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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看《卡拉是条狗》
李祥瑞
《苏州河》（2000）、《走到底》（2000）、《开往春天的地铁》（2002）、《周渔的火车》（2003）之类已经使我对国产电影的期望一天天减少着，《卡拉是条狗》却让我惊喜万分：该片证明在特色舆论环境和审查机制下拍出有震撼力的作品是可能的，伊朗电影人能做到的中国电影人也能做到，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这部电影的灵魂不是编剧，编剧只是在纸上写了些文字符号；不是导演，较之那些急于陈述艺术观点喜欢用时尚语言把整个世界描述得奇形怪状的同行们，路学长简直是不动声色，他和摄影师一起做了隐形人[突然想到很多玩技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这儿拍电影呢”的中国导演其实很弱智，他们甚至丧失了电影导演最基本的能力，无法讲述一个震撼心灵的故事，晃荡镜头（孟京辉《像鸡毛一样飞》）、大事铺张（张艺谋《英雄》），根本毫无意义]。；这部电影的灵魂是演员。无法想象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如果换成别人将会怎样。只怪葛优太优秀，光芒四射，把别人的功劳全给盖了。
优秀的演员、高超的演技容易让人产生跳出戏外的联翩浮想，看罗伯特德尼洛、吴镇宇、刘青云的电影总免不了思考一番人家先前扮演的人物如何如何，观葛优亦是。当“老二”出场，笔者脑海中不断闪跃出葛优过去塑造的经典银幕形象：杨重（《顽主》1988）、福贵（《活着》1994），他们趣味低级、形容猥琐，只有愤怒起来，平庸的躯壳里才有生命的尊严闪亮。在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里，葛优露面的时间很短，但他的表现异常抢眼，那个喋喋不休以意识形态输灌为己任的管教干部堪为国家暴力机关压迫力的绝妙体现，其形象既真实又荒诞，将黑色和反讽意味注入影片，可谓点睛之笔。以至于每一回看到此处，总是心存幻想：如果葛优陪着姜文走出铁锁重重的拘留所长廊后摄影机能再跟着他返回里面的神秘空间开始另一段全新的故事就好了。
在《卡拉是条狗》中，葛优从压迫者变成被压迫者，这种角色的转变并不突兀，因为葛优扮演被压迫者实在轻车熟路（那位管教干部本质上也是被压迫者，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工具，精神上遭到专制模具的强力打压，也挺可怜的），加之“老二”这个角色同样承受国家暴力机关压迫，延伸《有话好好说》人物意味，有幸目睹其惨状，也算得偿所愿。“老二”的形象很真实。中国主旋律电影的通病是：往往从代表阶级的高度塑造人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类形象总要突出某种典型性，附加种种统治阶级所倡导的道德理想，“真善美”了、“高大全”了，“人”也搞的不像“人”了。《卡拉是条狗》的贡献在于，真正从人性的角度不记功利地去观察去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导演路学长不仅将自己的艺术表现欲深藏不露、还彻底根除了内地导演随机贩卖政治观点的恶习，确实难能可贵。回顾起来，贪图名利的反面典型应该是《爱情麻辣烫》（1997），导演张扬用电影时尚语言交叉讲述少、中、老三代人的爱情故事，奉行“老少皆宜”的主旋律创作宗旨，媚上意图显著，作为青年导演，所牺牲的是艺术生命，较于同挂“新生代”名份的路学长，他张扬倒显得老的该退休了。
只有导演将艺术的政治的操纵意念化解于无形，电影中的人物才可能鲜活起来（导演意念的消隐应该是导功成熟的表现）。“老二”和他老婆和他儿子和他周围的人们都不是国产主旋律电影中的“人”而是观众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真人”，是确定无疑的。有预谋的图像摄取和深思熟虑的片断剪辑没有将电影中的“人”和观众距离拉远，在国产片创作中实属罕见，所以笔者对《卡拉是条狗》价值估量是这样的：一部按照国际电影创作标准摄制的影片（呵呵，监制冯小刚说该片是“大片”，很有道理啊）。
