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
张邦炜
宋徽宗有艺术家的气质――风流、浪漫、玄想,无政治家的素养――睿智、务实、果断。阴差阳错,他竟君临天下。徽宗角色错位,对北宋历史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但不能夸大。号称“极盛”的北宋王朝迅疾覆灭,原因相当复杂。从前有人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认为北宋覆灭的原因在于“朝议”不听章忄享之言,误立端王赵佶即徽宗为帝。他们如此假设:“设建辟之时,朝议从忄享,端王不帝,宋可无败乎!” [1] 其实,这一角色安排不能归咎于“朝议”,徽宗之立自有其前因后果。下面的讨论从宋哲宗之死开始。
一、哲宗纵欲早逝
宋徽宗赵佶是宋哲宗赵煦的异母弟,哲宗生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徽宗生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五月 [2] ,兄弟二人年龄相差不到6岁。在正常情况下,徽宗断无继承哲宗皇位的可能。徽宗继位有一线希望,是由于哲宗刚满23岁 [3] 便死去。
哲宗的病情对外公开的说法是:“故冬以来,数冒大寒,浸以成疾,药石弗效,遂至弥留。” [4] 所幸,知枢密院事曾布的日记《曾公遗录》部分保存至今。从中可知,哲宗并非因伤风感冒而死,而是死于性生理疾病。两宋帝王患性生理与性心理病者,除哲宗而外,至少还有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二月,金军袭击扬州,高宗夜半仓皇渡江而逃,“矍然警惕,遂病熏腐”,从此患下性无能症。其后果是丧失生育能力,“后宫皆不孕”。 [5]
哲宗的病情及后果都比高宗严重得多。其症状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 [6] ,是致命的。其病因则是极度性放纵。哲宗宫中美女如云,宰相吕大防的夫人亲眼看见:哲宗“前后宫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样妆梳,衣服之类无少异。”“其服饰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睹。” [7] 哲宗9岁做皇帝,其管教者既有祖母英宗高皇后,又有嫡母神宗向皇后、生母神宗朱德妃。其中,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是位女强人,她对哲宗管束颇为严厉。哲宗年纪渐大,依然身不由己。他对其祖母“甚衔之” [8] ,但在行动上不敢为所欲为。当时人说:哲宗“天颜穆然,敬奉二宫,有不迩声色之意” [9] ,大体属实。元礻右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大权在握,再也不受管束。他立即反弹,不仅在政治上一反高太后所为,排斥旧党、废止旧法,起用新党、推行新法,而且在生活上肆无忌惮,纵欲无度。中书侍郎范百禄曾兼任侍读,很了解哲宗,对其健康状况深表关切。他在出知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时,为此专门上疏哲宗。奏疏引用孔子所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告诫哲宗应注重“养生礻是身之道”、“福寿康宁之术”。 [10] 对于这类忠告,哲宗置若罔闻。加之宦官“起哲宗侈心” [11] ,于是哲宗变本加厉。“明艳冠后庭”的御侍刘氏“有盛宠” [12] ,与高太后所立孟皇后争宠。哲宗不顾大臣反对,断然将孟皇后废黜。刘氏取而代之,正位中宫。哲宗与刘氏如胶似漆,因此得下性生理疾病。御医秦○、孔元、耿愚束手无策,“深以为忧” [13] 。哲宗一病不起,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十二日深夜病故。
元符二年八月,当时位号为贤妃的刘皇后虽然为哲宗生下一皇子,即所谓邓王,但两月后便夭折。哲宗撒手人寰,膝下无传宗继位之人。外界早知哲宗性命难保,他本人则对病情估计不足。哲宗短命,并未留下遗嘱。于是峰回路转,当时被封为端王的徽宗赵佶继位出现一线希望。
二、太后“圣意先定”
端王赵佶继位虽有希望,但这线希望相当渺茫。哲宗有皇弟13人,其中8人已死,5人尚在,即申王赵亻必、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越王赵亻思。5人之中,申王赵亻必年纪最大,但有目疾;简王赵似是哲宗的同母弟,系当时被尊奉为皇太妃的神宗朱德妃所生。帝政时代的皇位继承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如亡故皇帝无皇子,则论血缘关系亲疏,立同母弟;或以长幼为序,立年长者。简王赵似无疑是一大热门人选。
至于端王赵佶,系神宗第十一子,宫中称他为“十大王”,是由于“神宗第十子(仪王赵)伟 [14] 早世”。 [15] 其生母陈氏虽史称神宗钦慈皇后,但入宫之初,不过御侍而已,生下赵佶后,才母以子贵,先后进封才人、美人,并已于11年前死去。其钦慈皇后以及太妃、太后等头衔,均为死后多年追尊、追谥。赵佶既非嫡又非长,在通常情况下,继位的可能性极小。
究竟由谁继位,身为皇太后的神宗向皇后必须面对这道难题。她本人无皇子,态度较超脱。与英宗高皇后不同,神宗向皇后是个以不贪恋权力闻名的弱女子,素不过问朝政,决断能力极差。她犹豫不决,只得就近在宫中,与宦官商议。
向太后询问大宦官梁从政,得到的回答是:“第问章忄享。”向太后“疑之”,怀疑他交结外朝,再问道:“即忄享言非,奈何?”梁从政说:“忄享,宰相,其言安可不从!”两人话不投机,向太后“麾之去”。史称:“初,梁从政给事皇太妃(即神宗朱德妃)○,阴以简王属章忄享。” [16] 梁从政早已暗中勾结宰相章忄享,试图拥立简王。另一大宦官郝随,“本陈太妃(即徽宗生母)○中旧人”。 [17] 郝随与端王的关系,和梁从政与简王的关系完全相同。向太后是否事先咨询过他?郝随是否建议立端王?向太后是否采纳其建议?史籍虽无记载,但极有可能。下面两点即是其佐证。
