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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有人不高兴看你说的了,看来我要贴点相关资料: 义和团运动---历史的悲剧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华北大地、进入京津。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百年来,对义和团一直是歧说纷见。赞扬或否定可能各有其理,但百年后的今天,对这一事件的作番冷静客观的分析可能比简单赞扬或否定更重要、也更有意义。

  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刀枪不入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官府与拳民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如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这三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裕禄都同情支持义和团。张汝梅还将各乡义和团编列保甲团防之内,毓贤调到山西后仍支持义和团,使义和团在山西也有很快发展。而袁世凯继毓贤之后升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态度。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尤其是以“扶清灭洋”为纲领,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1900年春夏,义和团发展更加迅猛,不仅行为更趋极端,而且逼近京津。对此,列强恐慌不已,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在这种情势下,对义和团是“抚”是“剿”,清政府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几经犹豫、反复权衡甚至派官员到义和团实地查看之后,慈禧最后决定支持、利用义和团。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6月中旬义和团大规模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对此,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认为万万不可,痛劝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一直都办过,但如果伤害外国使臣,毁灭外国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不久,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这五名敢于向慈禧廷争主和的大臣被清廷处死。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

  但是,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谕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的。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受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等,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

  义和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是深刻、多方面的。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民众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以为有官方的支持就可为所欲为,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总之,官、民双方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拳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加入到争自由、民主的运动中去。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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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es,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 枫下沙龙 / 游山玩水 / 当前的伊拉克战争总让我想起八国联军洗劫北京;一样的多国超强以强凌弱,理由是一样的堂而皇之,其他各国一样的看热闹;同样的义和团式的农民攻击侵略者;侵略者同样的以高度文明自居
    • 就是这样。然后各国分利益。。。
      • 这种念头给我一种心痛感觉
        • 我老公一边看电视一边说,看看,看看,八国联军时不定用什么借口呢,就跟现在一样!
          • 烧了鸦片,妨害了大英帝国的海外利益
    • 我一直认为八国联军攻打清朝是有相当的道理。如果我没有大错,战争的起因是清皇朝蔑视国际公法,煽动愚民仇外,外国人的生命在华无法得到保护所引起。不明白为何中国人一直以受害人自居?
      • 哈哈哈,有人不高兴看你说的了,看来我要贴点相关资料: 义和团运动---历史的悲剧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华北大地、进入京津。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百年来,对义和团一直是歧说纷见。赞扬或否定可能各有其理,但百年后的今天,对这一事件的作番冷静客观的分析可能比简单赞扬或否定更重要、也更有意义。

          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刀枪不入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官府与拳民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如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这三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裕禄都同情支持义和团。张汝梅还将各乡义和团编列保甲团防之内,毓贤调到山西后仍支持义和团,使义和团在山西也有很快发展。而袁世凯继毓贤之后升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态度。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尤其是以“扶清灭洋”为纲领,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1900年春夏,义和团发展更加迅猛,不仅行为更趋极端,而且逼近京津。对此,列强恐慌不已,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在这种情势下,对义和团是“抚”是“剿”,清政府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几经犹豫、反复权衡甚至派官员到义和团实地查看之后,慈禧最后决定支持、利用义和团。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6月中旬义和团大规模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对此,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认为万万不可,痛劝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一直都办过,但如果伤害外国使臣,毁灭外国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不久,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这五名敢于向慈禧廷争主和的大臣被清廷处死。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

          但是,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谕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的。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受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等,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

          义和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是深刻、多方面的。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民众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以为有官方的支持就可为所欲为,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总之,官、民双方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拳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加入到争自由、民主的运动中去。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问题就在这里。国际公法是西方人按照西方文明标准制定的,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并没有这部分内容。请看今天的伊拉克,在电视上播放战俘镜头,对我们来讲无所谓,对美国人来讲则是违背《日内瓦公约》。
        • 只许美国人放火,不许伊拉克人点灯. 不过,这世界就是强盗说了算,明天让我们也成为可以随意杀人放火的大强盗.
          • #1108406
        • 最早是在美国媒体上看见伊拉克战俘的,后来还造谣说8000人投降。虐待塔利班士兵的时候,美国认为他们不是战俘,是恐怖分子,不适用日内瓦公约。
        • 2次大战后,美国人和法国的战俘营里有几百万的德国军人,为了消灭这些人,美国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DEF-Disarmed Enemy Forces,这样这些人就不能享受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POW待遇,结果有大约1000000人,就这样死在了战俘营。