故事一波三折。机车厂工人“老二”四处托人找关系要“严打”中被派出所收缴的狗，小人物的悲哀在倒计时中逐步显现。２０小时之内，“老二”和警察们大打交道，忙三火四、焦头烂额、走进深渊：进了派出所，你还有自由吗？只要你违了法，你必将丧失作为人的基本权力，今天，“老大”要限制限制“老二”养狗的自由！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中躲在屋子里自我虚构怒斥警察情景以解心头之恨的不羁少年夏雨已经长大成人摇身一变穿上了警装，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小子在精神上绝对压倒一切平头老百姓，每一回中年男子“老二”像个犯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在这个毛头小伙子面前认罪服输，其实是平民百姓出于本能出于自我保护习惯性地向制度低头。这种在压迫环境中的无奈，相信国人深有体会。
张元的《东宫西宫》（1996）告诉我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是暗夜中的派出所，那里除了警察平民百姓是不会有尊严的，片中值班警察胡军勒令同性恋作家蹲在地上交待问题，根本不是一个人对待另一个时应有的态度。最早在《少年犯》（1985）里看到这种警察对他人的蔑视，嫌犯面壁蹲着，看管者不时吆喝着“老实点！”--一部富于教化色彩的影片中居然会有此类景象存在，足见压迫者的行为因为制度的默许因为被压迫者的麻木已经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
那么，“老二”解救“卡拉”的过程，就明显地是了一种向制度的抗争。
“老二”多方奔走求助于各种各样有能力的“朋友”，跟着女朋友满世界认识了好多杂七杂八的人，从非法渠道营救“卡拉”，从个人安全和利益的角度考虑，是“上策”。果然，临时搭建的关系网开始发挥作用，既然能轻易搞到比“卡拉”还纯种的狗，让“卡拉”回家还难吗？
片未出现了“卡拉于当晚重新回到老二家中”的字幕，这段说明性文字实则是对片头“《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的嘲讽，它标志着苟且偷生的人们反抗国家暴力的行动获得了成功，看起来严厉执法的国家暴力机关面对底层民众的抵力并非铜墙铁壁无懈可击，贩夫走卒们的活动能力令人惊奇。人们为了一条狗去撼动国家机器，所谓“敢把天捅个窟窿”，这就是吧？谁让老天不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不过，因为贫贱，人们捅窟窿的力量是微弱微妙而又不易察觉的，但天要有个窟窿出来却是早晚的事。狗命关天。第二段字幕“老二于次日去派出所给卡拉上了户口”，又展现出人们在压迫环境下的无奈，引人深深回味……
观众长出一口气的时候还没到，这部电影是没有结尾的，当“老二”遭遇儿子亮亮“你就不配当我爸！”的棒喝，我们和“老二”一起震惊无语，你以为你找到了“卡拉”花5000块钱给它办了“狗证儿”你就找回了“尊严”拥有了“自由”么？“卡拉”是条狗，你“老二”不也是条狗？因为在儿子眼里，你是一个没有“父亲证儿”的父亲。普天之下，还有多少的人，没有“人证儿”啊？！
天知道，今天、明天，“老二”的故事会不会在你周围甚至你自己身上重演。
想起《卡拉是条狗》导演路学长在谈到赴柏林参展情况时说：“有些国外观众对国内的情况是很了解的，--甚至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问我这个电影能在国内公映吗，我说我在出来的前一刻拿到了通过令。大家就鼓起掌来。认为这种片子政府能够通过，说明对电影的管理在进步之中。”
再简单说说我看的这本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发行、广州环亚音像制作发行有限公司经销的DVD影碟， 静止菜单、无任何字幕，画质方面仍然是6区产品的低水准表现（清晰度比vcd影碟强不了多少），但是个人以为，冲着影片价值，买来看看还是很值得的。记得买某些经典片的时候，猴急的我们根本没去考虑是DECSS还是YSYS、模拟的吗？很多东西能有的看，就不错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俺看《卡拉是条狗》
