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很多孩子刚进大学就老气横秋地搞什么回忆,什么这个一代那个一代的,无聊得很,也胡闹得很。回忆我是做不来的,我试着做一点回顾。
过生日也无非是这样,一个是回顾,一个是展望。总之,就是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以利来年。我尚没有到过生日的时候,但趁现在有些时间,就把这点杂事先赶紧做了。
我如今还是十九岁,再有两个来月的时间,就要满二十岁了。虽然早也知道在大学里面终究是折腾不出什么名堂的,但“年将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李太白在二十岁的时候,早开始遍览巴蜀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了,我却在这温哥华的一处小山坡上闭门造车,脱离世外,终日杜撰一些所谓批判论文(critical essays)的东西,以图换来几个ABCD,为最终拿到一张其实用几十元钱就可以随处办到的证书而服务。我对这种事情是毫不热心的,不仅没有半点兴趣,而且极端反感。我愤恨这所学校,也愤恨学校里那群披着神圣外衣的画饼之徒。进步在这里是不可能的。
但这正是我曾经的梦想。英国作家哈代(Hardy)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我童年的时候,十分向往这种生活。现在就不然,完全两样。这些年来的一点经历,使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是会改变的。
将满十五岁的时候,我初中毕业。中考成绩相当之差,几乎没有处去,度过一个焦躁的夏天后,总算有了结果,进了京郊一所新建立不久的学校,在那里住宿。
这时我已经读了很多书,不过还是个思想复杂、外强中干的娃娃,很在乎一些浮在表面上的玩意,没有什么实在本领。从全国重点校到民办公立校,这个失利对我的精神打击很大。我是很不服气的,一心想要在这里奋起,但总感觉迷茫,前途渺渺,似乎没有出路。西方人讲“诗歌治疗理性的创伤”(Poetry heals the wound inflicted by reason),我于是一口气阅读了大量古典诗词,不过思想上依然没有多大变化,花开的时候要难过一阵,花落的时候也要难过一阵,没病找病,无病呻吟。
初中时候,我一直充当自律标兵、劳动模范之类的角色。但标兵模范是不吃香的。甫一进入高中时,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我的性情发生了戏剧化的转变,颇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样子了。
我当时对同校的学生是很不屑的,对他们带有极深的偏见,写日记的时候,常骂他们是“一身流氓习气的人”。在例行的军训期间,还和几个同学掐打了起来,闹得很凶。但军训结束后,我还是一样受教师器重,成为班里的团支书,不久改做了一阵班长,后来又被选为校里的学生会主席。在那时,我私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我相信尼采(Nietzsche)的划分,认为人有精英与非精英的分别,而自己是属于前者的。“干部决定一切。”
但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终于引起了伙伴们的不满。在打篮球的时候,几个同学推推搡搡中,不知哪个打了我一拳。我认为自己受到侮辱,于是发了火,对那几个人叫嚷:“你打谁呐?”他们没有回答,但目光里就流露出一种极端的厌恨情绪。我立刻感到羞愧,后悔不应当这样无理的威胁,并想给他们道歉。然而这个歉到最后还是没有道。
这是我高中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感谢这一拳头,把我从虚幻中打醒,并从此开始务实起来,做一些有用的事,读一些有用的书。
之后的日子里,我进步迅速。周围的景致使我感到十分振奋。我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里,我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眼界大大开阔了,接触到了许多从未接触过的事物。我感觉很新鲜。
与此同时的,自己脑子里那些酸腐臭烂的知识也渐渐被抛掉了。