          美国这个违反国际公约最多的国家,竟然提什么违反国际公约,简直是对国际公约的最大嘲弄!
          • 那篇文章采用的数据是错的,作者忘记统计至少有60万以上的德国战俘被美军释放的纪录,作者本人已经承认了他的疏忽,到奸坛看看,有相关的资料
          • 1百万德军战俘被虐待致死,这是一个早已经被证明是造谣的消息。详细情形请去“罕见奇谈”。国内一篇文章引用了这么一段,结果所有的中文文章都大肆引用这一段,从来就没有人去想一下,消息出自哪里,相关的证据是什么?
            • Handing!
              • 远看象两只,近看也象两只,到了跟前儿一看...
                果然是两只正在叫的.
            • 给个连接吧,我实在找不到,我也把我的连接给你
              也可以用CHARLES VON LUTTICHAU去serch
              • 美国曾饿死百万德国战俘吗?2001年5月21日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其他减少”的“事实与虚构”  - 美国曾饿死百万德国战俘吗?

                 秋实

                  就象日本有右翼的“自由主义史观”,拼命否认南京大屠杀,粉饰甚至美化日
                本的侵略行径一样,欧美也有一批自称为“修正学派(Revisionism)”的人士,一方
                面否认屠犹的事实或者淡化其性质和规模,为希特勒辩护,另一方面则把二次大战
                视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大阴谋。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本人的亲犹太倾向,则
                被视为存在这一阴谋的证据之一。

                  加拿大小说作家James Bacque于1989年出版了一本非小说类历史书,名叫《其
                他减损:艾森豪威尔将军命令下解除武装的德国士兵大规模死亡背后之惊人真相》
                ( Other Losses : The Shocking Truth Behind the Mass Deaths of Disarmed Germ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Under General Eisenhower's Command),被认为是修正史
                观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宣称,1945年夏至1946年春,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食品充裕的
                条件下,下令故意饿死“八十万以上,很可能高达一百万”德国战俘。

                  James Bacque的书甫一出版,就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电
                视报纸杂志竞相报道,对作者、专家以及有关人员作了大量访谈。尽管 Bacque 本
                人曾经有意淡化希特勒屠犹的性质,他的著作还是迅速引起了不少历史专家的注意。
                为了了解历史真相,他们作了不少研究,并开了一系列研讨会。1992年,研究艾森
                豪威尔的专家 S. Ambrose 和 G. Bischof 将有关研究成果汇集编辑成一本论文集,
                题名《艾森豪威尔与德国战俘:事实对虚构》( 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
                Facts against Falsehood),出版于1992年。

                  专家们的主要结论有二:

                  第一,James Bacque 重新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当时战俘营存在相当普遍的
                打骂虐待德国战俘的现象。

                  第二,James Bacque 的主要结论,即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故意饿死八十万到一
                百万的德国战俘, 乃是建立在对历史文献片面解读、误读、计算错误乃至主观臆测
                的基础之上。

                  专家们指出,他的一个关键性证据,其实是 Bacque 秘书的一个误敲(Typo)的
                结果。此秘书在抄录档案文件时,漏敲了一个0,导致其书中计算的某集中营的死亡
                率,被夸张了十倍,将实际上为3%的死亡率,夸大为30%。Bacque 用此死亡率和其
                他数字去估测全部战俘的死亡,结果数字被大大夸张。军事史专家 Albert Cowdrey
                重新估计的战俘营死亡率,其实只有1%左右,死于美军手中的德国战俘不超过五万
                六千人。

                  Bacque 的另一个关键性证据,是当时盟军战俘营的一份战俘人数变动记录。其
                中显示,战俘人数的减少除了列明正式释放、转移、死亡等等项目以外,还有数目
                庞大的“其他减少(other losses)”项目。Bacque 认为这个庞大的“其他减少”人
                数,除了死亡,不可能是别的。他的书名《Other Losses》,即来源于此。

                  然而,专家们检视档案发现,就在 Bacque 引用的这匣档案里面,有一份文件
                专门注明:有66万民兵( 德文 Volksturn, 英文 Peoples' Militia )被非正式释放
                (released without formal discharge ),列入“其他减少”项目。而 Bacque 却
                无视这个注解,把他们都当成了死亡。在一次电视采访中,Bacque 在追问下只得承
                认,他没留意,miss 掉了这个注解。

                  Bacque 还找了一个证人,曾参预俘虏营管理工作的退役美军上校Philip S. Lauben,
                来证明“其他减少”只能是死亡。然而,他的采访录音记录却表明,他采用了极不
                正当的盘问手法,多方诱导对方同意他的“其他减少只能是死亡或逃跑”。然后,
                他问:

                  “逃跑的多吗?”