李祥瑞
《苏州河》（2000）、《走到底》（2000）、《开往春天的地铁》（2002）、《周渔的火车》（2003）之类已经使我对国产电影的期望一天天减少着，《卡拉是条狗》却让我惊喜万分：该片证明在特色舆论环境和审查机制下拍出有震撼力的作品是可能的，伊朗电影人能做到的中国电影人也能做到，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这部电影的灵魂不是编剧，编剧只是在纸上写了些文字符号；不是导演，较之那些急于陈述艺术观点喜欢用时尚语言把整个世界描述得奇形怪状的同行们，路学长简直是不动声色，他和摄影师一起做了隐形人[突然想到很多玩技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这儿拍电影呢”的中国导演其实很弱智，他们甚至丧失了电影导演最基本的能力，无法讲述一个震撼心灵的故事，晃荡镜头（孟京辉《像鸡毛一样飞》）、大事铺张（张艺谋《英雄》），根本毫无意义]。；这部电影的灵魂是演员。无法想象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如果换成别人将会怎样。只怪葛优太优秀，光芒四射，把别人的功劳全给盖了。
优秀的演员、高超的演技容易让人产生跳出戏外的联翩浮想，看罗伯特德尼洛、吴镇宇、刘青云的电影总免不了思考一番人家先前扮演的人物如何如何，观葛优亦是。当“老二”出场，笔者脑海中不断闪跃出葛优过去塑造的经典银幕形象：杨重（《顽主》1988）、福贵（《活着》1994），他们趣味低级、形容猥琐，只有愤怒起来，平庸的躯壳里才有生命的尊严闪亮。在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里，葛优露面的时间很短，但他的表现异常抢眼，那个喋喋不休以意识形态输灌为己任的管教干部堪为国家暴力机关压迫力的绝妙体现，其形象既真实又荒诞，将黑色和反讽意味注入影片，可谓点睛之笔。以至于每一回看到此处，总是心存幻想：如果葛优陪着姜文走出铁锁重重的拘留所长廊后摄影机能再跟着他返回里面的神秘空间开始另一段全新的故事就好了。
在《卡拉是条狗》中，葛优从压迫者变成被压迫者，这种角色的转变并不突兀，因为葛优扮演被压迫者实在轻车熟路（那位管教干部本质上也是被压迫者，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工具，精神上遭到专制模具的强力打压，也挺可怜的），加之“老二”这个角色同样承受国家暴力机关压迫，延伸《有话好好说》人物意味，有幸目睹其惨状，也算得偿所愿。“老二”的形象很真实。中国主旋律电影的通病是：往往从代表阶级的高度塑造人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类形象总要突出某种典型性，附加种种统治阶级所倡导的道德理想，“真善美”了、“高大全”了，“人”也搞的不像“人”了。《卡拉是条狗》的贡献在于，真正从人性的角度不记功利地去观察去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导演路学长不仅将自己的艺术表现欲深藏不露、还彻底根除了内地导演随机贩卖政治观点的恶习，确实难能可贵。回顾起来，贪图名利的反面典型应该是《爱情麻辣烫》（1997），导演张扬用电影时尚语言交叉讲述少、中、老三代人的爱情故事，奉行“老少皆宜”的主旋律创作宗旨，媚上意图显著，作为青年导演，所牺牲的是艺术生命，较于同挂“新生代”名份的路学长，他张扬倒显得老的该退休了。
只有导演将艺术的政治的操纵意念化解于无形，电影中的人物才可能鲜活起来（导演意念的消隐应该是导功成熟的表现）。“老二”和他老婆和他儿子和他周围的人们都不是国产主旋律电影中的“人”而是观众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真人”，是确定无疑的。有预谋的图像摄取和深思熟虑的片断剪辑没有将电影中的“人”和观众距离拉远，在国产片创作中实属罕见，所以笔者对《卡拉是条狗》价值估量是这样的：一部按照国际电影创作标准摄制的影片（呵呵，监制冯小刚说该片是“大片”，很有道理啊）。