在初中的那些旧同学,已经有不少个开始崭露头角,一些杂七杂八的高帽被陆续戴到了脑瓜顶上。我和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回到那里转了一转,发现这个老地方的旧同学还是和我起先一样,思想复杂、外强中干。“知识分子”的雏形,在他们身上一点一点显露出来了。
于是我更加振奋地离开。我对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
不久,美国炸掉了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死了三个记者。学生里面很有些不平的声音,大家吵嚷着要去美国领事馆游行抗议。但这是行不通的。我们终究不在市区,消息闭塞,行动也相当不便。
校长也反对闹事。她和学生处的教师们一起呼吁大家平静下来。
这位校长曾是清华大学教导处的主任。她是一个冷静而宽容的人,在学生中威望很高。纷争很快平息下来。很多人本来也只是想凑凑热闹——中学生的胆量也只有如此。
我的心里很不甘,但是没有办法。
最后的讨论结果是让我们学生会的一些人出几份板报了事。我的兴致不高,提不起精神来。但为了应付差事,还是抄了点东西上去,题目是“从历史看美国霸权”。这张板报就贴到教室外面的板报栏上。
我写得一手好字。写过板报以后,几个人围过来夸耀,我心里得意得很。
但当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题目上面就赫然被人画了一道,旁边清楚地写着一个小字:霸。我吃了一惊,过去仔细看时,发现自己题目里的“霸”字是写错了的。这个字的下半边,我写做了“朝”。不知哪个给我纠正过来了。
为这件事情,我自责了很久,因为一直到那时,我这个“霸”字都是那么个写法,从来没有写对过。而我在两三岁上就识了字,是经常以活字典自居的。这个脸丢得相当彻底。
我默默地感谢这位有心人。
在之后的学期里,我的调子更低了。读的书少了一些,认识的事情却多了一些。第二学年开始不久,校学生会再次选举主席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水平有限,一早就告了份病假,让父亲把我接回家去。选举进行的同时,我正和家人一起吃饭。
请病假前,我为表诚意,顺手写了份稿子做为演说词,同假条一并交了上去。哪知道刚刚吃过饭,就有人打电话来告诉我缺席当选、连任主席一事。原来是一个要好的同学帮助把那张稿子读了。
我的父母显然十分高兴,很真诚地勉励我。但我心里并不乐意。我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
无论如何,这个位子是很难推掉了。我继续硬着头皮做着越来越熟的工作。
十月一日是建国五十周年的庆典。很多老同学都参加了游行的队伍,日夜排练。我们就清闲得很,因为学校地处边远,什么任务也没有。事出偶然,父亲由于工作上的方便,得到了两张天安门广场观礼台的贵宾票,母亲又把本属于她的票让给了我,我很激动。于是在国庆那天,我就穿戴整齐,和父亲一起到观礼台上装模作样,四处张望。
这个观礼台是港澳台各界同胞聚集的地方。老的老,少的少,象我这样十六七岁的孩子寥寥无几。地方不大,一大团所谓华人精英的人物嘈杂地堆在一处,用听不懂的语言相互寒暄着。我在拥挤的人群里一眼发现了尚未赴任的何厚铧和那时十分喜欢的金庸。
庆典仪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我感觉乏味。我怀疑很多身旁的“精英”根本把它当作了一次茶话会。我在观礼台上东奔西走,“哦,哦,原来阁下就是……哎呀,久仰,久仰……”之类的惊叹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到处都是横飞的唾沫和猥琐的笑容。
大中学生在广场上游行、跳舞的时候,我就在观礼台上伸长脖子孤零零地呆望着,仿佛身处另一世界。在士绅们的高声谈笑中,我的喜悦心情一点点消融了。这些人身上的香水味道,在我嗅来有一阵阵的尸臭。他们的欢喜使我感到异常厌恶。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对这些精英们的信任彻底垮掉了,从此再不相信他们的高谈阔论。我决心做和他们完全两样的人。
但无论什么也都要从学校里做起。这个时期,我热衷于民间野史,并努力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料。
这样过了一个学年。环境是很宽松的,教师们都给我相当的照顾。我的视野更加广阔了。
到第二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正是高三前的最后一个假期。突然有一天,我的父母来告诉我说,一切出国的手续已经办妥了。你是想去加拿大呢,还是澳大利亚?