                  “很少。” Lauben 答。

                  于是,Bacque 作出结论:其他减少就是死亡。

                  后来 Lauben 上校在致 CNN 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 Bacque 的采访:

                  “我都91岁了,法律上已算盲人,记忆都已经非常不可靠了。而且,我还处在
                日常护理之下。同 Bacque 先生谈话时,我就时常提醒他,40多年前的事情在我记
                忆中已经非常模糊不清了。”

                  “Bacque 先生把数字读给我听……排除了转移和释放之后,看来剩下的唯一可
                能就是逃跑和死亡了。这里我弄错了。”

                  针对 Bacque 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食品充裕的条件下故意令战俘挨饿的指控,
                专家们指出,战争刚结束时的欧洲,食品极度短缺。如何分配有限食品是件极为头
                痛的事情。在法律上,战俘在食品供应上的优先顺序,与平民相同。在食品不足的
                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为了优先保证平民的食品供应,钻了一下法律空子,将俘虏降
                级重新归类为“缴了诫的敌对武装力量(DISARMEDENEMY FORCE ---- 简称 DEF )”。
                这其实只是当时不得已的办法。

                  有意思的是,在专家提出食品短缺的大量证据后,Bacque 似乎不再坚持他关于
                食品充裕的看法。他又出了一本新书,转而指控美国故意令德国人饿死。他说,在
                战后给日本粮食、给俄国粮食、给法国粮食,就是不给德国粮食,导致德国饿死数
                百万人。当然书中还是充赤着大量的虚构和臆测。

                  鉴于 Bacque 的书几乎全由臆测和虚构堆砌而成,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历
                史学家接受他的说法。军事史专家 Albert Cowdrey 列出此书中众多的虚构与臆测
                等等之后,写下一段有趣的评论:

                  “无疑地,作者有理由为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他不是历史  学家,没
                什么专业声誉会因此而受损,这本书反而会强化他作为小说作家的地位。”

                  有兴趣的人,不妨去把《其他减少》和《事实与虚构》这两本书找来对照读读,
                再看看当今某些反美人士饥不择食、什么破垃圾都拣来当宝贝的模样,怪好玩的。