一是郝随素来干预宫廷事务乃至朝政。当年仅位居婕妤的刘皇后不甘屈居于孟皇后之下,郝随边劝慰边建议:“毋以此戚戚,愿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当为婕妤有也。” [18] 这一主意最终果然奏效。刘皇后为斗倒孟皇后,“阴造奇语以售谤,内侍郝随、刘友端为之用。” [19] 刘皇后一伙诬陷孟皇后厌魅 [20] ,侍御史董敦逸负责录问此案。他明知这是一桩苦打成招的冤案,“握笔弗忍书。郝随从旁胁之,乃不敢异。” [21] 于是孟皇后被废。郝随实属刘皇后争宠获胜的一大“功臣”,其主意与能量都在梁从政之上。向太后岂有仅询问梁从政,不咨询郝随之理?即便向太后不问,一向不甘寂寞的郝随势必主动进谏。以其三寸不烂之舌,自会说动向太后。
二是徽宗后来百般庇护郝随。郝随不仅是孟皇后冤案的主要制造者之一,而且是个特大贪污犯。他负责宫中修缮,既浪费:“穷奢极侈,殚工尽巧,以粪土用邦财,以寇雠用民力”,又贪赃:“不经有司,擅自支费,因缘为奸,乾没无限,以至内帑珠金,率意取之,并无归着。” [22] 徽宗即位后,御史中丞席旦等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徽宗大事化小,称:“彼自乞宫观。” [23] 暂且将郝随调任延福宫使,以平众怒。史称:“内侍郝随娇横,(席)旦劾罢之,都人诵其直。” [24] 这一处分实在太轻,给事中龚原又上疏“论郝随得罪,不得居京师。” [25] 然而郝随与徽宗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知情者“或揣上意且起用”。 [26] 果不其然,郝随不久复官,并升任知入内内侍省。席旦、龚原等官员反因弹劾郝随而遭贬。郝随此后更是有恃无恐,动辄告御状,“泣诉于上”。而徽宗总是“慰勉之”。 [27] 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十月,郝随死,“谥荣恪”, [28] “赠开府仪同三司”。 [29] 此职乃文臣寄禄官之首阶。郝随以何功何德享此殊荣,难道仅仅因为他曾侍候徽宗生母?这更让人怀疑郝随实乃徽宗的幕后拥立者。
诚然也有反证,即郝随党同章忄享。史称:“章忄享专政,结内侍郝随,以固权宠。刘友端助之,三人凶狡相济。” [30] 确实,哲宗后期,章忄享拜相,“结宦官郝为助”。哲宗的动向由郝随“觇知”,再“密语(章)忄享”。 [31] 然而北宋后期,政局变幻莫测,官员翻云覆雨,利益集团不断重组。官员分道扬镳乃至反目成仇,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这批变色龙中,以杨畏最负臭“名”,人称“杨三变”。 [32] 徽宗即位后,章忄享、郝随处境迥然不同,足见二人已分道扬镳。其原因也许正在于二人拥立对象不同。
向太后询问梁从政后,深感事态之严重。她唯恐发生变故,于正月十三日黎明迅疾召集宰执大臣商议继位重事,并部署加强都城警戒,要求各地务必保持安定。向太后在召见大臣之前,已成竹在胸,即所谓“圣意先定,牢不可移”。 [33] 这位弱女子一改优柔寡断的旧习,顿时颇有决断,固然是形势所逼,或许也与郝随的策划和支持有关。
三、“朝议” 流于形式
宋徽宗即位的合法依据是宋哲宗《元符遗制》。北宋前七帝的《遗制》至今仍保留在《宋大诏令集》卷七和《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之中。其中,太祖《开宝遗制》为太宗伪造,或许尚嫌证据欠充足;哲宗《元符遗制》系冒名之作,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哲宗《元符遗制》称:“皇弟端王某,先帝之子,朕之爱弟也,仁孝恭俭,闻于天下,宜授神器,以昭前人之光,可于柩前即皇帝位。”这并非哲宗的临终遗言,而是向太后主持下的“朝议”即御前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其草拟者虽然是大臣,实则向太后之意。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上看,宋代的“朝议”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最高统治者遇到军国重事与烦难问题,往往召集大臣商议,允许自由发表意见,虚心倾听并加以吸取,以便作出正确决策。“朝议”实可视为古代政治中的现代政治因素,专制独裁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因素,尽管其范围极狭小、程度很有限。然而这次非常御前会议自有其非常之处,不仅主持者是代行皇权的皇太后,参加者仅宰执大臣,旁听者只限于宦官,而且完全流于形式。
“朝议”的经过,当事人曾布在《曾公遗录》卷九中记载较详尽。向太后“坐帘下,微出声发哭:‘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宰相章忄享首先发言,他傲视向太后,“厉声云:‘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章忄享所言虽然并未违背皇位继承原则,但向太后立刻痛加批驳:“申王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她不愿再听不同意见,迅疾行使其最终决定权:“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其理由仅仅是哲宗生前曾对她说:“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诸王。” [34] 且口说无凭,死无对证,谁也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向太后陡然如此刚毅果断,为章忄享所始料不及。他仍不服气,公然顶撞向太后: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35] 知枢密院事曾布先斥责道:“章忄享,听太后处分。” [36] 赓即表白:“章忄享并不曾与众商量。”尚书左丞蔡卞顺水推舟,连忙表态:“在皇太后圣旨。”中书侍郎许将“亦唯唯”,章忄享“色沮”。 [37] 于是,皇位由端王赵佶继承成为决议。
