果实,但是只有这样王朝才会命长一些,一直坚持是个农民政权恐怕国祚不会多长。刘邦进咸阳还爱和樊侩那些老乡喝酒赌钱,哪像个皇帝,有了叔孙通,大汉王朝才有点气势。
        宋江很自卑,所以不论对柴进、卢俊义,还是对高俅,一再称自己是“文面小吏”,他证明自己地位的方法绝不是聚集越来越多李逵这样的人,——这些群氓只能利用一时,而是需要号令更多柴进、卢俊义这样的人。就如没学问的人总在名片上写着自己是“某某学博士”,暴富的人用名牌把自己包裹起来。
        小吏出身的宋江,当然不满足草寇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建章立制,需要外在的程式来强化自己的地位,于是排座次后便大力制作各种旗帜、依仗,让裴宣掌管军法。但最有表演性、最能体现权威的地方自然是朝廷,除了推翻大宋自己当皇帝外,只有招安一途。宋江没有倾覆大宋的力量,他选择招安也符合一个小吏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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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官军为何不如民团——砍柴闲看《水浒》之七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水浒》中梁山诸人造反后,官府派军队一再进剿,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统帅的军官级别越来越高,可结果一样,都落败而去。
        如果说晁盖刚刚劫了生辰冈,上了梁山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千人——出动的仅仅是当地武警,第一次攻打梁山,翦羽而归,是因为视梁山等人为普通打家劫舍的草寇,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后来朝廷逐步重视梁山的危害,进剿的力度加大,会巫术的高廉落败后,高太尉大兴三路兵,从大宋王朝的辖区内调拨精兵良将,并让名将之后呼延灼拜下连环阵,照样败北;最后高太尉亲任兵马大元帅,征调河南河北、上党太原、京北弘农、颖州汝南、中山安平、江夏零陵、云中雁门、陇西汉阳、琅琊彭城、清河天水等十路节度使各率一万兵,会剿梁山泊,此时已是集大宋政府各地部队之精锐,大举进剿,可结局仍然惨败,“齐声唤,前头捉了高太尉。”“不周山下红旗乱。”梁山好汉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与官军的无能相反,真正让梁山泊焦头烂额的竟然是民团,——套用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法,给起义军添大麻烦的是当地地主武装。
        和梁山毗邻、一个小小的祝家庄,就使宋公明三次兴兵,前两次不但没有搞定,还让许多大将被人俘虏,最后离间了祝、李、扈三家,使用了连环计,让反水的登州府军分区司令员孙立假装前来帮助祝家,才最后攻陷了祝家庄。
        攻打曾头市时,曾氏五兄弟加上一个家庭教师史文恭就让梁山好汉们纷纷落败,连梁山首义的领导人、梁山群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晁天王也中箭身亡。
        和官府那帮吃干饭的混蛋们比较,这些自筹钱粮、自练兵马的民团战斗力太强了。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攻守之势异也。打祝家庄、打曾头市,梁山泊部队是攻,民团是守,强龙对地头蛇当然花的力气要更大。而官军进攻梁山泊则是攻,此时的梁山部队是守。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三山的义军合兵打青州,也是主动出击,照样取得了胜利。我认为民团比官军战斗力强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
        有宋一代,国富而兵弱是出名的,不但在大辽和后来的大金面前屡战屡败,连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敢侵掠大宋疆域。中国历朝历代,恐怕没有比大宋朝更窝囊的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制得失》中说过,宋代是因养兵而亡国的。养兵本是为了护国,最后走向了其反面,这恐怕是太祖皇帝没有想到的。一个殿前检点(羽林军头目)赵匡胤发动兵变,就能黄炮加身,好比非洲一些小国,一个少校衔的总统府警卫队长,就敢赶下总统自己做。赵匡胤深知武将坐大之祸,杯酒释了兵权,在文官地位持续提高的同时,武将地位较低。宋代军队分禁军、厢军两类,基本上都是募兵即职业兵,从少小当兵到六十岁退伍,这样的兵还有什么战斗力?另外一种兵就是配军,像武松、宋江、杨志这样犯了罪的人,刺了字进军队服役。这样的兵闹不好像牧野之战的纣王部队一样,给你来个反戈一击。厢军就是些杂七杂八的地方部队,他们并不归军事首领统帅,而是由当地的文官如知府管理,——而文官是流官,常常调换的。平时不修战备,纯干些地方的建设项目,如苏东坡知杭州时,浚西湖修苏堤的主力是当地的厢兵,有些地方部队还经商,如《水浒》中的张团练(地方军分区司令员)就是“快活林”的后台老板。这样的部队,只有到了战时,才临时征调稍加训练就上前线,能有什么战斗力?而且这些临时征调的地方部队,其统帅并非平时朝夕相处的将领,也是临时选拔的。如《水浒》五十四回,高太尉集合了一些兵马准备去剿梁山,临时找了呼延灼做兵马指挥使,“(呼延灼)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领三十人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呼延到了东京后,又临时找了韩、彭二人做先锋。这样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如何能打仗?呼延带去打梁山的数万部队,恐怕只有从汝宁带过去的那个三十人的警卫排真心听他的话。
        禁军是从各地选拔,拱卫京师的,战斗力稍稍强一些,但开国日久,这些模范部队的战斗力也下降了。——就如唐代的神策军、满清的上三旗一样,最后徒有其名。因为禁军在皇帝身边,他更不敢长期让能干的军事将领统帅,大多交给高俅这样只会哄皇帝开心的弄臣管理。对付梁山这样的造反者,也只能多用各州厢兵,不敢轻易劳动禁军,因为如果京师空虚,北面大辽南下如何办?