                  2001年5月21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作者: 秋实 其实人没少,他把非正式释放的66万民兵都当饿死了
                  然而,专家们检视档案发现,就在 Bacque 引用的这匣档案里面,有一
                  份文件专门注明:有66万民兵( 德文 Volksturn, 英文 Peoples' Militia )
                  被非正式释放 (released without formal discharge ),列入“其他减少”
                  项目。而 Bacque 却无视这个注解,把他们都当成了死亡。在一次电视采访
                  中,Bacque 在追问下只得承认,他没留意,miss 掉了这个注解。
            • 美国人对待公约好像有几种手段,1,国内法高于国际法,2,具体案例中某些人不适合公约,3,fuck off,退出公约!美国大爷不玩了。
              • 还有一条:干脆不加入公约。你们玩儿吧。
      • That's a excuse they "Have to" have one!!!!!
    • 中国人一有爱国作为理由,就立刻理直气壮了。最早是忠君爱国,后来是党国,再后是四项基本原则。任何统治者,一定要把自己的统治和爱国结合起来,就稳坐江山了。可是侵略者载门外时,叫得最厉害,等进了门,大都成了汉奸。
      • 哪里来的统计? 总比那些侵略者还没进门就开始摇尾巴的人好吧.
        • 多少北大清华的原爱国志士,现在都在美国哭着喊着一定要那绿卡。
          历史上,但外族侵入时,外族人数相对汉人极少,都是以华制华才可以的,偏偏汉人里就那么多可以拿来利用的,还都是读过圣人的非我族类的爱国宣传的。很多例子,在外族入侵前都是爱国志士,外族来了,就成了马前卒。最明显的在明末,多少明臣都是自称要死而后已的,回头都成了,开国元勋。清末的史料比较全,所以知道的多,以前的也差不多少。否则以区区50万蒙古人,怎么打不下朝鲜、越南、日本、印尼,偏偏把中国给灭了。
          • 有点逻辑好不好? 蒙古骑兵打越南,日本,印尼? 当时谁打得过蒙古人? 前清为什么要搞文字狱? 什么叫汉奸?
            • 不知道就说,当时汉人控制的就是江南水乡、丘陵,跟你说的那几个一样,蒙古骑兵不是一样打,地利只是三要素之一。中国强盛了几千年,也没把区区朝鲜越南灭掉,不是跟民族性有关?跟骑兵不骑兵的有多少关系?
              当时谁打的过蒙古?对,所以就望风而降吧。
              • 他们骑马去日本? 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 想得到的地方都打了, 没打的是地方都是太远,太偏.
                • 蒙古人在征服越南的战争中惨败
                  他们在1257年、1285年和1287年三度占领了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但越南人每一次都迫使他们节节后退。1285年,蒙古人通过越南北部征服占婆的企图也被占人击败。1287年,蒙古人的确成功地占领了上缅甸蒲甘王国,但他们在1303年退出这一地区。在大陆东南亚,与1261-1303年间在叙利亚一样,当蒙古人遇到坚决的军事抵抗时,在后勤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形势下,他们被这一战场与他们远在欧亚大平原东北边缘的基地之间的遥远距离击败了。蒙古人于1292-1293年对爪哇发动的海上远征,与1274年和1281年对日本进行的海上远征一样,也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 城市电视中文下个月将播放大型历史剧<<成吉思汗>>。对蒙古史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看。 日本NHK拍摄的历史剧<<北条时宗>> 反映的是蒙古侵日史实,也值得一看。
                    • HISTORY台放蒙古人的历史都放了几十遍了, 成吉思汗是欧洲忘不了的一个恶梦
                      因为蒙古人最后成了中国的少数民族, 中国的历史书上几乎不写蒙古人的劣迹, 只写他们横扫世界的雄姿. 其实当时的蒙古人应该是历史上最野蛮最残忍的人种, 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三光, 城市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用处的东西, 毁起来一点不心疼.
                      • 没错。蒙古人也屠杀了不少汉人,据说宋末元初,中原人口因此减少一半。
                      • 当时他们认为中国的“张王李赵”四大姓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并以此为标准号称要杀尽这四大姓的汉人;多少人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每家必须养一个蒙古兵... ...现在我看到一些中国人歌颂成吉思汗就头疼:忘了“中秋月圆杀鞑子”?
                        • 说起来在蒙古人眼里, 中国人的地位比欧洲人还要高点
                          蒙古人一等, 中国北方人二等, 南方人三等, 色目人(欧洲人)四等. 所以蒙古人在欧洲犯下的罪行更令人发指, 是欧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

                          现在中国为了民族团结, 竟然把成吉思汗当英雄来歌颂, 对他的罪行, 特别是对汉人犯的罪, 只字不提, 很多中国人一提成吉思汗还一脸骄傲, 哎!
                          • 成吉思汗是一畜牲
            • 文字狱有多少次?是清朝自己发明的空前绝后的?就算清朝,有多少冤狱是汉人自己为了邀功请赏、消灭政敌干的?
          • 满清入关时只有区区15万人,居然灭掉了有上亿人口的大明
            • 成吉思汉横扫欧洲也不过5万人而已.
          • 蒙古统治中原不过区区50年, 统治俄国300年
            • 这说明当时的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满人如果不汉化, 统治也不会长久的
              看看世界历史, 那个民族没有过屈辱? 多少民族完全消失? 四大文明, 能延续下来的只剩华夏, 难道不值得骄傲吗?

              看问题不要光看到失败, 没有失败过的民族根本不存在, 完全失败而消亡的也不计其数.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上下几千年, 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不还顽强着吗? 出几个汉奸算什么!
          • 蒙古入侵使中国至少损失了7000万人口, 极其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经济, 以至于明朝花了300年才勉强恢复到金末的人口数量. 二次世界大战死亡5000万人口, 一次世界大战死亡1500万人口, 但和蒙古人发动的世界大战比
    • 我爷爷的爷爷的爸爸,是那时候天津静海县一个村里的大师兄。按家谱说,好像有一个旁系跟霍元甲的师傅同名,也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