可见,这次御前会议堪称古代专制极权政治制度下所谓“民主”的典型。向太后视宰执为玩具,将“朝议”当儿戏。立端王为皇帝,事前早已定案,召集御前会议,走走过场而已。史称:“皇太后决策立端王”, [38] 记述准确无误。如果说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作出的非常错误的决定,那么责任不在“朝议”,而在一时皇权在握的向太后。章忄享所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虽然被历史所证实,但他本人后来为这句大实话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这次御前会议最终沦为政治陷阱。
四、徽宗故作姿态
立端王赵佶为帝的决议形成后,向太后召端王入宫,他当天居然“请假”,一再宣召,许久未至。端王终于入宫,他一再谦让:“申王,兄也。”向太后再三开导:“申王有疾,王次当立,王不须辞。” 宰执大臣好言相劝:“天命所属,大王当上为宗庙社稷大计,不当辞。”年届18岁的端王才被推上皇帝宝座,史称宋徽宗。他再三恳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先拒绝:“皇帝年长、聪明,不须更如此”,后勉从其请。徽宗吩咐宰执:“遗制未下,可添入。”宰执盛赞徽宗:“陛下圣德,谦挹如此。” [39] 并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据此撰就所谓哲宗《元符遗制》。难道徽宗做皇帝果真出于迫不得已吗?从事前事后的种种迹象看,他“心独自负” [40] ,并无自知之明,对于皇位觊觎已久,谦让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
事前,徽宗大造舆论。其主要佐证有三,一是哲宗在其皇子即邓王夭折后,派宦官前往泰州(江苏今市)天庆观,求嗣于有“神翁”之称的道士徐守真(一作徐守信)。徐守真说:“上天已降嗣矣。”哲宗不解其意,“再三遣使迫询其故,即大书‘吉人’二字上之”。 [41] 徽宗名佶,拆开即是“吉人”二字。二是开肆于开封相国寺的算命先生陈彦号称“谈禄命如神”,徽宗急于得知自己的命运,“令人持生平密问之”。陈彦断言此“大横之兆,且云事应在两月后。” 所谓“大横之兆”,即“天子之命”。 [42] 三是徽宗“为端王,尝退朝”,方技之士郭天信“密遮白曰:‘王当有天下。’” [43] 此外,如当时每逢朝会,负责巡视队列的官员总是高呼:“端笏立”; [44] 宫中建一堂,哲宗取名为“迎端”。所有这些“端”字统统与端王挂钩,被解释为“迎事端而治之”。 [45] 当时人说:徽宗“时多征兆,心独自负”。 [46] 这些所谓“征兆”,有的固然是徽宗即位后人们的附会,有的则是徽宗通过其左右、亲近人等为其君临天下制造舆论。于是哲宗晚年,徽宗理当继位的呼声颇高。
事后,徽宗论功行赏。徐守真因书“吉人”二字,被“召至都下”,徽宗“用太宗见陈抟故事,御绦褐,即便殿,以宾礼接之。” [47] 徐守真不久死去,徽宗“赐大中大夫,给葬用四品礼”。 [48] 陈彦因算命有功,徽宗“初欲官以京秩,继乃补西班,积官至节钺。” [49] 所谓“节钺”,即节度使。郭天信因曾预言“王当有天下”而“得亲匿,不数年,至枢密都承旨、节度观察留后。”“政和初,拜定武军节度使、礻右神观使,颇与闻外朝政事。”“其子中复为○门通事舍人,许陪进士径试大廷,擢秘书省校书郎。” [50] 曾布更是“以定策功” [51] ,于当年十月拜相,并在制词中备受褒奖:“肆朕纂临之始,大嘉翼戴之劳。” [52] 而梁从政则被贬职,其罪名是:“某受国厚恩,弗图忠报。方哲宗升遐之始,皇太后深念大计,召尔询焉。尔乃佐佑章忄享,请听其语。向非圣意先定,牢不可移,则忄享之所以异意者,将尔而售也。” [53] 章忄享所说实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更是被徽宗视为“奸言”,一直怀恨在心。章忄享于当年九月被罢相,此后一贬再贬,并死于贬所。其主要罪状之一便是:“方先帝奄弃天下,中外震惊。乃复于定策之际,阴怀异志,独倡奸言。赖母后圣明,睿意先定。克正名分,神器有归。” [54] 章忄享与其当年的同党郝随,这时的处境实有天壤之别。徽宗奖惩如此分明,更是其推辞皇位并非真情实意的明证。
五、一对风流才子
徽宗战胜简王而君临天下,固然仰仗于向太后,也由于他本人早已声名远播。徽宗的名气并非出自所谓“仁孝”,而是由于才华。而其名气与才华得益于其姑父王诜之处颇多。王诜对青少年时代的徽宗影响极大,他们二人实可称为一对风流才子。
有关徽宗才华出众的记载俯拾即是,其中不乏吹捧之词。如蔡○《铁围山丛谈》卷一曰:“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礻右陵(即徽宗)在藩邸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蔡○《北狩行录》云:徽宗“天资好学,经传无不究览,尤精于班史,下笔洒洒,有西汉之风。”所谓“好学,经传无不究览”,肯定是假话。如孔子《春秋》一书,徽宗是在被金军俘虏北上后,穷极无聊,才“试取一观之”。他读后感叹道:“比取《春秋》读之,始知宣圣之深意,恨见此书之晚。自是披览不倦,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华实,探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 [55] 亲王未曾读《春秋》,这在传统时代实属奇闻。仅由此也可见,当时普遍认为有益于治道的经史非徽宗所好,他早年无非是个“多嗜富贵”的花花太岁而已。其爱好在于当时被视为“雕虫小技”的艺术,其才华主要表现在书画方面。汤○《画鉴》称:“徽宗性嗜画,作花鸟、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间有入神品者。历代帝王画者,至徽宗可谓尽意。”这类记载大体属实,并为人所熟知。