        中国从秦始皇郡县天下后,真正的封建已经消亡。封建社会才是家中有家,国这个大家中有无数小家。国王对各地割据的贵族内部事务并不多加干涉,碰到外敌就像周幽王碰见狄戎入侵一样,用烽火召集各地诸侯来勤王。各地诸侯自己养兵,自己保卫自己,自然积极性很高,部队也有战斗力。但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就是诸侯用兵自重,不把老大放在眼里,像楚子那样,“吾有弊甲,欲观中原之政。”后代的皇权社会,皇帝老儿最大的担忧是武将拥兵自重,因此处心积虑地削弱军事将领对部队的影响。——宋代和明代这方面做得最彻底,宋、明皇帝恨不得天下几百万兵卒只听皇帝一个人的,而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将军,——管他是岳飞、还是戚继光或者袁宗焕。三人的悲剧也是源于此。既希望平时将兵分离,又希望打仗时将兵一体,英勇善战。这怎么可能呢?只有现代民主社会,真正做到军队国家化,文人统军、武人治军既能避免军人干政,又能保证常备军的战斗力。所以在皇帝用文官不断干预军事,不断折腾武将时,军队人数再庞大,如宋代一百多万,明代决不少于这个数字,在胡人和流寇的攻击下,一溃千里。就如那些去打梁山的官军一样,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眼里也没有军事统帅,临时抽调的将领也心里不平,受制于高俅那样的人,打不好还要当替罪羊,谁愿意死心塌地地打仗?
        和官军正好相反,民团有具体的战斗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庄园,保护自己的家。无论是祝家庄还是曾头市,他们厉兵秣马、修建濠垒的目的明确,抵抗那些动不动就来“借粮”,实则是烧杀抢掠的梁山人。这些人世代聚族而居,同枝共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练兵的目的明确,练兵的方法、防御的模式也很有针对性。他们不象官军那样,中间有无数的层级,决策者和战斗人员之间隔膜重重,信息不畅。这些民团的将兵之间,或亲戚、或世交、或师生,因此这样的民团,最小的成本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尽管秦汉以后,割据减弱。但各地的庄园主,还是喜欢训练民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官军,即自己纳税养起来的政府军极度不信任。在封建和民主社会之间,皇权社会实质上是个最糟糕的政体。封建社会是责任分解,用许倬云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总公司给各分公司极大的自主权,你自己练兵保护自己,只要别造董事长的反就行了。而现在民主社会,所有的股民买了股票,给你交了税,别的事情就不用再管了,自然政府有义务来保证社会稳定、保护国家不受侵犯。可是皇权社会里,老百姓已经支付了用于防卫的费用,即皇粮国税,官军并不能履行相应的义务,大的战端一开,各地的老百姓还得自己保护自己。你让官军打仗,他们会像明末那样,一次次为辽东战事临时加税,就好比你交税已经包括义务教育支出,可修学校还让你临时集资一样不合理。老百姓明明知道这种双重支付不合理,但为了自己的安宁,还是选择自己掏钱保卫自己,如祝家庄、曾头市,他们这样花钱至少能看到钱化在哪里,看到花钱所起的直接效果。
        其实,在中国由于皇权社会管理之混乱,效率之底下,官军的战斗力很多时候都不如“家军”——即民团。李闯能一鼓作气攻进北京,南退后却处处陷入地主武装的进攻,最后在九宫山丧于民团之手。满清铁骑由吴三桂迎入关内,打败李闯,可打了江南,柔弱之江南遗民处处毁家抗争。到了咸同之世,八旗、绿营等政府军一塌糊涂,翦除洪杨、廓清东南的依然是曾、左、李等人的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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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错,说得好,希望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