我感到很突兀,登时发了很大的脾气,同他们争吵了很长时间。我十分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早做好高考的准备了,没有必要做什么逃兵。逃避是无能的表现。
我的父母有很多另外的担心,但我认为这些都是多余的。这个夏天过得十分闷气,争执一直继续到临行当日的凌晨两三点钟。最后我做了让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过生日也无非是这样,一个是回顾,一个是展望。总之,就是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以利来年。我尚没有到过生日的时候,但趁现在有些时间,就把这点杂事先赶紧做了。
我如今还是十九岁,再有两个来月的时间,就要满二十岁了。虽然早也知道在大学里面终究是折腾不出什么名堂的,但“年将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李太白在二十岁的时候,早开始遍览巴蜀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了,我却在这温哥华的一处小山坡上闭门造车,脱离世外,终日杜撰一些所谓批判论文(critical essays)的东西,以图换来几个ABCD,为最终拿到一张其实用几十元钱就可以随处办到的证书而服务。我对这种事情是毫不热心的,不仅没有半点兴趣,而且极端反感。我愤恨这所学校,也愤恨学校里那群披着神圣外衣的画饼之徒。进步在这里是不可能的。
但这正是我曾经的梦想。英国作家哈代(Hardy)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我童年的时候,十分向往这种生活。现在就不然,完全两样。这些年来的一点经历,使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是会改变的。
将满十五岁的时候,我初中毕业。中考成绩相当之差,几乎没有处去,度过一个焦躁的夏天后,总算有了结果,进了京郊一所新建立不久的学校,在那里住宿。
这时我已经读了很多书,不过还是个思想复杂、外强中干的娃娃,很在乎一些浮在表面上的玩意,没有什么实在本领。从全国重点校到民办公立校,这个失利对我的精神打击很大。我是很不服气的,一心想要在这里奋起,但总感觉迷茫,前途渺渺,似乎没有出路。西方人讲“诗歌治疗理性的创伤”(Poetry heals the wound inflicted by reason),我于是一口气阅读了大量古典诗词,不过思想上依然没有多大变化,花开的时候要难过一阵,花落的时候也要难过一阵,没病找病,无病呻吟。
初中时候,我一直充当自律标兵、劳动模范之类的角色。但标兵模范是不吃香的。甫一进入高中时,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我的性情发生了戏剧化的转变,颇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样子了。
我当时对同校的学生是很不屑的,对他们带有极深的偏见,写日记的时候,常骂他们是“一身流氓习气的人”。在例行的军训期间,还和几个同学掐打了起来,闹得很凶。但军训结束后,我还是一样受教师器重,成为班里的团支书,不久改做了一阵班长,后来又被选为校里的学生会主席。在那时,我私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我相信尼采(Nietzsche)的划分,认为人有精英与非精英的分别,而自己是属于前者的。“干部决定一切。”
但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终于引起了伙伴们的不满。在打篮球的时候,几个同学推推搡搡中,不知哪个打了我一拳。我认为自己受到侮辱,于是发了火,对那几个人叫嚷:“你打谁呐?”他们没有回答,但目光里就流露出一种极端的厌恨情绪。我立刻感到羞愧,后悔不应当这样无理的威胁,并想给他们道歉。然而这个歉到最后还是没有道。
这是我高中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感谢这一拳头,把我从虚幻中打醒,并从此开始务实起来,做一些有用的事,读一些有用的书。
之后的日子里,我进步迅速。周围的景致使我感到十分振奋。我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里,我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眼界大大开阔了,接触到了许多从未接触过的事物。我感觉很新鲜。
与此同时的,自己脑子里那些酸腐臭烂的知识也渐渐被抛掉了。
在初中的那些旧同学,已经有不少个开始崭露头角,一些杂七杂八的高帽被陆续戴到了脑瓜顶上。我和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回到那里转了一转,发现这个老地方的旧同学还是和我起先一样,思想复杂、外强中干。“知识分子”的雏形,在他们身上一点一点显露出来了。