徽宗的画艺乃至于名气,都与王诜、赵令穰等人颇有关联。蔡☆《铁围山丛谈》卷一曰:徽宗“初与王晋卿诜、宗室赵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礻右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其《国史后补》云:徽宗“在潜藩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又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令穰游。二人者,有时名。由是上望誉闻于中外。” [56] 当时任端王府内知客的吴元瑜同王、赵两人一样,都是名重一时的大书画家。吴“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礻右陵画本崔白,书学薛稷”, [57] 其实是受吴元瑜影响。
在王、赵、吴三人当中,以王诜与徽宗关系最密切,徽宗受其影响亦最大。此人字晋卿,系北宋初年大将王全斌之后、北宋中期将领王凯之孙,娶英宗第二女、神宗之妹蜀国公主为妻。 [58] 他出身富贵之家,贵公子气十足,视官职如草芥,戏弄一切,风流蕴藉,能文会诗,喜文士,好交游,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米芾、李公麟等名流均很有交情。论年龄,王诜比徽宗大30多岁;讲辈份,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诜与徽宗过从甚密,徽宗后来的亲信高俅便是当年从王诜处要来的。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8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礻右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王诜赠端王篦刀,派高俅奉上,“值王在园中蹴鞠”,于是两人“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端王派人传语王诜:“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仅由此亦可见,两人关系之深。画家韩拙则由王诜主动向徽宗推荐。据当时人张怀记述:绍圣年间,韩拙“至都下进艺,为都尉王晋所惬,荐于今圣国邸。继而上登宝座,授翰林书艺局祗候,累迁为直长秘书待诏,今已授忠训郎。” [59]
王诜其人有三大突出之处。一是善画。王诜所画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无不造妙,皆为词人墨客难状之景。二是豪侈。王诜作为驸马,他的宅第系神宗所赐,有园林之胜,宅内专建一堂名“宝绘”,藏古今法书名画。苏辙在《王诜都尉宝绘堂词》中描述道:“侯家玉食绣罗裳,弹丝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觞,白日一饱万事忘。…… 朱门甲第临康庄,生长介胄羞膏粱。四方宾客坐华堂,何用为乐非笙簧。 锦囊犀轴堆象床,竿叉连幅翻云光。手披横素风习扬,长林巨石插雕梁。清江白浪吹粉墙,异花没骨朝露香。鸷禽猛兽舌○张,腾踏○腰联○○。…… [60] 从中不难看出,王诜生活十分豪华,并爱好奇花异石、珍禽怪兽。三是好色。王诜“不矜细行”,生活相当浪荡。他除有妾8人而外,宅第之中歌儿舞女不计其数,并不时外出寻花问柳。他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因“携妾出城” [61] 而受处分。此后仍不检点,其妻号称“性不妒忌” [62] ,但内心十分痛楚,年仅30岁即抑郁而死。王诜因此在次年七月被贬往外地,神宗亲笔写下手诏,斥责王诜:“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 [63] 所谓“朋淫”,即群聚作荒淫玩乐之事。神宗死后,王诜还朝,依旧“朋淫”。元符二年闰九月,又因“隐匿妇人刘氏” [64] 而被罚铜30斤。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们不难发现,徽宗酷似王诜。不仅“所好者古器、山石”,而且“颇好驯养禽兽以供玩” [65] ,与王诜惟妙惟肖。徽宗当年一小青年而已,但与王诜一样,姬妾成群,其中一名姓彭。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四记载,“礻右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怜之。小故出嫁,为都人聂氏妇。上即位,颇思焉,复召入禁中。以其尝为民妻,无所称,但以彭婆目之,或呼为聂婆婆,其实未有年也。恩幸一时,举无与比。父党夫族,颇招权,顾金钱。士大夫亦有登门而进者。”徽宗当时是否是王诜“朋淫”即淫秽团伙中的一员,亦未可知。赵佶受其姑父王诜之大,显而易见。
徽宗与王诜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的角色安排不同,人们的角色期待不同,因而两人的历史命运也不同。王诜这位浪荡驸马虽曾任职,多属虚衔,并未从政,“白日一饱万事忘”,潜心于绘画。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无非是个画家而已,生活豪侈之类属于“细行”。王诜在美术史上留下的是美名,《文物》杂志1961年在其925岁诞辰时,推出专辑以示纪念。 [66] 徽宗则由花花太岁一跃而为风流天子,他豪侈放荡的禀性与最高统治权力相结合而恶性发展,干出了“宫新延福,山成万岁,花石应奉” [67] 等坏事蠢事,坑害民众,危害社会。历史准确地将他定位为亡国昏君。一定意义上,似可如是说,宋徽宗“成也王诜,败也王诜。”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张邦炜