故事一波三折。机车厂工人“老二”四处托人找关系要“严打”中被派出所收缴的狗，小人物的悲哀在倒计时中逐步显现。２０小时之内，“老二”和警察们大打交道，忙三火四、焦头烂额、走进深渊：进了派出所，你还有自由吗？只要你违了法，你必将丧失作为人的基本权力，今天，“老大”要限制限制“老二”养狗的自由！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中躲在屋子里自我虚构怒斥警察情景以解心头之恨的不羁少年夏雨已经长大成人摇身一变穿上了警装，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小子在精神上绝对压倒一切平头老百姓，每一回中年男子“老二”像个犯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在这个毛头小伙子面前认罪服输，其实是平民百姓出于本能出于自我保护习惯性地向制度低头。这种在压迫环境中的无奈，相信国人深有体会。
张元的《东宫西宫》（1996）告诉我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是暗夜中的派出所，那里除了警察平民百姓是不会有尊严的，片中值班警察胡军勒令同性恋作家蹲在地上交待问题，根本不是一个人对待另一个时应有的态度。最早在《少年犯》（1985）里看到这种警察对他人的蔑视，嫌犯面壁蹲着，看管者不时吆喝着“老实点！”--一部富于教化色彩的影片中居然会有此类景象存在，足见压迫者的行为因为制度的默许因为被压迫者的麻木已经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
那么，“老二”解救“卡拉”的过程，就明显地是了一种向制度的抗争。
“老二”多方奔走求助于各种各样有能力的“朋友”，跟着女朋友满世界认识了好多杂七杂八的人，从非法渠道营救“卡拉”，从个人安全和利益的角度考虑，是“上策”。果然，临时搭建的关系网开始发挥作用，既然能轻易搞到比“卡拉”还纯种的狗，让“卡拉”回家还难吗？
片未出现了“卡拉于当晚重新回到老二家中”的字幕，这段说明性文字实则是对片头“《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的嘲讽，它标志着苟且偷生的人们反抗国家暴力的行动获得了成功，看起来严厉执法的国家暴力机关面对底层民众的抵力并非铜墙铁壁无懈可击，贩夫走卒们的活动能力令人惊奇。人们为了一条狗去撼动国家机器，所谓“敢把天捅个窟窿”，这就是吧？谁让老天不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不过，因为贫贱，人们捅窟窿的力量是微弱微妙而又不易察觉的，但天要有个窟窿出来却是早晚的事。狗命关天。第二段字幕“老二于次日去派出所给卡拉上了户口”，又展现出人们在压迫环境下的无奈，引人深深回味……
观众长出一口气的时候还没到，这部电影是没有结尾的，当“老二”遭遇儿子亮亮“你就不配当我爸！”的棒喝，我们和“老二”一起震惊无语，你以为你找到了“卡拉”花5000块钱给它办了“狗证儿”你就找回了“尊严”拥有了“自由”么？“卡拉”是条狗，你“老二”不也是条狗？因为在儿子眼里，你是一个没有“父亲证儿”的父亲。普天之下，还有多少的人，没有“人证儿”啊？！
天知道，今天、明天，“老二”的故事会不会在你周围甚至你自己身上重演。
想起《卡拉是条狗》导演路学长在谈到赴柏林参展情况时说：“有些国外观众对国内的情况是很了解的，--甚至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问我这个电影能在国内公映吗，我说我在出来的前一刻拿到了通过令。大家就鼓起掌来。认为这种片子政府能够通过，说明对电影的管理在进步之中。”
再简单说说我看的这本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发行、广州环亚音像制作发行有限公司经销的DVD影碟， 静止菜单、无任何字幕，画质方面仍然是6区产品的低水准表现（清晰度比vcd影碟强不了多少），但是个人以为，冲着影片价值，买来看看还是很值得的。记得买某些经典片的时候，猴急的我们根本没去考虑是DECSS还是YSYS、模拟的吗？很多东西能有的看，就不错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