于是我更加振奋地离开。我对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
不久,美国炸掉了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死了三个记者。学生里面很有些不平的声音,大家吵嚷着要去美国领事馆游行抗议。但这是行不通的。我们终究不在市区,消息闭塞,行动也相当不便。
校长也反对闹事。她和学生处的教师们一起呼吁大家平静下来。
这位校长曾是清华大学教导处的主任。她是一个冷静而宽容的人,在学生中威望很高。纷争很快平息下来。很多人本来也只是想凑凑热闹——中学生的胆量也只有如此。
我的心里很不甘,但是没有办法。
最后的讨论结果是让我们学生会的一些人出几份板报了事。我的兴致不高,提不起精神来。但为了应付差事,还是抄了点东西上去,题目是“从历史看美国霸权”。这张板报就贴到教室外面的板报栏上。
我写得一手好字。写过板报以后,几个人围过来夸耀,我心里得意得很。
但当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题目上面就赫然被人画了一道,旁边清楚地写着一个小字:霸。我吃了一惊,过去仔细看时,发现自己题目里的“霸”字是写错了的。这个字的下半边,我写做了“朝”。不知哪个给我纠正过来了。
为这件事情,我自责了很久,因为一直到那时,我这个“霸”字都是那么个写法,从来没有写对过。而我在两三岁上就识了字,是经常以活字典自居的。这个脸丢得相当彻底。
我默默地感谢这位有心人。
在之后的学期里,我的调子更低了。读的书少了一些,认识的事情却多了一些。第二学年开始不久,校学生会再次选举主席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水平有限,一早就告了份病假,让父亲把我接回家去。选举进行的同时,我正和家人一起吃饭。
请病假前,我为表诚意,顺手写了份稿子做为演说词,同假条一并交了上去。哪知道刚刚吃过饭,就有人打电话来告诉我缺席当选、连任主席一事。原来是一个要好的同学帮助把那张稿子读了。
我的父母显然十分高兴,很真诚地勉励我。但我心里并不乐意。我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
无论如何,这个位子是很难推掉了。我继续硬着头皮做着越来越熟的工作。
十月一日是建国五十周年的庆典。很多老同学都参加了游行的队伍,日夜排练。我们就清闲得很,因为学校地处边远,什么任务也没有。事出偶然,父亲由于工作上的方便,得到了两张天安门广场观礼台的贵宾票,母亲又把本属于她的票让给了我,我很激动。于是在国庆那天,我就穿戴整齐,和父亲一起到观礼台上装模作样,四处张望。
这个观礼台是港澳台各界同胞聚集的地方。老的老,少的少,象我这样十六七岁的孩子寥寥无几。地方不大,一大团所谓华人精英的人物嘈杂地堆在一处,用听不懂的语言相互寒暄着。我在拥挤的人群里一眼发现了尚未赴任的何厚铧和那时十分喜欢的金庸。
庆典仪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我感觉乏味。我怀疑很多身旁的“精英”根本把它当作了一次茶话会。我在观礼台上东奔西走,“哦,哦,原来阁下就是……哎呀,久仰,久仰……”之类的惊叹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到处都是横飞的唾沫和猥琐的笑容。
大中学生在广场上游行、跳舞的时候,我就在观礼台上伸长脖子孤零零地呆望着,仿佛身处另一世界。在士绅们的高声谈笑中,我的喜悦心情一点点消融了。这些人身上的香水味道,在我嗅来有一阵阵的尸臭。他们的欢喜使我感到异常厌恶。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对这些精英们的信任彻底垮掉了,从此再不相信他们的高谈阔论。我决心做和他们完全两样的人。
但无论什么也都要从学校里做起。这个时期,我热衷于民间野史,并努力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料。
这样过了一个学年。环境是很宽松的,教师们都给我相当的照顾。我的视野更加广阔了。
到第二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正是高三前的最后一个假期。突然有一天,我的父母来告诉我说,一切出国的手续已经办妥了。你是想去加拿大呢,还是澳大利亚?
我感到很突兀,登时发了很大的脾气,同他们争吵了很长时间。我十分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早做好高考的准备了,没有必要做什么逃兵。逃避是无能的表现。
我的父母有很多另外的担心,但我认为这些都是多余的。这个夏天过得十分闷气,争执一直继续到临行当日的凌晨两三点钟。最后我做了让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