宋徽宗有艺术家的气质――风流、浪漫、玄想,无政治家的素养――睿智、务实、果断。阴差阳错,他竟君临天下。徽宗角色错位,对北宋历史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但不能夸大。号称“极盛”的北宋王朝迅疾覆灭,原因相当复杂。从前有人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认为北宋覆灭的原因在于“朝议”不听章忄享之言,误立端王赵佶即徽宗为帝。他们如此假设:“设建辟之时,朝议从忄享,端王不帝,宋可无败乎!” [1] 其实,这一角色安排不能归咎于“朝议”,徽宗之立自有其前因后果。下面的讨论从宋哲宗之死开始。
一、哲宗纵欲早逝
宋徽宗赵佶是宋哲宗赵煦的异母弟,哲宗生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徽宗生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五月 [2] ,兄弟二人年龄相差不到6岁。在正常情况下,徽宗断无继承哲宗皇位的可能。徽宗继位有一线希望,是由于哲宗刚满23岁 [3] 便死去。
哲宗的病情对外公开的说法是:“故冬以来,数冒大寒,浸以成疾,药石弗效,遂至弥留。” [4] 所幸,知枢密院事曾布的日记《曾公遗录》部分保存至今。从中可知,哲宗并非因伤风感冒而死,而是死于性生理疾病。两宋帝王患性生理与性心理病者,除哲宗而外,至少还有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二月,金军袭击扬州,高宗夜半仓皇渡江而逃,“矍然警惕,遂病熏腐”,从此患下性无能症。其后果是丧失生育能力,“后宫皆不孕”。 [5]
哲宗的病情及后果都比高宗严重得多。其症状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 [6] ,是致命的。其病因则是极度性放纵。哲宗宫中美女如云,宰相吕大防的夫人亲眼看见:哲宗“前后宫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样妆梳,衣服之类无少异。”“其服饰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睹。” [7] 哲宗9岁做皇帝,其管教者既有祖母英宗高皇后,又有嫡母神宗向皇后、生母神宗朱德妃。其中,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是位女强人,她对哲宗管束颇为严厉。哲宗年纪渐大,依然身不由己。他对其祖母“甚衔之” [8] ,但在行动上不敢为所欲为。当时人说:哲宗“天颜穆然,敬奉二宫,有不迩声色之意” [9] ,大体属实。元礻右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大权在握,再也不受管束。他立即反弹,不仅在政治上一反高太后所为,排斥旧党、废止旧法,起用新党、推行新法,而且在生活上肆无忌惮,纵欲无度。中书侍郎范百禄曾兼任侍读,很了解哲宗,对其健康状况深表关切。他在出知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时,为此专门上疏哲宗。奏疏引用孔子所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告诫哲宗应注重“养生礻是身之道”、“福寿康宁之术”。 [10] 对于这类忠告,哲宗置若罔闻。加之宦官“起哲宗侈心” [11] ,于是哲宗变本加厉。“明艳冠后庭”的御侍刘氏“有盛宠” [12] ,与高太后所立孟皇后争宠。哲宗不顾大臣反对,断然将孟皇后废黜。刘氏取而代之,正位中宫。哲宗与刘氏如胶似漆,因此得下性生理疾病。御医秦○、孔元、耿愚束手无策,“深以为忧” [13] 。哲宗一病不起,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十二日深夜病故。
元符二年八月,当时位号为贤妃的刘皇后虽然为哲宗生下一皇子,即所谓邓王,但两月后便夭折。哲宗撒手人寰,膝下无传宗继位之人。外界早知哲宗性命难保,他本人则对病情估计不足。哲宗短命,并未留下遗嘱。于是峰回路转,当时被封为端王的徽宗赵佶继位出现一线希望。
二、太后“圣意先定”
端王赵佶继位虽有希望,但这线希望相当渺茫。哲宗有皇弟13人,其中8人已死,5人尚在,即申王赵亻必、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越王赵亻思。5人之中,申王赵亻必年纪最大,但有目疾;简王赵似是哲宗的同母弟,系当时被尊奉为皇太妃的神宗朱德妃所生。帝政时代的皇位继承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如亡故皇帝无皇子,则论血缘关系亲疏,立同母弟;或以长幼为序,立年长者。简王赵似无疑是一大热门人选。
至于端王赵佶,系神宗第十一子,宫中称他为“十大王”,是由于“神宗第十子(仪王赵)伟 [14] 早世”。 [15] 其生母陈氏虽史称神宗钦慈皇后,但入宫之初,不过御侍而已,生下赵佶后,才母以子贵,先后进封才人、美人,并已于11年前死去。其钦慈皇后以及太妃、太后等头衔,均为死后多年追尊、追谥。赵佶既非嫡又非长,在通常情况下,继位的可能性极小。
究竟由谁继位,身为皇太后的神宗向皇后必须面对这道难题。她本人无皇子,态度较超脱。与英宗高皇后不同,神宗向皇后是个以不贪恋权力闻名的弱女子,素不过问朝政,决断能力极差。她犹豫不决,只得就近在宫中,与宦官商议。
向太后询问大宦官梁从政,得到的回答是:“第问章忄享。”向太后“疑之”,怀疑他交结外朝,再问道:“即忄享言非,奈何?”梁从政说:“忄享,宰相,其言安可不从!”两人话不投机,向太后“麾之去”。史称:“初,梁从政给事皇太妃(即神宗朱德妃)○,阴以简王属章忄享。” [16] 梁从政早已暗中勾结宰相章忄享,试图拥立简王。另一大宦官郝随,“本陈太妃(即徽宗生母)○中旧人”。 [17] 郝随与端王的关系,和梁从政与简王的关系完全相同。向太后是否事先咨询过他?郝随是否建议立端王?向太后是否采纳其建议?史籍虽无记载,但极有可能。下面两点即是其佐证。
一是郝随素来干预宫廷事务乃至朝政。当年仅位居婕妤的刘皇后不甘屈居于孟皇后之下,郝随边劝慰边建议:“毋以此戚戚,愿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当为婕妤有也。” [18] 这一主意最终果然奏效。刘皇后为斗倒孟皇后,“阴造奇语以售谤,内侍郝随、刘友端为之用。” [19] 刘皇后一伙诬陷孟皇后厌魅 [20] ,侍御史董敦逸负责录问此案。他明知这是一桩苦打成招的冤案,“握笔弗忍书。郝随从旁胁之,乃不敢异。” [21] 于是孟皇后被废。郝随实属刘皇后争宠获胜的一大“功臣”,其主意与能量都在梁从政之上。向太后岂有仅询问梁从政,不咨询郝随之理?即便向太后不问,一向不甘寂寞的郝随势必主动进谏。以其三寸不烂之舌,自会说动向太后。
二是徽宗后来百般庇护郝随。郝随不仅是孟皇后冤案的主要制造者之一,而且是个特大贪污犯。他负责宫中修缮,既浪费:“穷奢极侈,殚工尽巧,以粪土用邦财,以寇雠用民力”,又贪赃:“不经有司,擅自支费,因缘为奸,乾没无限,以至内帑珠金,率意取之,并无归着。” [22] 徽宗即位后,御史中丞席旦等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徽宗大事化小,称:“彼自乞宫观。” [23] 暂且将郝随调任延福宫使,以平众怒。史称:“内侍郝随娇横,(席)旦劾罢之,都人诵其直。” [24] 这一处分实在太轻,给事中龚原又上疏“论郝随得罪,不得居京师。” [25] 然而郝随与徽宗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知情者“或揣上意且起用”。 [26] 果不其然,郝随不久复官,并升任知入内内侍省。席旦、龚原等官员反因弹劾郝随而遭贬。郝随此后更是有恃无恐,动辄告御状,“泣诉于上”。而徽宗总是“慰勉之”。 [27] 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十月,郝随死,“谥荣恪”, [28] “赠开府仪同三司”。 [29] 此职乃文臣寄禄官之首阶。郝随以何功何德享此殊荣,难道仅仅因为他曾侍候徽宗生母?这更让人怀疑郝随实乃徽宗的幕后拥立者。
诚然也有反证,即郝随党同章忄享。史称:“章忄享专政,结内侍郝随,以固权宠。刘友端助之,三人凶狡相济。” [30] 确实,哲宗后期,章忄享拜相,“结宦官郝为助”。哲宗的动向由郝随“觇知”,再“密语(章)忄享”。 [31] 然而北宋后期,政局变幻莫测,官员翻云覆雨,利益集团不断重组。官员分道扬镳乃至反目成仇,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这批变色龙中,以杨畏最负臭“名”,人称“杨三变”。 [32] 徽宗即位后,章忄享、郝随处境迥然不同,足见二人已分道扬镳。其原因也许正在于二人拥立对象不同。
向太后询问梁从政后,深感事态之严重。她唯恐发生变故,于正月十三日黎明迅疾召集宰执大臣商议继位重事,并部署加强都城警戒,要求各地务必保持安定。向太后在召见大臣之前,已成竹在胸,即所谓“圣意先定,牢不可移”。 [33] 这位弱女子一改优柔寡断的旧习,顿时颇有决断,固然是形势所逼,或许也与郝随的策划和支持有关。
三、“朝议” 流于形式
宋徽宗即位的合法依据是宋哲宗《元符遗制》。北宋前七帝的《遗制》至今仍保留在《宋大诏令集》卷七和《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之中。其中,太祖《开宝遗制》为太宗伪造,或许尚嫌证据欠充足;哲宗《元符遗制》系冒名之作,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哲宗《元符遗制》称:“皇弟端王某,先帝之子,朕之爱弟也,仁孝恭俭,闻于天下,宜授神器,以昭前人之光,可于柩前即皇帝位。”这并非哲宗的临终遗言,而是向太后主持下的“朝议”即御前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其草拟者虽然是大臣,实则向太后之意。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上看,宋代的“朝议”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最高统治者遇到军国重事与烦难问题,往往召集大臣商议,允许自由发表意见,虚心倾听并加以吸取,以便作出正确决策。“朝议”实可视为古代政治中的现代政治因素,专制独裁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因素,尽管其范围极狭小、程度很有限。然而这次非常御前会议自有其非常之处,不仅主持者是代行皇权的皇太后,参加者仅宰执大臣,旁听者只限于宦官,而且完全流于形式。
“朝议”的经过,当事人曾布在《曾公遗录》卷九中记载较详尽。向太后“坐帘下,微出声发哭:‘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宰相章忄享首先发言,他傲视向太后,“厉声云:‘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章忄享所言虽然并未违背皇位继承原则,但向太后立刻痛加批驳:“申王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她不愿再听不同意见,迅疾行使其最终决定权:“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其理由仅仅是哲宗生前曾对她说:“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诸王。” [34] 且口说无凭,死无对证,谁也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向太后陡然如此刚毅果断,为章忄享所始料不及。他仍不服气,公然顶撞向太后: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35] 知枢密院事曾布先斥责道:“章忄享,听太后处分。” [36] 赓即表白:“章忄享并不曾与众商量。”尚书左丞蔡卞顺水推舟,连忙表态:“在皇太后圣旨。”中书侍郎许将“亦唯唯”,章忄享“色沮”。 [37] 于是,皇位由端王赵佶继承成为决议。
可见,这次御前会议堪称古代专制极权政治制度下所谓“民主”的典型。向太后视宰执为玩具,将“朝议”当儿戏。立端王为皇帝,事前早已定案,召集御前会议,走走过场而已。史称:“皇太后决策立端王”, [38] 记述准确无误。如果说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作出的非常错误的决定,那么责任不在“朝议”,而在一时皇权在握的向太后。章忄享所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虽然被历史所证实,但他本人后来为这句大实话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这次御前会议最终沦为政治陷阱。
四、徽宗故作姿态
立端王赵佶为帝的决议形成后,向太后召端王入宫,他当天居然“请假”,一再宣召,许久未至。端王终于入宫,他一再谦让:“申王,兄也。”向太后再三开导:“申王有疾,王次当立,王不须辞。” 宰执大臣好言相劝:“天命所属,大王当上为宗庙社稷大计,不当辞。”年届18岁的端王才被推上皇帝宝座,史称宋徽宗。他再三恳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先拒绝:“皇帝年长、聪明,不须更如此”,后勉从其请。徽宗吩咐宰执:“遗制未下,可添入。”宰执盛赞徽宗:“陛下圣德,谦挹如此。” [39] 并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据此撰就所谓哲宗《元符遗制》。难道徽宗做皇帝果真出于迫不得已吗?从事前事后的种种迹象看,他“心独自负” [40] ,并无自知之明,对于皇位觊觎已久,谦让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
事前,徽宗大造舆论。其主要佐证有三,一是哲宗在其皇子即邓王夭折后,派宦官前往泰州(江苏今市)天庆观,求嗣于有“神翁”之称的道士徐守真(一作徐守信)。徐守真说:“上天已降嗣矣。”哲宗不解其意,“再三遣使迫询其故,即大书‘吉人’二字上之”。 [41] 徽宗名佶,拆开即是“吉人”二字。二是开肆于开封相国寺的算命先生陈彦号称“谈禄命如神”,徽宗急于得知自己的命运,“令人持生平密问之”。陈彦断言此“大横之兆,且云事应在两月后。” 所谓“大横之兆”,即“天子之命”。 [42] 三是徽宗“为端王,尝退朝”,方技之士郭天信“密遮白曰:‘王当有天下。’” [43] 此外,如当时每逢朝会,负责巡视队列的官员总是高呼:“端笏立”; [44] 宫中建一堂,哲宗取名为“迎端”。所有这些“端”字统统与端王挂钩,被解释为“迎事端而治之”。 [45] 当时人说:徽宗“时多征兆,心独自负”。 [46] 这些所谓“征兆”,有的固然是徽宗即位后人们的附会,有的则是徽宗通过其左右、亲近人等为其君临天下制造舆论。于是哲宗晚年,徽宗理当继位的呼声颇高。
事后,徽宗论功行赏。徐守真因书“吉人”二字,被“召至都下”,徽宗“用太宗见陈抟故事,御绦褐,即便殿,以宾礼接之。” [47] 徐守真不久死去,徽宗“赐大中大夫,给葬用四品礼”。 [48] 陈彦因算命有功,徽宗“初欲官以京秩,继乃补西班,积官至节钺。” [49] 所谓“节钺”,即节度使。郭天信因曾预言“王当有天下”而“得亲匿,不数年,至枢密都承旨、节度观察留后。”“政和初,拜定武军节度使、礻右神观使,颇与闻外朝政事。”“其子中复为○门通事舍人,许陪进士径试大廷,擢秘书省校书郎。” [50] 曾布更是“以定策功” [51] ,于当年十月拜相,并在制词中备受褒奖:“肆朕纂临之始,大嘉翼戴之劳。” [52] 而梁从政则被贬职,其罪名是:“某受国厚恩,弗图忠报。方哲宗升遐之始,皇太后深念大计,召尔询焉。尔乃佐佑章忄享,请听其语。向非圣意先定,牢不可移,则忄享之所以异意者,将尔而售也。” [53] 章忄享所说实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更是被徽宗视为“奸言”,一直怀恨在心。章忄享于当年九月被罢相,此后一贬再贬,并死于贬所。其主要罪状之一便是:“方先帝奄弃天下,中外震惊。乃复于定策之际,阴怀异志,独倡奸言。赖母后圣明,睿意先定。克正名分,神器有归。” [54] 章忄享与其当年的同党郝随,这时的处境实有天壤之别。徽宗奖惩如此分明,更是其推辞皇位并非真情实意的明证。
五、一对风流才子
徽宗战胜简王而君临天下,固然仰仗于向太后,也由于他本人早已声名远播。徽宗的名气并非出自所谓“仁孝”,而是由于才华。而其名气与才华得益于其姑父王诜之处颇多。王诜对青少年时代的徽宗影响极大,他们二人实可称为一对风流才子。
有关徽宗才华出众的记载俯拾即是,其中不乏吹捧之词。如蔡○《铁围山丛谈》卷一曰:“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礻右陵(即徽宗)在藩邸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蔡○《北狩行录》云:徽宗“天资好学,经传无不究览,尤精于班史,下笔洒洒,有西汉之风。”所谓“好学,经传无不究览”,肯定是假话。如孔子《春秋》一书,徽宗是在被金军俘虏北上后,穷极无聊,才“试取一观之”。他读后感叹道:“比取《春秋》读之,始知宣圣之深意,恨见此书之晚。自是披览不倦,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华实,探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 [55] 亲王未曾读《春秋》,这在传统时代实属奇闻。仅由此也可见,当时普遍认为有益于治道的经史非徽宗所好,他早年无非是个“多嗜富贵”的花花太岁而已。其爱好在于当时被视为“雕虫小技”的艺术,其才华主要表现在书画方面。汤○《画鉴》称:“徽宗性嗜画,作花鸟、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间有入神品者。历代帝王画者,至徽宗可谓尽意。”这类记载大体属实,并为人所熟知。
徽宗的画艺乃至于名气,都与王诜、赵令穰等人颇有关联。蔡☆《铁围山丛谈》卷一曰:徽宗“初与王晋卿诜、宗室赵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礻右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其《国史后补》云:徽宗“在潜藩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又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令穰游。二人者,有时名。由是上望誉闻于中外。” [56] 当时任端王府内知客的吴元瑜同王、赵两人一样,都是名重一时的大书画家。吴“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礻右陵画本崔白,书学薛稷”, [57] 其实是受吴元瑜影响。
在王、赵、吴三人当中,以王诜与徽宗关系最密切,徽宗受其影响亦最大。此人字晋卿,系北宋初年大将王全斌之后、北宋中期将领王凯之孙,娶英宗第二女、神宗之妹蜀国公主为妻。 [58] 他出身富贵之家,贵公子气十足,视官职如草芥,戏弄一切,风流蕴藉,能文会诗,喜文士,好交游,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米芾、李公麟等名流均很有交情。论年龄,王诜比徽宗大30多岁;讲辈份,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诜与徽宗过从甚密,徽宗后来的亲信高俅便是当年从王诜处要来的。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8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礻右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王诜赠端王篦刀,派高俅奉上,“值王在园中蹴鞠”,于是两人“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端王派人传语王诜:“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仅由此亦可见,两人关系之深。画家韩拙则由王诜主动向徽宗推荐。据当时人张怀记述:绍圣年间,韩拙“至都下进艺,为都尉王晋所惬,荐于今圣国邸。继而上登宝座,授翰林书艺局祗候,累迁为直长秘书待诏,今已授忠训郎。” [59]
王诜其人有三大突出之处。一是善画。王诜所画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无不造妙,皆为词人墨客难状之景。二是豪侈。王诜作为驸马,他的宅第系神宗所赐,有园林之胜,宅内专建一堂名“宝绘”,藏古今法书名画。苏辙在《王诜都尉宝绘堂词》中描述道:“侯家玉食绣罗裳,弹丝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觞,白日一饱万事忘。…… 朱门甲第临康庄,生长介胄羞膏粱。四方宾客坐华堂,何用为乐非笙簧。 锦囊犀轴堆象床,竿叉连幅翻云光。手披横素风习扬,长林巨石插雕梁。清江白浪吹粉墙,异花没骨朝露香。鸷禽猛兽舌○张,腾踏○腰联○○。…… [60] 从中不难看出,王诜生活十分豪华,并爱好奇花异石、珍禽怪兽。三是好色。王诜“不矜细行”,生活相当浪荡。他除有妾8人而外,宅第之中歌儿舞女不计其数,并不时外出寻花问柳。他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因“携妾出城” [61] 而受处分。此后仍不检点,其妻号称“性不妒忌” [62] ,但内心十分痛楚,年仅30岁即抑郁而死。王诜因此在次年七月被贬往外地,神宗亲笔写下手诏,斥责王诜:“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 [63] 所谓“朋淫”,即群聚作荒淫玩乐之事。神宗死后,王诜还朝,依旧“朋淫”。元符二年闰九月,又因“隐匿妇人刘氏” [64] 而被罚铜30斤。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们不难发现,徽宗酷似王诜。不仅“所好者古器、山石”,而且“颇好驯养禽兽以供玩” [65] ,与王诜惟妙惟肖。徽宗当年一小青年而已,但与王诜一样,姬妾成群,其中一名姓彭。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四记载,“礻右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怜之。小故出嫁,为都人聂氏妇。上即位,颇思焉,复召入禁中。以其尝为民妻,无所称,但以彭婆目之,或呼为聂婆婆,其实未有年也。恩幸一时,举无与比。父党夫族,颇招权,顾金钱。士大夫亦有登门而进者。”徽宗当时是否是王诜“朋淫”即淫秽团伙中的一员,亦未可知。赵佶受其姑父王诜之大,显而易见。
徽宗与王诜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的角色安排不同,人们的角色期待不同,因而两人的历史命运也不同。王诜这位浪荡驸马虽曾任职,多属虚衔,并未从政,“白日一饱万事忘”,潜心于绘画。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无非是个画家而已,生活豪侈之类属于“细行”。王诜在美术史上留下的是美名,《文物》杂志1961年在其925岁诞辰时,推出专辑以示纪念。 [66] 徽宗则由花花太岁一跃而为风流天子,他豪侈放荡的禀性与最高统治权力相结合而恶性发展,干出了“宫新延福,山成万岁,花石应奉” [67] 等坏事蠢事,坑害民众,危害社会。历史准确地将他定位为亡国昏君。一定意义上,似可如是说,宋徽宗“成也王诜,败也王诜。”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